（讲课提纲）
武 力
【内容提要】20世纪世界上出现了多种经济发展道路，但是概括起来说：无非两种：一是以资本主义为核心的现代化；二是以社会主义为核心的现代化。在前一种发展道路方面，又由于国情、发展基础、文化等差异，表现为各种形态，其中欧美的发展模式最具代表性。在后一种发展道路方面，也是由于国情、执政党、发展基础以及文化等因素的影响，表现出各种形态，其中在80年代以前以苏联发展模式最具代表性，而90年代以后，则以中国发展模式最具代表性。中国先是选择了社会主义，然后将其发展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中国为什么能够跨越了资本主义发展模式和苏联社会主义模式而走向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成功发展道路？是因为有了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和探索。 【关键词】资本主义、新民主主义、社会主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这次主要讲三个问题：
一是1921-1949：中国为什么选择了中国共产党和新民主主义（建立起新中国）；
二是1949-1956：中国为什么选择了单一公有制和计划经济的社会主义（社会主义改造的实现）；
三是1978—今：中国为什么选择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行了改革开放和市场经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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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中国共产党与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
这里从近代讲起：在资本主义入侵、民族危机和工业文明面前，中国要生存和发展，一是需要解决建立什么样的国家才能符合世界潮流？二是怎样建立符合世界潮流的现代国家？
（一）传统农业文明与近代民族危机：
中国传统文明是建立在高度发达的农业文明基础上的。（1）政治上：建立在封建中央集权基础上的大一统多民族国家；（2）经济上：农业和小商品高度发达的、区域经济发展不平衡的农业大国，实行重农抑商政策；（3）文化上：形成了以儒家文化为核心的封建伦理为主的思想文化。
中国古代科学具有明显的“伦理化”倾向。程颐说：“学也者，使人求于内也，不求于内而求于外，非圣人之学也。”（《二程遗书》卷25）朱熹认为中国真正的学问是“穷天理，明人伦，讲圣言，通世故。”至于研究和认识自然界和生产技术等的学问，朱熹则很不以为然，他说：“乃兀然存心于一草木一器用之间，此是何学问？为此而望有所得是炊沙而欲成其饭也。”（朱熹：《晦庵先生文集》卷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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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次鸦片战争后作为两江总督伊里布的谈判代表的张喜所写《探夷说帖》颇为生动地记载了张喜第一次登上英船的见闻和对：英国翻译马礼逊问到“贵国之人，亦能此否？”张答：“天朝之人，用心不在于此。”马问：“彼之用心何事？”答曰：“我国用心在文章。”
一百多年来，几乎世界上一切帝国主义国家都欺负侵略过中国。“落后就要挨打”成为共识。
据麦迪森估计，1820年中国GDP总量占世界GDP总量的33%，居世界首位；到1900年则下降11%；到1950年则进一步下降到5%。从人均GDP来看，1820年中国人均GDP相当于世界平均水平的90%，1900年则下降至43%，到1950年则进一步下降至21%，差距不断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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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1
电影《让子弹飞》反映出的：（1）“开平碉楼”现象（反映当时乡村土匪横行，老百姓不得不修碉楼以自保）；（2）“黄四郎”现象（土劣化：有土皆豪，无绅不劣）。
据粗略统计，1912年至1930年间，开平较大的匪劫事件约有71宗，杀人百余，掳耕牛210余头，掠夺其它财物无数，曾3次攻陷当时的县城苍城，连县长朱建章也被掳去。
（二）各种各样的救国建国主张。各个阶级、各个党派的主张，从顽固派、洋务派、维新派、改良派、革命派，以及太平天国运动，戊戌维新运动、立宪运动、辛亥革命、二次革命、孙中山等讲起，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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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安格斯·麦迪森：《世界经济千年史》，伍晓鹰等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03，中文版前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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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论述1927年以后国民党与共产党的分歧和各自的主张。 （三）怎样才能扫除腐败、挽救民族危机和建立人民民主国家？各个阶级各个党派；主要讲国民党和共产党之间的斗争，共产党是怎样领导人民推翻三座大山，建立新中国的。
