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作人散文读后感3

周作人散文读后感3

【篇一：周作人散文读后感3】

周作人散文读后感1

活在民国年代，战火纷飞中一不留神，小说中血肉横飞的情节就会在自己身上上演。谈起那时文人的为人处世，虽说的确需要积极面对与投身变革，但在某些时节沉郁淡泊些或许能活得相对“轻松”和“舒坦”些。

这是我读罢《周作人早期散文选》的第一感受。

说起文才笔法，周作人未必逊于其兄鲁迅，甚至某些方面有所超越，却因对事物看得极为透彻的眼光以及生来易于烦躁激动的性格，字里行间总是透出一股独特的幽怨郁愤之气。其实他也曾做过鲁迅那样斗士般的文人，以满腔热忱毫不留情地一次次直戳时代、社会或人民的痛处，为的是大众听到这些呼喊与击打能有所反应、想法甚至行动。而从这本书中，我恰好看出他蕴含着的或激愤或淡然的复杂情感。从头读过，通篇带着闲寂恢诡的日式幽默与变革时代的批判思想，彼此从思想上似乎是对立的，读来却顺理成章。

倘若排除时代与社会因素，饮茶听雨、尝鲜品酒、谈鬼说蝇，不经意间天南海北的零七碎八已经被周作人摹了个遍。以掩藏于温吞之下的犀利目光扫视着埋藏在家常里短中的风花雪月，然后将其转换成袅袅婷婷的文字，宛若一叶随波荡漾的小舟，不紧不慢地掠过一处处山川草木，总要在某处有所停留，幽雅地打个怜惜而玩味的转儿，待吸够了香气、尝遍了滋味再悄然前行，于不经意回眸间又在某处风景留下一道浅而雅的痕。

这恐怕正是周作人前期的闲适杂感散文风格受到诸多好评的原因所在。从《初恋》中对“她”的“淡淡的一种恋慕”，到《喝茶》中“瓦屋纸窗下、可抵十年陈梦”的“清泉绿茶”;从《乌篷船》中充满旧江南风趣情味的明瓦乌篷船，到《谈酒》中感到喝酒之时“怀着‘杞天之虑’，生恐强硬的礼教反动之后将引起颓废的风气”，无不以怜惜品味的态度、丰润雍容的京派笔法雕琢着每一个本不腴润的平凡物事，从中提炼出庸人体会不到的不平凡来。

比起平和冲淡来，周作人的犀利浮躁之风格同样老辣痛肤，尤其在涉及封建礼教之愚昧、国民性格之丑恶及军阀统治之暴虐等方面，愈发激烈敏感，其思想深度也愈发深入骨髓。如《风纪之柔脆》一文中，看到报上“因有关风纪而查禁女孩入浴堂洗浴”的小新闻，即知封建道学者之变态堕落至于“非禁止女童入浴堂而不能维持这‘更嫩更脆，像骄养的小儿一样愈加怯弱下去’的风纪矣”，的确是“深可寒心乎哉”;又如《头发的名誉和程度》中，见到“因剪发女生投考者程度不佳”而不取剪发女生之大谬新闻更生发了“乌云覆顶则经书烂熟，青丝坠地而英算全忘乎”的痛怒感问……诸如此类，读来实在惊心震慑，让人心寒不已却无从反驳。

以比谁都清醒的状态看待当时黑暗的沉重，恐怕正是这样才造就了周作人内心幽怨郁愤的情感，反映在文字上就成了平淡与激越交织的独特风格。平和冲淡，老辣犀利———仿佛在地下贮藏了多年的陈酒，留在敏感味蕾上的是交织了辛辣的醇厚。这些文字就像反光强烈的镜子一直高悬墙面，以便那些自以为醉生梦死的人们随时随地从中映照出真实的自我。

