蒙古族服饰及其风俗习惯

蒙古族服饰及其风俗习惯

﹝摘要﹞

本文通过蒙古族服饰的特色及历代服饰的变化,透视其历史文化、社会风俗和审美心理,反映了蒙古民族在现代化进程中博采众长,推陈出新的时代精神。

关键词: 蒙古族 服饰 色彩文化

服饰是人类精神文明和物质文明的共同产物，是人们装扮自我的“形象工程”或民族文化的“代言人”。通过服饰，人们可以了解一个民族的传统文化和道德标准。同样，通过服饰的变化，人们也可以了解一个民族的文化变迁和转型。蒙古族传统社会在经历了长达数百年之久的发展过程之后也随着时代的发展，开始了与现代西方文明进行近距离的接触和对话，蒙古族传统服饰也开始了一个前所未有的革新和变化的征程。

第一次鸦片战争使清朝沦为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中国失去了主权，中国社会也随之发生了巨大的变化。由此蒙古族开始了近代社会与西方文化的接触。这一时期蒙古族接触西方文化主要有如下几个途径：首先，随着沙俄的殖民扩张，蒙古族大片土地被占领，随之而来的殖民统治也带来了文化和服饰的巨大变革。这种影响是较为直接和彻底的，同时也波及周边和其他地区的蒙古族。因此，当时生活在俄罗斯境内的卡尔梅克、布里亚特、图瓦等部落的传统服饰纷纷开始西化，尤其是男子服饰尤为明显。其次，西方传教士和探险家的涌入，使当时包括上层社会在内的蒙古族开始接触西方人和西方文化。无疑西方人的语言、生活习俗、科学技术以及服饰都开阔了蒙古族人士的眼界，但这种影响力和影响范围非常有限。再次，一些蒙古族人士走出蒙古草原，到日本、俄罗斯以及内地城市直接或间接地接受了西方文化和教育，但这种途径只局限于社会上层、官员、留学生和为数不

多的商人，其影响范围和力度也比较有限。不过欧洲人的望远镜、茶色水晶遮阳眼镜、礼帽、西式马靴等较为实用并适合游牧生活的物件引起了蒙古族的浓厚兴趣，而且后来在蒙古草原成为一种时尚迅速传播开来，成为蒙古族在日常生活中必不可少的用品。但由于蒙古草原地广人稀，受气候、交通、经济以及诸多因素的制约，总体上蒙古族的传统服饰在这一时期基本没有发生太大变化，尤其是女性服饰。清末开始在很多地区大片开垦草地，蒙古族赖以游牧的草原被开垦成万亩农田，如大青山南麓的土默特、鄂尔多斯的准格尔等地区的产业结构发生了巨大变化，这种经济模式的改变直接导致蒙古族价值观、生活习俗和服饰习俗的改变。而这种变迁的程度和影响范围是比较广泛和深入的。从事农业生产的蒙古族农民，既受周边民族服饰的影响，又为适应农业生产的需要，在服饰上改长袍为短衣;传统牧业生产所穿的长款袍服已不适应农耕生产的需要，服饰的改变不可避免。民国时期军阀混战、社会动荡，加之流动人口的迅速膨胀、治安管理的薄弱，导致了蒙古族居住地区土匪猖獗，社会秩序十分混乱，蒙古族珍贵的珠宝头饰和其他饰品经常遇到抢劫和掠夺，这也给蒙古族传统服饰走向衰落雪上加霜。