怎样建立革命政党，怎样动员人民，怎样建立属于党的军队。
北洋军阀时期的“兵随将叛”；
孙中山的转变：1924年10月9日，孙中山题词到：“今后革命非以俄为师断无成就”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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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红军、赵波：《缅怀为人，传承友谊》，《光明日报》2011年4月2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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统一战线与大革命。
中国共产党的“枪杆子里面出政权”，“农村包围城市”道路 抗战胜利后的“劫收”（接收）；1942年伪币与法币兑换1：2；1945年抗战胜利后1：200；“想中央、盼中央，中央来了更遭殃！” 重庆和谈和内战的爆发。正如毛泽东所说：反动统治者总是过高地估计自己的力量，过低地估计人民的力量；
张学良谈国民党为什么失败，共产党为什么胜利：“得民心者得天下，国民党不得民心，把老百姓逼得都当共产党了。”（《百年潮》2011年第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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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向社会主义过渡的实现
（一）出于国家安全的需要中国要优先快速发展重工业。
1949年新中国建立以后，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仅用三年的时间就完成了国民经济恢复的任务，并从1953年开始转入大规模经济建设。但是1950年爆发的朝鲜战争，台湾海峡危机，越南战争，以及后来的中印边界冲突、中苏边界冲突，等等，都使得中国共产党在选择中国经济发展战略时，不得不将国家安全放到首位来考虑。
朝鲜战争结束以后，美国驻军台湾的问题却并没有解决。1953年8月，在朝鲜停战协定签订之后，美国与台湾举行了首次海空军联合演习。1953年9月，美国与台湾当局秘密签订了“军事协调谅解协定”，并在台北成立“协调参谋部”。根据协定，国民党军队的编制、监督、装备由美方负责；如果发生战争，国民党军的调动指挥，必须获得美方的同意。协定中的“军事协调区”包括金门、澎湖、大陈、马祖及台湾，美国第七舰队、第十三和第二十航空队为参加协定的单位。本来美国第七舰队是以朝鲜战争期间“维护台湾海峡中立”为借口而进驻的。而朝鲜战争结束后，美台双方又签定了这样一个协定。它是继1950年6月美国宣布向台湾派遣第七舰队以后，企图长期把台湾置于自己势力范围的又一严重步骤。 1953年11月，美国副总统尼克松访台，表示美国重视台湾的战略地位。12月，台湾当局正式向美国政府提出美台共同防御条约草案。1954年1月，美国第七舰队在台湾海域进行军事演习，公开向中国政府炫耀武力。1954年９月８日，美国推动的《东南亚集体安全防御条约》在马尼拉签订，此时，台湾成为美国完成对中国大陆环形包围圈的最后一环。
1955年1月24日和28日，美众、参两院分别以410票赞成、3票反对和83票赞成、3票反对通过《福摩萨决议案》。美国国会正式授权总统：为保证国民党控制台澎，可动用美军保卫国民党控制的任何区域，也可采取其他必要措施。3
3月6日，杜勒斯对艾森豪威尔说，台海局势迅速恶化，美国不能在中共攻击金、马时袖手旁观，他认为形势的发展需要美国使用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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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防御福摩萨联合决议》，《美国对华政策文件集（1949－1972）》（第二卷·上），第43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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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器。艾森豪威尔对杜勒斯的观点表示同意。3月7日，杜勒斯对参院外交委员会主席乔治（Walter George）说他认为美国应当协防金、马，并指出这样做需要美国使用原子弹来摧毁中共在金、马对岸的军事设施。4
3月10日，杜勒斯向国家安全委员会报告了他和总统的意见，并指示，为美国介入台海地区的军事行动和使用原子武器制造舆论，使盟国与国内民众思想上能有所准备。5杜勒斯与艾森豪威尔和副总统尼克松多次在新闻记者招待会上暗示了美国有可能会采用包括原子武器在内的一切手段来对付共产党中国的进攻。6