周作人散文读后感2

通过阅读1990年的日记，才知道我第一次读周作人的书是在1990年6月18日，书名是《苦竹杂记》，该书是在淄博一个私人开的小书店里买到的，书不厚，才二百来页，当时日记这样记着：“这几天可能是下雨的原因吧，所以甚感身体的不适，吃过晚饭，躺在床上顺手拿起下午买的周作人的《苦竹杂记》，读着读着，不知不觉地入迷了……当合书睡觉时已是晚上十二

点了……”

由于该书是岳麓书社出版发行的，第二天中午就向岳麓书社邮购部写了封信，询问是否有周作人的其他书，半个月后，岳麓书社来了邮购书单。我邮购了书单中周作人写的全套书籍，其中有《雨天的书》、《秉烛谈》、《夜读抄》、《风雨谈》、《看云集》、《自己的园地》、《苦茶随笔》、《永日集》等，读这些书花了三个月的时间，多半是在晚上读的。

我读周作人《看云集》中的《金鱼》一文时，看后很有余兴。作者不喜欢养金鱼，我也是一个不爱养金鱼的人，原因正如作者所说：“因为我懒，不高兴为区区视听之娱一日三餐去饲养照顾。”再有原因，我觉得年轻人养金鱼是玩物丧志，有这两个原因，我对金鱼就没什么好感。记得蜜月旅行时，在杭州花港观鱼，我对金鱼的情趣不如花来的有趣，尽管金鱼在水中忽隐忽现的游动，但毕竟不象花那样可以近以观之，当然鱼的动比花的静，来得更有陶然之趣，但花的香却是鱼身上找不到的。作者对金鱼的眼睛描写尤为细致，“金鱼的眼睛是一种残废……”，以“金鱼”比作“穿红布袄裤的新娘”，从“金鱼的眼睛的残废”感想到旧时小脚女人的“残废”，看后是很有意思的。

读周作人的书很容易让人产生创作的冲动，本来是很平常的事，人人都能察觉且经历的事，在他的笔下是那么的生动有趣，是那么的平和、冲淡、飘逸，这些看似平淡的生活琐事自己为什么不能写?

“今年冬天特别的多雨，因为是冬天了，究竟不好意思倾盆的下，只是蜘蛛似的一缕缕地洒下来。雨虽然细得望去都看不见，天色却非常阴沉，使人十分气闷。这样的时候常引起一种空想，觉得如在江村小屋里，靠玻璃窗，烘着白炭钵，喝清茶，同友人谈闲话，那是颇愉快的事……”

“前天十足下了一夜的雨，使我夜里不知醒了几遍，北京除了偶然有人高兴放几个爆仗以外，夜里总还安静，那样哗喇哗喇的雨声在我耳朵已经不很听惯，所以时常被惊醒，就是睡着也仿佛觉得耳边粘着面条似的东西，睡的很不痛快……。这回的大雨，只有两种人最是喜欢，第一是小孩们，他们喜欢水，却是极不容易得到，现在看见院里成了河，便成群结队地去“淌河”去。赤了足伸到水里去，实在很有点冷，但他们不怕，下到水里还是不肯上来。大人们见小孩们玩得有趣，也一个两个地加入，但是成绩却不甚佳，那一天里滑倒了三个人……“。

下雨是件十分平常的事，但在周作人笔端流出冲淡平和的趣味。

在《初恋》一文中，作者写自己少年时代的一次初恋。

“我在那时候当然是丑小鸭，自己也是知道的，但是终不以此而减少我的热情。每逢她抱着猫来看我写字，我便不自觉的振作起来，用了平常所无的努力去映写，感着一种无所希求的迷蒙的喜乐。”

这段娓娓的叙述，在平淡中流露出真挚，在素雅中显示出深情，我读后，余馨萦绕，回味无穷。

在我眼中周作人不是作家，而是一个十足的读书人，我认为他读书的时间绝对比他写作的时间多，这可从他的随笔，杂感中感知到，他文中谈古论今，广征博引，挥洒自如。读之，如引人漫步在书海和智林之中，读他的书也不象是在读书，而是在和他谈心，这也正如他把读者也作为友人谈话一样。“我自己知道这些文章都有点拙劣生硬，但还能说出我所想说的话。我平常喜欢寻求友人谈话，现在也就寻求想象的友人，请听我的无聊赖的闲谈，我已明知我过去的蔷薇色的梦都是虚幻，但我还在寻求……”这是周作人《自己的园地》中旧序中的一段。

