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媒体下大学生交往形态及媒介素养培育研究

张海峰;张闽

【摘 要】Under the new media environment, university students have many problems in the communication form,and the cultivation research of media literacy must be imperative.In this paper,the“front and

back”theory and “transition-turn”theory were used to study the new media communication form of university students and media literacy cultivation respectively.Through observation,structured thinking analysis of three stages of communication forms and transition-turn theory of media literacy cultivation,the cultivation orientation of university students media literacy was discussed in this paper.This research provides theory and methodology as reference for university students'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under the new media environment.%新媒体环境下，大学生在交往形态上产生了较多问题，媒介素养的培育研究势在必行。本文尝试使用“前台、后台”理论以及“过渡转向”理论分别研究大学生新媒体交往形态和媒介素养的培育。通过参与观察法掌握调查资料，并创新运用结构化思维分析交往形态的三个阶段以及媒介素养培育的过渡转向规律，并将二者结合，探讨大学生媒介素养培育的路径取向。为新媒体下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工作提供理论和方法论上的借鉴与参考。 【期刊名称】《北京城市学院学报》 【年(卷),期】2015(000)002 【总页数】6页(P78-83)

【关键词】新媒体;大学生;交往形态;媒介素养 【作 者】张海峰;张闽

【作者单位】宁波大红鹰学院 浙江 宁波 315175;宁波方太家业长青学院 浙江 宁波 315175 【正文语种】中 文 【中图分类】G4

目前，国内学界关于新媒体方面的研究，内容较多，涉及面较广。通览此类论著，主要可分为以下三个方面：新媒体技术层面的研究［1］、有关文化传播方面的研究［2］以及结合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所做的研究［3－7］，其中第三类研究占有较大比例。由于新媒体已经成为中国当代大学生了解世界、获取信息的最主要的媒介形态，并对他们的思想观念产生着广泛而深远的影响［8］，因此将新媒体与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研究相结合，已经成为从事思想政治理论教育教学工作的重要课题。但从什么角度研究？这就要顾及研究的创新性和时效性。

国内关于新媒体交往形态的研究较少，结合媒介素养培育的研究就更加少了。目前部分学者认为我国大学生媒介素养培育内容主要包括新媒体知识教育、新媒体价值教育、新媒体能力教育和新媒体伦理教育等四个方面，他们分别就新媒体技术掌握、信息传播价值取向的判断、利用新媒体技能以及道德约束情况等展开讨论，并提出大学生媒介素养培育的实施路径［9］。此类研究及其研究路线的优势在于思路明晰，容易理解，但往往缺乏学理性，对我国新媒体发展阶段认识不清。本文受社会学家尔文·戈夫曼（Erving Goffman）在戏剧透视法的符号互动论研究中所提出的“前台”和“后台”理论启发，结合新媒体发展讨论交往形态的阶段性差异，并运用结构化思维反思其差异，从而重新审视大学生媒介素养培育研究。

在戈夫曼看来，每一个人都会在某种社会情境中扮演着特定的角色。这个角色是人们为了给他人某种印象而做出所有活动的外在表现［9］。其外在表现称为“前台”，与其相对的则称之为“后台”。“前台、后台”理论同样适用于在无线通信和网络技术革命基础上所发展起来的新媒体交往形态。在新媒体的掩饰下，交往形态相对隐形化，呈“后台”特征。在后台，人们可以不关注外表与形象上的限制，选择自己感兴趣的交流方式和内容。

借助新媒体技术，当代大学生选择QQ、Email、BBS、Instagram、博客、微博、微信、手机短信等方式进行沟通与交流。伴随新媒体的发展，沟通方式仍在日益增多。当代大学生获取信息的渠道越发多样化，而通过不同渠道所接触的人群和信息也将有所不同。例如使用微信“摇一摇”功能，所接触到人群存在不确定性，所获取的信息良莠不齐。“后台”形式和内容的多样化使得大学生在自我构建上产生的问题越来越多。他们在新媒体的掩饰下交友、选择信息、发布信息等方面都表现出随意性。与现实生活即“前台”相比，他们在面对某人或某些人时，表现得更加自如。可以较为直接地表达自己的情绪，或漠视，或热情。

在对“前台”与“后台”的相互比较中，笔者发现大学生更加擅长利用新媒体与别人交流。他们认为通过新媒体与人交往，在选择对象上范围更广；在语言交流上氛围更轻松；在信息获得上数量更多。因此，新媒体交往形态更加能体现大学生真实的“我”。