新中国的成立让中国人民摆脱了封建专制，也彻底改变了中国人的思想和价值观。这一时期蒙古族传统文化、传统思想以及传统服饰都发生了巨大而彻底的变革。尤其是繁缛的服饰、带有浓厚游牧特征的穿着礼仪渐渐发生了变化，而且这种变化主要体现在服饰的功能化特征和大众化趋势上。在蒙古族服饰的功能化演变过程中，生存模式起着重要的决定性作用。这种生存模式的制约导致了服饰与人、服饰与环境内在关联的形成和审美趋向、审美尺度的形成。由于蒙古族在高原严酷的地理环境生存繁衍，因此他们在适应环境、利用环境进行游牧生活的同时逐渐形成独特的生存技能，这点都体现在蒙古族衣食住行的各个方面。服装人体工程学是一门以人为中心、以环境为条件、以服装为媒介的系统工程学科，主要研究服装与人、服装与环境相关的诸多问题，使人、环境、服装三者达到最高的和谐度和舒适度，从而达到更科学、更合理、更愉悦,更大程度地满足人们精神需求的目的。虽说服装人体工程学是一门新兴的学科，但古人在制作服装时也一直遵循着其中的原则和

规律。人、环境、服装是构成服饰文化的三个重要元素，也就是说环境在很大程度上制约着人们选择服饰的尺度和标准，正因为如此，蒙古族服饰中的游牧文化特征也奠定了蒙古族服饰的形制和功能。无论在选材、设计，还是在功能与舒适度方面都彰显“以人为本”的理念和强调人体工程学的特征。

古代蒙古族妇女在经济生产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这也是造就蒙古族女性擅长骑马的重要原因。在元代蒙古族已婚女性发明了一种适应游牧生活的内衣，名曰“堂赫目”。这种内衣不仅使女性的身材曲线更为突出，同时也具备防止骑马颠簸对乳房造成的损害。这种类似现代女性“乳罩”的“堂赫目”是蒙古族服饰中人性化的典型代表。

自古美观大方的腰带是蒙古族传统服饰中不可缺少的重要组成部分。蒙古袍的腰带较长较宽，不仅具有防寒的功能，同时也具有防止骑马时颠簸所造成的内脏受损，对人体内脏起到良好的保护和保健作用。另外，蒙古族袍服的腰带在日常生活中也延伸出许多实用功能，蒙古族男子喜欢将褡裢、鼻烟壶、蒙古刀、火镰和箭囊都系挂在腰带上。另外，腰带和袍服前襟所形成的空间里可以携带物品。蒙古高原的风沙大、紫外线比较强，因此蒙古族的帽子一般都有较宽的帽檐，并且有的帽檐可以翻卷，遇到刮风下雨等恶劣天气时就把帽檐放下，天气晴朗时候再把帽檐翻卷起来。这种较为人性化的设计符合了高原的地理气候环境，体现了蒙古族衣冠文化中的游牧特征。在元代无论帝王还是庶民，蒙古族男子的帽饰大部分都有帽檐，这也是在元以前的中国其他朝代所不明显的重要特征。除此之外，在蒙古族传统服饰中还可以看到适应游牧生活，并符合人体工程学的设计，例如马蹄袖可以防寒抗冻等。

在辽阔的草原上游牧的蒙古民族,经年累月地与朝霞、红日、蓝天、绿草、白雪、黄沙为伴,在这种环境下长期生活,使他们对纯净的颜色,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其服饰各旗号不一致,但以赤、紫、黄色为最普遍”。

在诸色之中，以白色最为神圣。自古以来，蒙古族牧民就喜欢白色，在他们看来，白颜色纯洁而美好，是乳汁和绒毛的颜色，象征着吉祥与纯洁。他们把一年一度的岁首正月，称为“查干萨日”，汉译就是“白月”之意。在公元1246年7月，几位来自西方的使者参加了蒙古大汗贵由的登基大典，他们详细记载了盛典时蒙古贵族们的服装，使我们能够了解到七百五十多年前生活在蒙古高原上的蒙古人的服装色彩。据西方人普兰诺·迦宾尼记述说：“第一天,他们都穿白天鹅绒的衣服，第二天——那一天由贵由汗来到帐幕——穿红天鹅绒的衣服，第三天，他们都穿蓝天鹅绒的衣服，第四天穿最好的织锦衣服。”在这种盛大的典礼上，人们穿着颜色纯一的华服，共同参加盛大宴会。此种风俗,在元朝称为“质孙宴”，质孙的意思就是颜色。《元史·舆服志》记曰：“质孙，汉言一色服也，内廷大宴则服之。冬夏之服不同，然无定制。凡勋戚大臣近侍，赐则服之。”元朝皇帝的质孙服，冬天时为11种，夏天为15种。百官质孙服,冬为9等，夏为14等。质孙宴会，今天称为“诈马宴”，在著名的成吉思汗陵附近的蒙古包大帐中，热情好客的蒙古族牧民，在盛大的节日里,仍然要举行隆重的“诈马宴”，以欢迎贵客、庆祝丰收。这一切活动，与元代皇帝在元上都(又名上京，故址在今锡盟正蓝旗)的古正宴会很相近，应是一脉相传的。据元朝人周伯奇所记：“国家之制，乘舆新幸上京，岁以六月吉日，命宿卫大臣及近侍服所赐只孙珠翠金宝，衣冠腰带，盛饰名马，清晨自城外各持宗杖，列队驰入禁中，于是上盛服御殿临观，乃大张宴为乐……凡三日而罢……名之曰只孙宴。”