周作人有的文章一味杂陈典籍，广征博引，显得有些掉书袋带、摆弄学问，实在是让我读不懂，这是我读周作人的书唯一的美中不足之处。

周作人散文读后感3

我家有两个书柜，书柜里摆满了我心爱的书，闲暇时这些书便是我的伴侣。前两天，从书架上看到闲置在那里的《周作人散文集》，便取下来，细细品读，这一品，我更加爱不释手。

周作人是鲁迅先生的二弟，他的人生道路曲折而复杂，抗战时期，他投故附逆，当过汉奸。然而，他却是一个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曾经产生过重大影响的散文作家，他的文风平和恬淡，我非常喜欢。

记得上小学时学过一篇《蜘蛛》，“南阳诸葛亮，稳坐中军帐，排下八挂阵，单捉飞来将”，这首诗非常生动形象地描写出蜘蛛捉蚊的神态，到现在我都记忆犹新。到后来，我非常喜欢他写的《乌篷船》，以至于文章里的好些句子到现在我都能背下来。“篷是半圆形的，用竹片编成，中夹竹箸，上涂黑油;在两扇“定篷”之间放着一扇遮阳，也是半圆的，木作格子，嵌著一片片的小鱼鳞，径约一寸，颇有点透明，略似玻璃而坚韧耐用，这称为明瓦。”“你坐在船上，应当是游山的态度，看看四周的景色，随处可见的山，岸边的乌桕，河边的红蓼和白苹，渔舍，各式各样的桥，困倦的时候睡在舱中拿出随笔来看，或者冲一碗清茶喝喝。……”，“夜间睡在舱中，听水声橹声，来往船只的招呼声，以及乡间的犬吠鸡鸣，也都很有意思。”就是因为这篇《乌篷船》，我的脑海里总会想象自已坐在乌篷船里赏景喝茶的情景，后来我们单位在浙江有工程项目，我总算可以圆梦了，可以坐船感受“春水碧于天，画船听雨眠”的景致，可惜我坐的却不是乌篷船。

早晨起来，站在窗前，大声朗读周作人的《故乡的野菜》，一连读了几遍，令人真是品味不

尽。周作人的散文特色就是平和恬淡，对于抒写自已的情怀时，好象总是经过了一种艺术淡化处理，从而将蕴涵于中的激情舒缓、有节制的、隐而不显、含而不露的表现出来，给人一种熨贴、宁静、幽远、质朴的美感。如在《故乡的野菜》一文中，作者没有正面去舒写对故乡的怀念，却淡淡地说：“故乡对于我没有什么特别的情分，只因钓于斯游于斯的关系，朝夕会面，遂成相识，正如乡村里的邻舍一样，虽然不是亲属，别后有时也要想念他。”在这淡淡的舒写之中，却贮满着对故乡的眷念、依恋。在舒写故乡野菜的黄花麦果之后，他说：“自从十二三岁时外出不参与外祖家扫墓以后，不复见过萤果，近来住在北京，也不再见黄花麦果的影子了。”这是舒述，也是怀念，是真实情况的记写，更是思乡之情怀的委婉表达。

又如在《初恋》一文中，作者写少年时代寄寓在杭州时的一次初恋：“我在那时候当然是丑小鸭，自已也是知道的，但是终不以此而减灭我的热情。每逢她抱着猫看我写字时，我便不自觉的振作起来，用了平常所无的努力去映写，感着一种无所希求的迷蒙的喜乐。”在平淡中流露出真挚，在素雅中显示出深情，令人读后，余馨萦绕，回味无穷。结尾处写听说“她”的死：“我那时也很觉得不快，想象她悲惨的死相，但同时却又似乎很是安静，仿佛心里有一块石头已经放下了。”以这样闲闲两笔，叙写了蕴蓄于心底的一缕情丝，写得那么婉曲而有节制，清淡中显出纯真。