与戈夫曼反复强调的有所不同，在新媒体下笔者更侧重关注大学生的“后台”表现。他们在新媒体的伪装下，放下现实生活中的“假面具”，更加真实地展现自己。群体内部呈现异质化特点，主要表现为浮躁不安的个性、侵犯性的欲望、随心所欲的举动等。这些特点与社会公认的价值、规范、标准往往并不一致［9］。如果不能得到及时关注势必会对大学生的身心健康产生不良影响。另外，当代大学生拥有新媒体资源较为普遍，新媒体越发便携，他们使用新媒体的频率也较高，新媒体下其

“前台”和“后台”交互变化的界线亦变得模糊，因此处理新媒体交往问题的时效性需要不断提高。

笔者在对大学生新媒体交往形态的调查中，十分注重观察“前台”与“后台”之间的变化过程。戈夫曼也十分重视二者间的过渡变化，但较为宏观，缺乏内在结构分析。大学生在向“后台”过渡中，往往因为新媒体类型的不同，其表现的形式和内容也会不同。例如，随着QQ软件使用的普遍化，QQ好友趋向熟人。在这种情况下，新媒体交往形态与“前台”十分接近。前后用语基本一致，不会出现较大反差。而Instagram软件在国内目前的使用量仍然较少，主要是年轻人在使用。其“后台”表现与“前台”差异较大，且交往形态主要表现为陌生人之间的交往，传递的信息存在的问题也较多，往往会出现失范现象。此外，以近年来发展较快的微博为例，微博刚出现在大众视野时，主要是一些明星等知名人士在使用。其信息传递方式、沟通方式一时成为社会讨论热点。大学生群体迅速加入到微博使用的队伍中，而从事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的教师紧随其后。随着微博关注和粉丝群体趋于熟人化，微博言论逐渐与“前台”相符。但在笔者调查中发现，很多大学生表示自己还会注册“小号”，用于关注自己感兴趣的人物和话题，并且他们不愿意将自己的“小号”告知老师，甚至同学、朋友。这阻碍了我们真正地观察到大学生群体的“后台”表现，从而使得新媒体交往形态趋于复杂化。

纵观新媒体发展路径，笔者认为大学生新媒体交往形态可分为以下三个阶段：第一，陌生阶段。陌生人之间的交往，“前台”与“后台”表现差异较大；第二，熟知阶段。熟人之间的交往，“前台”与“后台”表现基本相符；第三，后熟知阶段，熟人与陌生人之间或陌生人之间的交往，“前台”与“后台”表现趋于异化。分析这三个阶段，我们不难发现伴随某类新媒体的普及，大学生新媒体交往形态的“前台”和“后台”表现呈差异逐渐缩小到增大再到有可能被淡忘（如博客、校内网后更为人人网等）的过程，并表现出复杂化的特点。其中越是新兴媒体，大学生的参与度

越高，“前台”与“后台”行为差异越明显，所产生的问题越多，也越需要被关注。而大学生的“后台”行为主要源于真实自我的外在表达，因此个体媒介素养的培育也就显得十分必要。

根据上文对大学生新媒体交往形态的论述，笔者认为媒介素养的培育研究需根据新媒体的发展状况，从新媒体交往形态的三阶段出发，研究媒介素养培育的过渡转向。相对于传统研究方法，这一研究思路将媒介素养培育的共时性和历时性相结合，更加侧重媒介素养培育的历时性，而不再局限于以媒介素养的内容为基点罗列高校、政府、媒介、社会以及大学生本身所要实施的培育方案。

借鉴Arnoldvan Gennep阿诺尔德·范热内普的“过渡礼仪模式”理论，本文采用“过渡转向”分析模式，根据新媒体的发展状况，从新媒体交往形态的三阶段出发，研究新媒体环境下大学生媒介素养的培育。“过渡转向”理论基本观点为：无论是个体还是群体，在空间、时间以及社会地位上都经历着从一种状态到另一种状态的转变，特别是在两个不同世界之间的来去（本文特指现实世界和网络虚拟世界）。通过将这些转变行为划为一种专门的行为种类，便可从中分析出一个共同的转变进程，统称为过渡转向［9］。“人类社会形形色色的转向中有这样一个普遍的类型，帮助个人和群体在心理上、文化上和社会关系上从一种状态过渡到另一种状态，并且其中的过渡是一个多阶段的过程［10］”。在当今社会的概念架构中，过渡转向是一种阶段性的社会再生产的仪式活动［11］。

