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后期中国钢琴艺术多元化创作

摘要 1915年，在赵元任发表了第一首中国钢琴曲《和平进行曲》之后，中国大批音乐家、作曲家、钢琴家们开始投入到中国钢琴作品的创作中去，使大批具有民族色彩的优秀曲目得以问世。特别是在文革结束后，创作环境的好转，使创作者的积极性空前高涨，在题材开拓和技法创新等方面，思路越来越宽，并开始对新风格大胆探索，追求新的音响结构。早有成就的艺术家和新成长起来的青年作曲家纷纷奉献出自己的新作，其多元化的特点，表现在题材样式多样化，形式风格多样化，审美趣味多样化，技术技巧多样化。

关键词：钢琴创作 民族风格 新技法 中图分类号：j624.1 文献标识码：a

钢琴艺术来自欧洲的音乐艺术，它真正进入中国社会，是在19、20世纪之交。在接受、学习、借鉴这一人类优秀音乐文化成果的同时，中国自己的钢琴艺术也随之孕育、萌芽、成长起来。随着西方音乐在中国影响力的不断扩大，国内一些学习西方音乐的艺术家开始有意识地探索、创作具有中国风格的钢琴作品，使钢琴这件西方乐器打上中国的烙印。中国的钢琴曲创作一直受到不同年代的政治及社会条件的影响，经历了一番曲折而艰难的过程，既有相对繁荣、作品水平较高的时期，也有受到冲击，不得不在夹缝中求生存的低潮时期。到了70年代末，国家改革开放，拨乱反正，钢琴艺术得到空前的发展，在题材的开拓和技法的创新等方面，思路越来越宽

泛。

这一时期的作曲家立足于对新风格的大胆探索，追求新的音响结构，其中一些人则自己独创技法体系，使理性的思考与创作实践同步进行，产生了不少风格狂放不拘的钢琴音乐作品。音乐艺术哲学观和钢琴曲风格不再局限于改编一些歌曲、器乐曲，作曲家们开始摆脱单一的创作模式，进入多元化时代。新时期钢琴曲的最主要特点就是多样化：题材样式多样化，形式风格多样化，审美趣味多样化，技术技巧多样化。总之，过去有意无意遵循的原则，现在都可以自由取舍，甚至完全抛弃。 一 老作曲家的新创作

几位五、六十年代就崭露头角的作曲家，因为受到社会环境的影响沉寂多年，直到70年代末再次重返乐坛，并迸发出新的创作激情和热情。

汪立三就是其中比较著名的代表，1979年他根据日本现代著名画家东山魁夷的绘画作品创作了《东山魁夷画意》组曲，分为四个乐章：《冬花》、《森林秋装》、《湖》、《涛声》。在音乐上，他没有过多考虑如何写景，而是着重从东山的绘画作品中获取的灵感，去表现一种带有新的意境及曲作者自己的感受。他不仅对全曲和每个乐章都加了文字性的标题，而且还在每个乐章上都附了一首自写的题诗，这里所体现的标题性更接近于印象派式的标题性，和声语言、织体写法也更接近于印象派，却又着意于对钢琴音乐哲理性的追求，这在钢琴音乐中是不多见的。

《东山魁夷画意》组曲，虽然不是完全中国风格的作品，但它在意境上以及技法上所表现出的新风格是当时大多数钢琴作品中所缺乏的，这部组曲对80年代的钢琴音乐创作具有开创性意义。前奏曲与赋格曲集《他山集》由五首序曲和赋格组成，写于1981年。与《东山魁夷画意》一样，汪立三也在每个乐章前附上了提示性的诗。这部作品之所以取名为《他山集》，是借意《诗经》中“他山之石可以攻玉”这句话，试图通过借鉴比较古老的欧洲复调音乐体裁和复调风格的作曲经验，同中国的民族音调、中国的生活现实，以及中国传统文化的神韵相结合，用以发展现代中国音乐复调的新风格。此外汪立三根据唐朝诗人李贺的诗作写的《梦天》和《秦王饮酒》还进行了“十二音体系”的尝试。“十二音体系”是20世纪欧洲作曲家勋伯格创立的作曲体系，长期以来在中国一直被当作反动的怪物，禁止接触，更不要说应用了。80年代禁锢破除后，中国作曲家便开始对其进行尝试。汪立三是第一个用“十二音体系”创作钢琴曲的作曲家，在创作中为了表现诗篇中的神秘气质，他有意识地在十二音序列中融入五声性音调，大胆地进行了技法上的创新。

