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论儒家理学思想对北宋美术教育的影响

试论儒家理学思想对北宋美术教育的影响

作者：张叶露

来源：《艺术科技》2016年第05期

摘 要：宋代是文化发展繁荣的时代，在这个时期，新儒学在总结旧儒学的基础上，以理学思想为核心得到了快速的发展，并影响了社会的政治、经济、科技等各个方面。宋代设有专门的皇家图画院——翰林图画院，并设有中国古代美术史上唯一的一座正式的“皇家美术学院”——国子监画学。宋代的美术教育可谓是中国古代美术教育史上的最高峰。美术教育作为社会的一个组成部分，同样受到了儒家理学思想的重要影响。由于最重要的美术教学机构——画学存在于北宋时期，因此，北宋的美术教育可谓是高峰中的高峰，极具代表性。针对北宋美术教育，分析理学思想对其的影响能够更深入地理解当时的美术教育。 关键词：北宋美术教育；翰林图画院；国子监画学；理学思想 1 宋代文化及儒家理学思想的繁荣

经历五代的战乱之后，北宋再次统一国土。虽然北宋统一的范围有限，不能与汉唐的规模相比，但是相对统一的国家和安定的政治为文化的繁荣提供了良好的生存土壤。北宋在建国初期就总结了唐代的教训，采取右文政策，崇儒重教。从开国之君赵匡胤到太宗、真宗、仁宗，他们在读书修养方面均身体力行，是崇儒的典范。《续资治通鉴长篇》卷七就记载赵匡胤“独喜观书，虽在军中，闻人有奇书，不吝千金购之。”《续资治通鉴长篇》卷二十四中记载，仁宗朝诏史官修《太平总类》，曾经要求史臣日进三卷，他要亲览。宋琪等唯恐皇上过于辛苦，而仁宗却说“朕性喜读书，开卷有益，不为劳也。此书千卷，朕欲一年读遍，因思学者读万卷书亦不为劳耳。”此外，宋代从赵匡胤开始规定不杀士大夫。这些因素均为文化的发展提供了优秀、宽松的环境。宋代的文化发展也达到了我国文化史上的高峰。

宋代的一些士大夫认为，唐代三百年江山积弱之弊，主要在于偏离了传统儒学的发展道路，没能够很好地利用儒家纲常来加强自己的封建统治。于是，宋初士人们几乎不约而同地从儒家的经典中寻找安邦治国之策。因此儒学的复兴，是宋代文化的重要特色。宋代儒学的核心便是理学的兴起。“理”最早见于《诗经》，作为哲学的范畴起源于战国中期。真正把“理”视为宇宙的最高本体，产生万物的本原，代替以往古代哲学至高无上的“天”，则始于理学家。“理学”这种哲学观在宋代得到了很大的发展。万物一理，理一分殊，这种思维方式，对于人认识社会与自然有一定的意义。 2 儒家理学思想在北宋的发展

从学术渊源和师承关系上说，周敦颐当为理学的奠基人，程颢、程颐为该学派的创始人，南宋的朱熹则集其大成，建立了一个完整且较成熟的思想体系。程朱理学是儒学发展十分重要的阶段，它适应了封建社会从前期向后期发展的转变，满足了封建专制主义进一步增强的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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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程朱理学学派以儒学为宗，在吸收佛和道的基础上，将天理、仁政、人伦、人欲内在地统一起来，使儒学走向政治哲学化，为封建等级特权的统治提供了更为细致的理论指导，深受统治者的青睐，最终成为南宋之后的官学。北宋时期，理学思想主要代表人物是程颢与程颐二人，因此对北宋美术教育影响最大的应是“二程”的理学思想。