美国阻止中国统一和直接威胁中国安全的行经，都是建立在中美之间相差悬殊的武器装备上面，进一步说，是建立在相差悬殊的工业化水平上面，从朝鲜战争爆发后美国派兵进驻台湾，到1955年用原子弹威胁中国以阻止中国的统一，都使得中国党和政府的决策者坚定了优先快速发展重工业的决心。正如经过毛泽东亲自修订的党在过渡时期总路线宣传提纲所说：“因为我国过去重工业的基础极为薄弱，经济上不能独立，国防不能巩固，帝国主义国家都来欺侮我们，这种痛苦我们中国人民已经受够了。如果现在我们还不能建立重工业，帝国主义是一定还要来欺侮我们的。”7
（二）突破“贫困陷阱”和快速工业化对改造提出了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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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实现的和解》，第184页。 18“Memorandum of Discussion at the 240th Meeting of the NSC, March 10, 1955”, FK Eisenhower Papers, FS NSC Series, Box 6. NSC Summaries of Discussion, Eisenhower Library. 6
19 Thomas E. Stolper, China, Taiwan and the Offshore Islands, FS M.E.Sharpe Inc., 1985, pp.89-90. 7
《为动员一切力量把我国建设成为一个伟大的社会主义国家而斗争》，1953年12月。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4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版，第70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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贫困落后情况（包括重工业是瓶颈）。1952年国民经济恢复任务完成时，中国大陆的人均GDP仅为119元人民币，全国城乡居民储蓄存款余额仅8·6亿元，人均1·5元。1952年外汇储备为1·39亿美元。1952年，中国天然原油年产量已达19.54万吨，为旧中国天然原油最高年产量8.2万吨的2.3倍。2010年我国原油产量接近1·9亿吨；消费量则达到4亿吨。
以农业为例：平均每个家庭仅0·6头牲畜，0·5部犁。早在清朝后期，人口与耕地的矛盾已经十分尖锐。当时就有人形象地说：“人多之害，山顶已植黍稷，江中已有洲田，川中已辟老林，苗洞已开深箐，犹不足养，天地之力穷矣。种植之法既精，糠核亦所吝惜，蔬果尽以助食，草木几无孑遗，犹不足养，人事之权殚矣。”8
以工业为例：1953年当中国完成经济恢复任务，开始大规模经济建设时，中国工业发展水平与西方国家相比，差距是很大的，以直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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汪士铎：《乙丙日记》，转引自《中国近代资产阶级经济发展思想》，第3页，福建人民出版社，19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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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系到国防工业的钢产量来看，差距如下：总量美国是中国的57倍，人均是224倍。
项目 钢 国别 总量 人均 （万吨） （公斤） 中国 美国 英国 西德 日本 177 10126 1789 1708 766 3 673 353 482 87 毛泽东当时感慨地说：“现在我们能造什么？能造桌子椅子，能造茶壶茶碗，能种粮食，还能磨成面粉，还能造纸，但是，一辆汽车、一架飞机、一辆坦克、一辆拖拉机都不能造。”9
普列奥布拉任斯基：社会主义原始积累论。1953
于“大仁政”与“小仁政”之争。
年毛泽东与梁漱溟关
“一五”计划期间，国家用于经济建设的投资达到7亿两黄金； 超过战后美国援助欧洲的“马歇尔计划”（130亿美元，使欧洲走出战争废墟对恢复经济起到了重要作用）；而国民党从大陆撤退到台湾时带走450万两（对台湾的稳定和支撑到朝鲜战争爆发起到了重要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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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文集》第六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32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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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联援助（难得机遇）：答应全面援助中国，尤其是高科技、军事工业和成套设备、人员培训