1985年和1986年对作曲家蒋祖馨来说是两个不平凡的丰收年，他不仅完成了由20个不同场景组成的大型儿童钢琴套曲《园中一日》（共四组）外，还为中国乐坛奉献了一部珍贵的现代杰作《第一钢琴奏鸣曲》。这部三乐章奏鸣曲以无调号的大谱表记谱，对临时升降号的用法，每乐章都各有规定。对于无调性技法在钢琴上的

运用，作者亦有自己独到的现代音乐语言和思维方式，作曲手法高超。乐曲既保持了奏鸣套曲的传统曲体骨架，又不被传统奏鸣曲式所束缚；旋律、节奏丰富多彩；和声复调清晰干净，尽管是无调性作品，但音乐却具有十足的感情，是作者从心灵深处吸取的真挚感情，非常耐人听、耐人想。这个时期蒋祖馨自创了“音阵作曲法”，即按一定规律组织起来的六音组成的六声音阶。这首奏鸣曲就是他运用新技法写作的第一首自由无调性成功之作,也是唯一一部无标题音乐作品。蒋祖馨还运用新技法创作了《箴言》这首无主题、无音列的钢琴曲，由“疾呼、反思、闪光、低诵、心潮、信念、升华”七段组成。

《钢琴复调小品八首》由是上海音乐学院作曲系复调大师陈铭志在80年代运用十二音技法创作的复调精品。在这套小品中，作者追求三个基本点：一是，音列主题化；二是，节奏性格化；三是，结构程序化。全曲作为一个整体，运用清晰的线条，并注入民间锣鼓节奏和戏曲音乐中“板内有板”的律动因素，言简意赅地表现了八个不同情绪的主题，即田园、诙谐、山歌、对话、叙事、固定低音、吟唱、舞曲这八个情绪主体。整首乐曲虽然没有一句现成的民歌音调或戏曲旋律，但无时不令人感受到作品本身流出来的民族风格的音乐语言。听起来似乎是“五声”的，但实际用的是“十二音”；仿佛给人以“调性”感觉，实际上却含有序列音乐所共有的“无调性”韵味。之后，作者又在《序曲与赋格》的创作中继续尝试着“十二音”的运用。

二 中青年作曲家的创新尝试

一些中青年作曲家的创作立足于创新，除运用西方现代作曲技法外，还致力于创造自己的作曲技法。钢琴家兼作曲家赵晓生就创作了属于自己的作曲技法“太极作曲系统”，企图在“调式音阶”、“大小调”与“十二音系统”之间寻找出有机的联系，并在《周易》六十四卦逻辑系统基础上组织新的结构关系。将这一技法用于实践的作品是《太极》，在创作本曲之前赵晓生先画了一幅好看的图，定下“太极和弦”和“太极音阶”。此曲结构简洁，现代音乐作曲手法的运用在此曲中达到了惊人的效果。乐曲的八个段落，实际上来自隋唐时代开始形成的传统音乐曲式：散－缓－庸－急－散的大致速度逻辑，或者可以看作是这种曲式结构逻辑的一种浓缩。同时作曲家在音色上追求“民乐配器”的效果，以古琴音色中散音、按音、走音、泛音的效果安排乐曲的各个层面，甚至每个短句均可能想象为由不同民乐器奏出。独创作曲技法的还有彭志敏，他创作出了《数论》结构，他运用“菲波拉契数列”组织乐曲的节奏写出了钢琴曲《风景系列》。

在众多充溢着现代技法和新鲜音响的钢琴作品中，黄安伦的作品显得较为独特。虽然他对现代技法并不排斥，但他更喜欢写有旋律、有调性的音乐，其作品以宏大的气势，细致入微的手法，充满动力的和声、严谨的复调、色彩鲜明的管弦乐法及浓厚的民族气息作为其独特的个人特征。黄安伦是个多产的作曲家，他在60年代就有钢琴作品面世，并受到广大人民群众的好评，在进入新时期后，他

的主要钢琴作品有：《中国畅想曲no.2》（又名《序曲与舞曲》）、《b小调钢琴奏鸣曲》、《舞诗no.3》、《g小调第一钢琴协奏曲》、《c小调第二钢琴协奏曲》等。

一些80年代初从音乐学院毕业的学子开始施展才华，他们以全新的面貌和大胆的艺术创造，打破了中国乐坛以往的平静，为中国钢琴音乐的创作注入了新的活力。其中最有代表性的作品有陈怡的《多耶》、周龙的《五魁》以及权吉浩的《“长短”的组合》、《宴乐》等。这些作品大都带有青年人敢于创新、敢于思索的特点，作曲者善于从民族民间的传统音乐舞蹈中吸收最原始的因素，并不受束缚地加以自由发挥。