蒙古族的服饰,是适应了游牧经济所处的自然环境所产生的。蒙古高原气候寒冽,风高沙多,加之蒙古以游牧为主,在马背上活动的时间较长,因此,其服饰必须有较强的防寒作用而且便于乘骑,牧人所著的长袍、皮裤、腰带、坎肩、皮帽子、皮靴子等一系列独具草原特色的服饰,就是在这样的环境中产生的。这与农耕民族的服饰有着显著的区别。同时,蒙古族的服饰,是与我国古代北方游牧民族如东胡、匈奴、鲜卑、突厥、契丹、女真等民族的服饰是一脉相承的。严峻而豪迈的草原生活造就了中国古代北方游牧民族的服装及其特点。从考古发掘和典藏的文物资料看,游牧民族的服装都以简练明快、结实和实用为特点,同时又有很强

烈的象征意义。布里亚特蒙古人以帽顶象征太阳,以帽缨象征阳光;元代蒙古族的栖鹰帽、固姑冠象征着富贵吉祥;和林格尔鲜卑壁画墓中的鲜卑人身穿紧身束腰的胡服,骑着骏马,带着猎犬,在草原和山林中间行围打猎;敖汉旗契丹壁画墓中的契丹人紧身打扮,正在愉快地烹煮羊肉;内蒙古博物馆收藏的匈奴王金冠饰,以黄金和松石制作出展翅高飞、雄视草原大地的雄鹰,在其足下,是龙、虎、马的造型,象征着匈奴单于统辖大漠、纵横万里的博大胸怀和雄伟的气魄。此外,在许多的北方游牧民族服饰佩件上,都雕刻着鹿、牛、蛇、龙、鸟等图案,这都是古老的自然崇拜。

但到了近现代，蒙古族服饰的功能化特征尤为突出和凸显，并且这种功能化特征也带动传统服饰的大众化趋势。其主要原因分两部分，一是来自外部的他律性特征即其外因，也就是近代欧洲工业革命引发的西方文化的影响和草原地区由于大量移民涌入导致其经济模式的改变以及传统文化和价值观的改变。二是发生在民族内部的自律性即内因，由于政治、经济和环境变迁引发的审美情趣转型而导致的民族服饰功能化特征的彻底改变，即蒙古族服饰以往的装饰功能以及很多社会功能，被更为便捷、更为实用的大众化趋势所取代。尤其是个别地区由于产业结构的转型，其服饰的民族特征逐步消失。许多之前标示身份地位的服饰元素和部落化差异慢慢退化消失，甚至男女服饰出现了除了色彩差异之外基本雷同的现象。

参考文献：

1.李莉莎.社会生活的变迁与蒙古族服饰的演变.内蒙古社会科学,2010.3

2.包笑天.衣食住行的百年变迁.新民晚报.连载于1973年7～10月,后由苏州市政协文史编辑室编印单行本，转引自诸葛铠. 文明的轮回：中国服饰文化历程. 中国纺织出版社，200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