（三）新民主主义革命为改造创造了条件，恢复时期的经验为改造提供了办法。 1政治条件：
2经济条件：（1）国家对市场的调控能力；（2）土地改革的作用；对小农经济对合作化的需求； （3）对私营工商业的国家资本主义（公私合营、金融业改造、加工订货、统购包销）。
（四）改造的步伐由稳步前进到加快速度
1、过渡时期总路线的提出；2、稳步前进到；3、加快速度。
当时最著名的一个事例是“三条驴腿”的故事。河北省遵化县西四十里铺村有个王国藩合作社， 1952年秋由23户贫农办起来的合作社刚成立时，全社230亩地，只凑起了“三条驴腿”，既没有车辆，也缺少农具。村里的富农和坏分子讽刺他们是“穷棒子凑合到一块儿了”！但是经过合作社几年的努力，不仅年年提高生产，户户增加收入而且带动了全村的合作化。过去全村154户中有140户是缺粮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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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每年都要发给这村5万斤以上的救济粮和一百几十件寒衣。1955年村里粮食作物平均产量比建社前增加83%以上，全村粮食不但可以自足，而且有余粮三万多斤。这个“穷棒子社”的故事在当时产生了极大的影响和激励作用。以至毛泽东都提出：“王国藩合作社能做到的，别的合作社，在正常情况下也应该能做到，或者时间长一点也应该能做到。”10
农产品短缺的出现：所谓“农业拖了工业化的后腿”。 实行计划经济的另一个重要原因是城乡之间的人口流动问题
（五）社会主义改造的胜利和存在的问题 1、改造结果：实现了平稳过渡 2、公有制和计划经济的建立 3、存在的问题和历史局限性
三、突破苏联经济模式的艰辛探索
以单一公有制和计划经济为体制基础的赶超型工业化道路一经形成，在发挥出其高积累 10
《毛泽东选集》第五卷，第379页，人民出版社，19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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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集中力量办大事的优越性同时，也立刻暴露出其与普遍落后的生产力水平以及城乡、区域、行业之间经济发展极端不平衡不相适应的问题，暴露出优先发展重工业和高积累政策下如何保证农、轻、重协调发展的问题。从1956年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时，中国共产党就开始探索怎样改革和完善这个发展道路，其代表性的成果就是毛泽东的《论十大关系》。这个发展模式，虽然在保障社会稳定和国家独立工业体系建立方面具有明显的优势，但却掩盖了微观经济层面的活力不足；而从革命战争年代过来的毛泽东还拥有非常熟悉的群众运动和政治激励机制，并且寄希望于通过这种方式来调动全国人民的积极性，从而发挥出社会主义的优越性。于是在遭遇“大跃进”失败以后，毛泽东的改革则转向了更为激进的政治激励和群众动员，直至运用“阶级斗争”手段，并发展为“文化大革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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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该指出，在1978年改革开放以前有关中国发展道路的探索中，以“自力更生”和高积累为手段、以优先快速发展重工业为目标的超常规发展，虽然导致了各个方面的紧张和工农业关系的失调，但是也的确达到了传统社会主义发展模式的部分预期目标：第一，在短时期内建立起相对完整的现代工业体系；第二，实现了跨越式发展，建立起强大的国防工业；拥有了“两弹一星”；第三，通过大规模的基础设施改造和投资，为后来的发展奠定了基础，其中尤其以农田改造、水利建设和重工业发展最为突出，它们保证了80年代农业的高速增长和城乡轻工业的快速发展。第四，通过强制性的推广低成本、覆盖全社会的初等教育和医疗保障，提高了人力资本。此外，社会主义所具有的集中力量办大事的优越性也充分体现出来，例如：通过集中财力保证了“一五”时期三分之一的重点项目在国防工业；通过“大会战”的方式实现了石油工业的飞速发展；通过“集体攻关”的方式加速了科技创新；通过“三线建设”缩小了沿海与内地工业发展的差距，以及通过“工业学大庆”、“农业学大寨”、“全国学人民解放军”等精神激励来替代物质激励不足，等等。问题是上述这些优越性就总体上来说，随着经济的发展和国际环境的改善，呈现出成本上升和效益递减的特征。
另外，从思想和认识层面来看，1978年以前中国共产党对社会主义经济发展道路的探索也已经达到了创新的临界点。由于中国是在一个人口多、底子薄、经济发展极不平衡的农业大国开始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所遇到的一系列重大问题都是新问题，当时的国际社会主义阵营没有提供现成的答案，因此需要探索一条适应中国国情的发展道路。