三 这一时期多元化的创作手法

1 在旋律曲调的选取与创作方面，作曲家们将视野放到了更大的范围，他们不再只关注民族、民间传统音乐中的那些名曲以及一些具有民族韵味的熟悉旋律，也不再把五声音阶作为旋律写作的唯一基础，而是使用了更多的音乐语汇，使创作出的音乐内容更为丰富。如，陈怡在其作品《多耶》中，采用了侗族古老舞蹈形式的原始素材。合唱“呀多耶”的音调经过提炼形成本曲的核心音调，京剧风格的旋律原型也源于曲首核心音调扩张发展中的七度大跳，这两种旋律形态贯穿全曲，相互辉映、交织，并淋漓尽致地发展。陈铭志的《序曲与赋格》是十二音作品，作者在设计音列时，渗入含有五声音组的调性因素；将十二音写成了一个完整的主题，尽量避

开“音色旋律”的写法，同时通过变换音列排列的顺序来加强旋律的歌唱性。

2 民族风格鲜明的节奏语汇在以往的作品中已有成功之作，新时期的作品进一步挖掘了丰富多彩的民间节奏，《多耶》中运用了中国民间打击乐合奏音乐“十番锣鼓”中的结构逻辑，对全曲的结构组合、节拍变化、音区调配等做了全面的设计。权吉浩的作品《“长短”的组合》中，作者按照朝鲜族特有的节奏音型“噔得孔”、“漫长短”、“晋阳照”、“恩予哩”划分段落。《序曲与赋格》在节奏处理上吸取了戏曲音乐中“有板无眼”、“板内有板”的写法，借以减少单纯节拍化的旧规。

3 由于创作中现代作曲技法的广泛应用，作曲家们在和声运用上更为大胆、自由，仅用“五声性”和弦以表现民族性风格已经远远不能适应民族传统不断发展的趋势了。例如，汪立三在《兄妹开荒》中，为了表现陕北民歌那种“土嗓子”的独特风韵，借助两个音的小二度音程碰撞，去寻求民歌中存在的接近微分音的效果，同时在和弦中，突出二度音程和四、五度叠置的和弦结构，从而使音乐的地方色彩更加鲜明突出。在他的另一首作品《他山集》中，作曲家则综合了多种手法，显示出作者在民族风格和声语言上的探索成果。邹向平在《侗乡鼓楼》中，将侗族音乐中原本具有的多声因素展现在钢琴曲中，如，平行二度、四度、五度以及八度，有带持续长音称腔以及分合多变的装饰多声部进行，甚至还有十分自然的游离转调现象。

4 在曲式的安排上，作曲家们除继续运用西方传统曲式结构来创作外，还有了多种尝试。赵晓生在《太极》中将乐曲设计为八个段落：破－承－起－入－缓－庸－急－束，一方面暗示了“八卦”、“八股”，实际上来自隋唐时代开始形成的传统音乐曲式，另一方面，这八个段落又隐含着拱形对称或倒装再现的奏鸣曲式。周龙在其作品《五魁》中采用了单乐章体裁的形式，乐曲分为三个部分，以前后两部分与中间部分形成对比，另外从主题材料的发展上，还具有变奏曲的性质。

中国钢琴音乐的创作虽然在近一个世纪的发展过程中曾经历了不少磨难和阻力，但随着70年代末以后社会环境逐渐改善，作曲家眼界的进一步开阔，创作手法的不断提高，民族传统音乐与钢琴及其西方作曲理论相结合的研究更加深化，中国钢琴艺术开始走上新的发展历程。创作、出版与演奏等各方面的各级人士应共同努力，继续推动具有中国民族文化传统精神和有独创性艺术风格钢琴作品的创作，并使其广泛推广，为中国钢琴乐派的建立奠定了基础。 参考文献：

[1] 赵晓生：《钢琴演奏之道》，湖南教育出版社，1991年版。 [2] 梁茂春：《中国当代音乐》，北京广播学院出版社，1983年版。 [3] 卞萌：《中国钢琴文化之形成与发展》，北京华乐出版社，1996年版。

[4] 童道锦、孙明珠：《中国钢琴作品的分析与演奏》，人民音乐出版社，2003年版。

[5] 任音童、巢志珏：《中国钢琴作品选》，人民音乐出版社，1999年版。

作者简介：张岩，女，1974—，河北石家庄人，硕士，讲师，研究方向：钢琴教学，工作单位：河北师范大学音乐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