在当今社会新媒体时代下，传播形式更新换代周期较短。其传播特征在不断消解和挑战现有的交往形态及媒介素养的体系和内容。因而，在大学生新媒体交往形态“前台”、“后台”论的基础上，把握媒介素养培育的“过渡转向”问题将直接影响其时效性和可行性。

通过调查，笔者发现媒介素养培育的过渡转向深受新媒体类型更替的影响。现阶段我国大学生在新媒体技术使用上存在共时性和历时性的特征（在技术使用的更替上，

前者表现为结构式过渡；后者表现为阶段式过渡）。如QQ、手机短信等存在时间较久的“新媒体”仍在使用，这些媒体形式的并存使得新媒体技术使用呈现结构化特点。在多种媒体间选择使用对象，称之为结构式过渡。与此同时Instagram、微信等新兴技术也在不断走进大学生群体的日常生活。每一种新兴技术可称之为一个阶段，于是新媒体技术使用又表现为阶段式过渡。另外，受外在环境的影响，大学生群体使用新媒体并不能僵化地将其界定为直线式的共时性或历时性。在一段时间内，新媒体的使用种类可以循环往复。但从长期发展轨迹来看，其历时性的特征是成立的，且不断表现为从一种新媒体的使用过渡到另一种新媒体。

从以上论述中可以看出，大学生媒介素养的培育不仅要解决大学生群体在现实世界与网络虚拟世界间的过渡问题，还要解决不同新媒体技术间使用的过渡问题，以及结构式过渡和阶段式过渡问题。然而，学术界并没有将过渡转向问题与大学生媒介素养的培育相结合，而只是就培育问题本身展开讨论。那么，我们该如何看待大学生媒介素养培育的过渡转向呢？

首先，我们要重视大学生在现实与网络虚拟世界（“前台”与“后台”）之间的行为过渡。这是新媒体环境下对大学生媒介素养培育的必修课，但往往被忽视。有效的过渡转向将有利于大学生群体更好地使用新媒体，促进自我发展。否则，有可能导致迷恋网络、人际交往障碍等问题的产生。

其次，新媒体技术无论如何发展，其交往形态主要可分为“陌生－熟知－后熟知”三个阶段。根据交往形态的发展变化，笔者认为大学生媒介素养的培育保持过渡转向的状态十分重要。媒介素养的培育主要表现在新媒体知识、价值、能力和伦理教育四个环节。例如，大学生必须对常见的新媒体的类型、性质、特点、用途等有一定的了解，掌握新媒体的基础知识。同时，判断和把握新媒体信息传播价值取向［12］。另外，大学生还要利用自身所掌握的新媒体技能参与信息传播，提升自我在新媒体使用中的地位与作用。最后，则是加强自我道德和品德的修炼，引领健

康向上的新媒体文化。四个环节并非相互独立，而是共同作用在交往形态的三个阶段，呈过渡转向的状态，并表现出阶段性差异。其中，在陌生阶段，新媒体知识教育成为关注的热点；在熟知阶段，新媒体价值、能力和伦理教育则较为重要；而后熟知阶段新媒体的伦理教育则变得尤为重要。这充分展现了过渡转向在媒介素养培育上的重要性和必要性。

在媒介素养培育过程中应强调培育方式的灵活性，不能教条式地罗列培养方案。同时，应重视大学生群体在不同的交往形态转变中对媒介素养的甄别、采用、落实的能力，更应重视个体自身的综合能力以及适应新媒体交往形态的发展阶段。 再次，从新媒体的发展来看，作为新媒体最热衷的接受者和使用者的大学生群体，由于其内在自我并不成熟，其媒介素养的培育将是一个长期性的课题。媒介素养培育的“过渡转向”能够适应时代发展需求，应伴随媒介素养培育的始终。 综上所述，大学生媒介素养的培育有着其内在和外在的发展需求，即过渡转向的动态表达。我们不能简单地罗列教条，而忽视新媒体使用的历时性和共时性特征。大学生媒介素养的培育需要我们从新媒体交往形态的发展阶段出发，形成新媒体知识、价值、能力和伦理教育的联动机制，并加强过渡转向的灵活性，推进媒介素养培育的进一步发展。