必须承认，新中国建立初期在经济体制的诸多方面都与苏联表现出了高度的一致性。但反思是与“模仿”同步进行的，以下四个方面是当时中国共产党对苏联模式的社会主义计划经济体制反省最多的地方：第一，关于社会主义经济成分的多样性与单一公有制的关系。在社会主义经济所有制结构的构建和不断完善上，中国有更为灵活的态度和方法。这体现在两个方面，首先是社会主义改造的过程。中国对苏联经验的一个重要修正在于合作化并不是像苏联那样采取突然的、混乱的形式，而是被设计成逐步的、一个阶段接一个阶段的分三步走的过程：先是互助组，然后是初级社，最后是高级社。在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改造中国也采取了相对温和的赎买政策。这些做法都与苏联有所区别。其次，中国对单一公有制带来的问题一直给以关注。从毛泽东、刘少奇、陈云等人的论述中都可以看出领导者对于单一公有制可能造成的低效以及对微观经济主体激励不足的觉察。第二，关于计划与市场的关系。最具代表性的反思，一是陈云提出的“主体”与“补充”的思想，二是李富春提出的“指导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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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麦克法夸尔、费正清主编：《剑桥中华人民共和国史·上卷 革命的中国的兴起（1949-1965年）》，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7，第10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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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计划”与“指令性计划”相结合的思想。中共领导集体意识到社会主义经济既应当有计划性，又应当有多样性和灵活性。第三，关于集权与分权的关系。“应当在巩固中央统一领导的前提下,扩大一点地方的权力,给地方更多的独立性,让地方办更多的事情。„„我们不能像苏联那样,把什么都集中到中央,把地方卡得死死的,一点机动权也没有。”这几乎是当时全党的共识。第四，关于农轻重的关系和产业结构调整问题。我们“要适当地调整重工业和农业、轻工业的投资比例”，以重工业为投资重点，但也要加重农业和轻工业的投资比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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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思想后来发展为“以工业为主导，以农业为基础”的国民经济综合平衡、全面协调发展方针。
在改革开放前的30年里，中国共产党的探索虽然出现失误，但是也形成了不少正确的认识和积累了成功的经验。例如：在宏观经济方面，提出了“以农业为基础，以工业为主导，农、轻、重协调发展”的产业发展思想；提出了调动中央与地方“两个积极性”的主张；提出了国民经济发展的“四大平衡”理论；提出了指令性计划和指导性计划相结合的管理思想；提出了计划经济为主，市场经济为辅的思想；在微观经济方面，提出了要处理好国家、集体、个人关系；要处理好积累与消费的关系；要处理好按劳分配与多劳多得的关系；在实践方面，则有过农业“包产到户”的经验；恢复个体经济和自由市场的经验；技术引进的经验；处理中央与地方经济关系的经验（例如分灶吃饭），等等。尽管八大前后的反思在此后的执行过程中被打了折扣。但这些反省在方法论上所具有的意义可能比它们当时发挥的作用更重要，因为这些反省和经验为1978年开始的改革开放奠定了思想基础。
四、改革开放选择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
毛泽东曾经说过：“错误和挫折教训了我们，使我们比较聪明起来，我们的事情就办得好一些。”建国30年，特别是“文革”10年的失误深刻教育了中国共产党和全国人民。1978年三中全会以后，中国共产党在充分吸取过去经验教训的基础上，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很快就突破了前30年形成的发展模式，实现了对传统社会主义理论的带有根本性的突破和创新，引导中国走上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道路。而同时，国际环境的变化和国内经济发展的水平也为其提供了客观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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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见《刘少奇论新中国经济建设》，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第347-351页。 毛泽东：《论十大关系》，《毛泽东文集》，人民出版社，1999，第30页。 14
出处同上，第2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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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是根据战后30多年来国际政治经济格局的变化，中国共产党提出了和平与发展是当今世界的主题，改变了我们对待外部环境和世界性战争不可避免的认识。从而使得中国走上了充分利用国外资源和国外市场来发展自己的道路。中国也由此真正摆脱了战时经济的束缚。