在二程的理学思想体系中，对于“理”的理解大致有两点。第一，“理”是世界万事万物的普遍规律和法则。《河南程氏遗书》中，我们可以看到二程反复强调“万物皆有理”。例如，卷十一《师训》中，程颐曾说“万物皆有理，顺之则易，逆之则难，各循其理，何劳于己力哉”。二程认为，这个“理”，既存在于自然界，又存在于人类社会，是世界所有事物的普遍规律和准则。第二，“天理”是世间万物的最高精神存在和实体。二程认为，“万物皆只有一个天理”，这个“天理”就是世间万物之上的最高存在，是天地万物的最高主宰，所谓“理则天下只是一个理，故推之四海而准，须是质诸天地，考诸三王而不易之理”。万事万物由此而生，由此而灭，天理却是永恒的最高精神实体。

基于以上的世界观，在二程的哲学思想中，“格物致知”和“主敬”的认识论是其重要的组成部分。在二程看来，“物”是事物的表象，“理”才是其实质。“格物”实际上就是穷理，穷理便能致知，才能“近道”，如《河南程氏遗书》中所说“格物者适道之始，欲思格物，则固已近道矣”。“主敬”便是“格物致知”的方法，只有通过正心诚意，“以诚敬存之”，只要按照“天理”所规定的道德准则去修身养性，修炼自己的内心才能格物而致知。这种修炼不同于道家关注自身的出世的修炼，而是一种入世的修炼，因为修炼的道德准则便是儒家所提倡的

“义”“礼”“智”“信”，最后到达“仁”的境界。这些准则后来渐渐地演变成教条，成为取代旧有封建教条的新教条，以此来约束人们的思想和行为。可以看出，在二程的思想体系中，仍然保有儒家“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的封建伦理纲常观念，达到“致知”的境界，是为了更好地“治国平天下”。

3 儒家理学思想对北宋美术教育影响的具体表现

翰林图画院与国子监画学是中国美术史上为数不多的独立的官方美术教育场所。虽然翰林图画院的设立不是为了开展美术教育，但却间接地为美术教育提供了一个便利的条件。由于它们都是官方设置的机构，因此，受统治者青睐的理学思想在这些机构中必然盛行，机构中的美术教育也必将受其影响。例如，北宋著名画家郭熙在熙宁年间为翰林图画院艺学，后任翰林待诏直长，他就深受儒家理学思想的影响。《宣和画谱》卷十一就曾记载：“郭熙，河南温县人，为御画院艺学……虽熙以画自业，然能教其子思以儒学起家。”从这一记载可以看出，郭熙是通儒学的，而他以儒学教其子，也反映出当时以理学思想为代表的新儒学对绘画的影响。 理学思想对北宋美术教育的具体影响体现在如下几个方面： 3.1 理学思想影响下美术教育对写实孜孜不倦的追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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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代的艺术是中国美术史上公认的写实艺术的最高峰。一幅作品的写实程度成为当时品评其艺术价值的最重要的标准。美术教育中，对写实同样有十分严格，甚至近似苛刻的要求。这种要求其实就是理学思想中追求“理”这一观念的体现。而写实又可从以下两个方面去理解： 3.3.1 重理

理学思想中的“理”，指的不是一种教条，而是世界万事万物的普遍规律和法则。程颐在《河南程氏遗书》中说到：“凡一物上有一理，须是穷致其理。”可以看出，重视“理”，追求“理”，是二程提倡的理念。在这种理学思想的影响下，美术教育中的重“理”气氛十分浓厚。 《林泉高致》是我国画论史上第一部系统、完整的探讨山水画创作的专门论著，不仅是对以往山水画创作实践经验的全面总结，更代表了北宋时期山水画的最高理论水准。曾任翰林图画院待诏直长的郭熙定会将自己的理论实践于翰林图画院的美术教学当中，因此这部书从某种意义上说，也是北宋山水画教育思想的写照。《林泉高致》“山水训”一篇中，郭熙曾提出：“柳子厚善论为文。余以谓不止于文，万事有诀，尽当如是，况于画乎？”这里的“诀”指的便是万事万物之间普遍存在的“理”。郭熙认为，做文章有道理可讲，不仅文章，世间万物都是有规律的，作画也不例外。在《林泉高致》中，我们随处可见讨论画理之处。例如，“真山水之云气，四时不同：春融怡，夏蓊郁，秋疏薄，冬黯淡”讨论的便是云气四时不同之理；“东南之山多奇秀。天地非为东南私也，东南之地极下，水潦之所归，以漱濯开露之所出，故其地薄，其水浅，其山多奇峭壁而斗出霄汉之外，瀑布千丈飞落于云霞之表。”讨论的便是东南地势之理等。只有明“理”才能按照事物之“理”描绘出事物的真实面貌。郭熙反复强调山水之“理”，也正是希望学画之人能通过他的理论作品更深刻地认识山水之“理”，从而用写实性的笔触描绘山水。