对新媒体交往形态以及媒介素养培育的过渡转向的研究，为大学生媒介素养的培育提供了新思路。下面从四个方面探讨新媒体环境下大学生媒介素养的培育路径，以期为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工作提供借鉴和思考。 （一）优化新媒体结构

大学生媒介素养的培育除了从自身寻求发展路径以外，还需要不断优化新媒体结构，尤其是学校、社会可以在大学生群体中倡导新媒体结构优化，这不仅是交往形态的阶段性要求，也是新媒体选择的一致性要求。

新媒体结构优化主要表现为以下几个方面：第一，学校在新媒体使用上，尽量缩减

新媒体的类别。不提倡通过三种以上的新媒体发布日常信息，以防止资源浪费和新媒体选择困难。第二，适当提倡大学生新媒体实名制，保持交往形态处于第二阶段。第三，师生在新媒体使用阶段上尽量保持一致。 （二）从大学生媒介素养培育的主体出发

大学生媒介素养培育的主体主要由学校、家庭、社会以及大学生自身等组成。四者相互影响，构成大学生媒介素养培育的主要组成部分。

第一，学校需要发挥媒介素养教育的主要功能。以开课、实践教育等形式开展媒介素养的基础性教育工作。第二，在新媒体价值和伦理教育上，家庭发挥着重要的功能。家长需要帮助大学生树立正确向上的价值观，同时关注大学生日常新媒体交往形态。可就具体问题展开讨论，相互交流。第三，政府需加强网络文化监管力度，切实打击不健康网络文化，并为大学生营造积极向上的网络文化氛围。第四，作为当代大学生需严格要求自己，努力学习文化知识，培养良好的道德情操，自发抵制不健康的新媒体文化。

（三）关注大学生“前台”与“后台”差异

在新媒体环境下，大学生更倾向于在“后台”表达自己的真实想法，即利用新媒体发表言论，表达情绪。因而，关注大学生“前台”与“后台”差异，更容易掌握他们在媒介素养上的缺失。

首先，需要以班级为单位建立新媒体沟通网络，囊括辅导员、班主任、学生等。通过日常观察学生在新媒体中的言语来判断“前台”与“后台”差异。如果师生间不能形成良好的沟通网络，则需要通过班干部搭建师生沟通平台。由班干部观察学生的“前台”与“后台”差异，并定期向老师汇报异动。

另外，师生可以在“后台”直接沟通，直接教育。但需要巧妙使用语言。辅导员、班主任可根据大学生在“后台”表现上的变化，有针对性地进行思想引导。 对“前台”与“后台”差异的把握，将有利于掌握大学生人际交往中潜在的问题，

以及个体的思想变化，从而为大学生媒介素养的培育提供现实参考，使其更加贴近实际，贴近生活，贴近学生。 （四）强调过渡转向的魅力

过渡转向不仅指的是状态的变化，更是思维方式的转变。在新媒体的发展下，大学生群体需要根据不同类型的媒体技术和具体情境调整自我状态，尤其需要注意媒介素养的某一项内容与交往形态的某一发展阶段相适应，注意过渡转向的灵活性。在适用性的实际操作中，不断磨炼自己的媒介素养，形成新媒体知识、价值、能力和伦理教育的联动机制。

大学生新媒体交往形态的“前台”与“后台”的交互转变，贯穿于新媒体交往形态的三个阶段，其“后台”表现为观察大学生真实的“我”提供了路径参考。本文以新媒体交往形态的三个阶段为基础，从新媒体共时性和历时性的特征出发，分析了大学生媒介素养培育的过渡转向的重要性，尝试使用“前台后台”以及“过渡转向”理论研究新媒体，这在理论上不仅是两种理论的适用性论证，也是对新媒体的理论创新研究，开阔了研究视角，对于新媒体研究具有积极的意义。

另外，本文在新媒体素养的培育上创新地介入了结构化思维分析手法，并将“前台后台”、“过渡转向”两种理论运用到培育路径的探索中。与以往大学生媒介素养的培育研究不同，本文在路径探索上视野更加开阔，不再局限于培育主体的讨论，而增加了新媒体结构、“前台”与“后台”以及过渡转向等三个方面路径取向。 新媒体下大学生交往形态及媒介素养培育的创新研究尚处于起步阶段，需要更多学者从多学科的角度加入到此类研究中来，为大学生在新媒体下健康成长提供理论和方法论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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