第二，国际环境的缓和以及对其正确的判断，也为改变国内长期实行的优先发展重工业战略和居高不下的高积累政策提供了可能。中国经济终于可以处于农、轻、重均衡发展，积累与消费同等重要的宽松环境，从1979年开始，中国共产党就开始调整农、轻、重关系，并通过提高农产品收购价格，普遍提高职工工资来扩大消费，真正实行了新中国30年来一直追求的协调发展政策。
第三，与上述协调发展和提高人民消费水平目标相匹配，必然是“放权让利”的体制变革，允许地方政府、企业和人民群众“八仙过海，各显神通”，而这种改革和突出成效自然也就从过去束缚最多、危机最深的农业开始。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普遍推广和乡镇企业的“异军突起”不仅从根本上改变了农村经济的微观机制，也为城市改革提供了榜样和示范。于是，在“让一部分人、一部分地区先富起来”的诱导下，加上“放权让利”的制度和政策保障，于是在80年代形成了一个自下而上的诱致性变迁为主的强大动力，中国共产党终于在80年代突破了单一公有制和按劳分配这两个过去作为社会主义救济制度基石的理论束缚，从而为建立新型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道路奠定了微观经济结构和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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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从“放权让利”和农村改革一开始，就自然出现了市场调节，长期受到抑制的市场因素迅速复活，并日益显示出它调节经济的灵活性、及时性和有效性，于是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和所有制结构及实现形式的多样化，市场机制调节的范围和配置资源的作用越来越大，并最终导致在中共十三大上提出了“国家调控市场，市场引导企业”的经济体制改革目标，而这个目标到十四大上则正式形成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于是，作为传统社会主义经济理论和实践模式的又一个基石“计划经济”被突破和创新。
到1997年中共十五大，以邓小平理论确定为标志，中国共产党终于实现了对社会主义经济制度和发展理论的飞跃，并走出了一条新型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发展道路。30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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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来，中国国民经济总量从1978年的2683亿美元，猛增到2010年的5.879万亿美元，增长了20余倍，年均增长率接近10%，经济总量在世界各国中的排名，也由1978年的第10位跃升至2010年的第2位。这不仅开创了中国经济发展史上前所未有的“高速”时代，也是世界经济发展史上的一个奇迹。
经过新中国建立之后半个多世纪的探索，中国共产党终于完成社会主义发展道路的成功转型，再一次向全世界证明社会主义是可以与时俱进并有着巨大优越性。这种优越性不仅体现在其经济体制比资本主义具有更大的包容性，可以充分发挥国有经济、私营经济、外资经济的积极作用，可以有机地融入全球化的世界经济并获得共赢，而且还体现在它所具有的强大经济发展动力和充分利用各种资源的能力上。
五、结束语：发展模式的自主选择与现代化路径的多元性
西方的现代化理论源于将西方的历史经验理想化地抽象为一个普遍适用的模式。在西方的大多数理论文献中，无论是维护现存体制的理论还是革命的理论，中国从来都不是主体，而仅仅是“他者”。这使关于中国的研究掉入了一个“西方中心主义”的陷阱。15经过几代中国人的不懈努力，我们终于置身于现代化的进程中，这是近代以来无数中国志士仁人的梦想。今天的中国仍然面临着很多选择。现代化的路径是多元的，与力争实现现代化同样重要的，是我们在走向“现代”、不断汲取人类优秀文明成果的过程中，不仅能够拥有自主选择发展道路包括方向的权利，而且具备这种能力。在90年的历史中，中国共产党与中华民族的命运紧密相连，在带领中国人民走向现代化的探索和实践中，既有成功的经验，也有失败的教训。但值得庆幸的是，我们始终保持着制度与发展模式的自主选择权。这一点在已经过去的近百年历史中至关重要，在未来也同样重要。
（作者：武 力，中国社会科学院当代中国研究所研究员，副所长，博士生导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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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宗智：《学术理论与中国近现代史研究》，载《中国研究的范式问题讨论》，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3，第109-11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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