在徽宗时期的画院中，对“理”的追求更是被推向了极致。

《画继》的作者邓椿的祖父曾经在徽宗的画院供职，在《画继》中，他记载了许多画院之事，尤为可信。邓椿在《画继·卷十·杂说·论近》中记载：

“宣和殿前植荔枝，既结实，喜动天颜。偶孔雀在其下，亟召画院众史令图之。各极其思，华彩烂然，但孔雀欲升藤墩，先举右脚。上曰：‘未也。’众史愕然莫测。后数日，再呼问之，不知所对。则降旨曰：‘孔雀升高，必先举左。’众史骇服。” 3.3.2 重法

与其他时代相比，北宋时期的绘画非常注重绘画的方法与技巧。在宋代的画论中，我们经常可以看到有对绘画方法与技巧非常具体细致的论述。例如，《林泉高致》中专门有《画诀》一篇，这一篇主要讨论的就是绘画山水画的一些方法，如“山水先理会大山，名为‘主峰’”与“林石先理会一大松，名为‘宗老’”，讨论的就是绘画的构图问题；“用浓墨、焦墨欲特然取其限界，非浓与焦则松棱石角不了然故尔，了然然后用青墨水重叠过之，即墨色分明，常如雾露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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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也。”讨论的便是非常具体的用墨问题。韩拙的《山水纯全集》中《论用笔墨格法气韵之病》一篇有“若行笔或粗或细，或挥或勾，或重或轻者，不可一一分明以布远近，似气弱而无画也。其笔太粗，则寡其理趣；其笔太细，则绝乎气韵。一皴一点，一勾一斫，皆有意法存焉。”这非常详细地分析了如何用笔。（其中也可以看出韩拙以“理趣”作为绘画的审美标准）这些关于画法的论述不单是一种总结，作者在著书之时也希望它能为后人“指点迷津”，如韩拙在《山水纯全集》的序中就说到“愚习山水、人物已为岁久，所得山水之趣，粗以为法，不敢为卓绝之论；虽言无华藻，亦使后学之士顿为开悟。因述‘十论’……”从“亦使后学之士顿为开悟”一句中可以看出，韩拙在著书时，带有明显的美术教育倾向（虽然表述得十分谦虚）。因此，著书论述这些画法必然有美术教育这一层目的。这些书也可以看作是当时美术教育思想的反映。

如前所述，郭熙曾任翰林待诏直长，韩拙在哲宗绍圣年间，为都尉王晋卿所荐，授翰林书艺局袛候，累迁为直长。二人重法的思想必然会影响到翰林图画院的美术教育。同时，据邓椿《画继·卷十·杂说·论近》中所载，“图画院四方召试者源源而来，多有不合而去者。盖一时所尚专以形似，苟有自得，不免放逸，则谓不合法度，或无师承”，看来“重形似”“讲法度”也确实是翰林图画院品评画作的重要标准。

重法是重理的延伸。重理要求画家客观而细致地描绘自然，也就造就了写实的画作品评标准。而重法，则是通向写实这个目的的重要途径，是实现重理这一思想的必经之路。只有按照一定的方法才能更准确地写实。对绘画方法的热情讨论，也正是重理这一思想影响北宋美术教育的完美体现。

3.2 理学思想影响下美术教育对文化的重视

受到理学思想的影响，北宋时期的美术教育非常注意文化素质的培养。这点在宋徽宗的画学中有十分明显的体现。

《宋会要辑稿》崇儒三之二十六有《画学》一条，记载了画学的选拔程序：

“画学……而旧法元无补试，乞愿入学者，逐季附太学补试院，以所习书画文义量行校试，乞令国子监详酌立法，至是始上一画学。令诸补试外舍于本贯出给保明公据照验，或召命官一员，委保诣实投纳家状试卷，称说士流杂流听收试（限前五日生接）。诸补试外舍士流各试经义二道（或《论语》、《孟子》义）；杂流各诵小经三道，各及三十字以上，或读律三板，附太学。孟月私试院引试，次日，本学量试画间略设色，诸补试外舍士流到经义卷，仍附太学私试，封弥誊录送本学考校，限五日毕其试。到士流画卷，封印长贰同定高下，诸补试外舍，取文理通者为舍，格俱通者以所习画定高下……”

从中可以看出，在画学考试中，习经占了很大的比例。例如，在入外舍的考试之中就是以“书画文义量行校试”，也就是说，既考书画，又考“文义”，而这个“文义”就包括了习经的内容。在升舍考试中，习经的分量则更重。宋代科举中习经有“本经”和“兼经”的区别，所谓“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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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指的是《易》《诗》《书》《周礼》《礼记》，所谓“兼经”指的是《论语》《孟子》。这里说“诸补试外舍士流各试经义二道（或《论语》《孟子》），杂流各诵小经三道”，意思是画学外舍的升舍考试，可以考本经，也可以考兼经。根据通常的考试规定，除经义进士以外，一般专习一经即可。这里的画学考试有可能是以一经考试合格即可，可以是本经，也可以是兼经，而杂流的考试主要是小经或者读律。看来，画学中的考试，不仅要考绘画专业，对文化课也是有要求的。文化课的考试始终以经学为中心思想，这也是理学思想对其影响的结果。 在翰林图画院的教学中，经学也占据着重要的位置，在图画院学习的众多绘画生员都必须接受儒家经典的教育。图画院还请专门从事经学的老师宿儒讲学，来帮助学生提高经学的水平。特别是画学，儒家经典的学习显得更加正式。《宋史》卷一五八《选举志》之三有载： “画学之业，曰佛道，曰人物，曰山水，曰鸟兽，曰花竹，曰屋木，以《说文》、《尔雅》、《方言》、《释名》教授。《说文》则令书篆字，著音训，余书皆设问答，以所解义观其能通画意与否。仍分士流、杂流，别其斋以居之。士流兼习一大经或一小经，杂流则诵小经或读律。”

可以看出，画学中的文化教育还是很全面的，绘画生员不仅要学习大经、小经等儒家经典著作，还要学《说文》《尔雅》《方言》《释名》这些文字训诂方面的著作。可谓是对这些绘画生员文化素质全方位的培养。这和理学思想中，通过“主敬”来实现“格物致知”的想法不谋而合。通过不断加强个人修养，努力研读儒家经典，遵照儒家的思想道德标准来修炼自己，最终便可实现对“理”的追求。而读经和研读四部训诂学著作的一个重要目的就是“能通画意”，能更好地追求绘画之“理”。显然这是从“主敬”到“格物致知”这一“理学方法论”的一个具体体现。 4 结语

宋代文化是中国文化史上的又一次的繁荣，而理学思想是其文化的核心特征。在其影响下，宋代可谓是中国美术教育史上最成熟与最辉煌的历史时期。宋代的美术教育不仅培养了大量的绘画人才，也为后代的美术教育提供了重要的参考，在中国古代美术教育史上具有重要的地位和意义。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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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张叶露（1970—），女，硕士，河南教育学院艺术学院副教授，研究方向：美术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