周作人学识非常的渊博，他翻译过大量的著作，写过许多随笔、散文，他在现代文学史上最主要的成就是他的小品文，不管经历多少年，他恬淡自然的文风还会影响无数读者，值得我们后人学习，甚至崇拜。

【篇二：周作人散文读后感3】

：最具活力的图书宣传平台品牌书店 >> 《周作人散文集》读后感2011-7-2 作者:伯格曼《周作人散文集》内容概要：本书收入了周作人先生的散文精品数十篇。

苦雨惆怅，苦茶清冽，苦竹朴拙；谈社会，谈理想，谈文明，揭开尘封岁月……全书共分读书与文章、自己的园地、关于评论、自己的思想等四辑。这些作品内容丰富，题材各异，构思精巧，文笔精巧、内蕴深厚、风格恬淡，充分显示了周作人先生的文学功底及丰富的人生阅历，从一个侧面反映了作者的思想感情及创作风格……

《周作人散文集》读后感，来自的网友：人民文学出版社新近椎出8卷本的《杨绛文集》，收有她的小说、散文、戏剧、文论和翻译作品，让人们看到杨绛作为一位小说家、评论家和翻译家的多方面才能。杨绛在《自序》里自谦说：“我不是专业作家；文集里的全部作品都是随遇而作。我只是一个业余作者。”可是，我们看到，杨绛不论创作还是翻译都是用“心?写的。尤其是散文，作者自由自在地描写她的心灵世界，描述的对象不论是大干世界，还是生活细节，都有她独特的体会。她的文风舒缓从容，清丽淡雅，常常是一些平淡的白描式文字透露出作者的深情。

我们看看在《干校六记》中，杨绛怎样写两次送别的，第一次是一家人送钱钟书先生上车： 默存走到车门口，叫我们回去吧，别等了。彼此遥遥相望，也无话可说。我想，让他看我们还有三人(指杨绛、圆圆和圆圆的丈夫)，可以释念，免得火车驰走时，他看我们眼里，都不放心他一人离去。我们遵照他的意思，不等开车，先自走了…… 这段平淡的文字透露出作者复杂的心情。那时的钱钟书先生已经是近60岁的老人了，居然被派遣作先驱队队员，当小青年使用，这只有在荒唐的时代才能发生的荒唐事情。

第二次圆圆送母亲走： 上次送默存走，有我和圆圆还有得一。这次送我走，只剩了阿圆一人……我看着她踽踽独归的背影，心上凄楚，忙闭上眼睛；闭上眼睛，越发能看到她在我们那破残凌乱的家里，独自收拾整理……又如，她在《纪念温德先生》一文里，说到温德(roben winter)先生。温德先生学问广博，有一次在他家，他居然给中国学生讲《红楼梦》。他的游泳本领更是一绝。杨绛写他“夏天到颐和园游泳，大概卖弄本领(如仰卧水面看书)，吸引了共泳的

解放军……

周作人散文集的读后感，来自的网友：读他的文章之前，隐隐约约听到的是汉奸头衔和兄弟不睦的传闻。开始有些读不进去，毕竟隔着不同的时代。慢慢地能读出些滋味来了，自以为也能体会到他的一些性情。其兄的文章大多数我是不喜欢，大多针砭时事，火药味十足，且隐喻太多。作为那个时代的文学冲锋枪固然有价值，但我只想读些时事性不强、清雅隽永的文字，所以鲁迅的文章不适合我。有人用“卿本佳人，奈何从贼”形容周作人，听上去虽然还是扣了帽子，却有宽容和理解在里边。汉奸一名的虚实我不清楚，如果说文如其人，他给我留下的感觉倒是单纯的一介文人，书生意气，有义愤却不强烈、不冲动，只是渴求风雅淡泊之味。大概他的政治敏感度亦不强，文中对日本妻子与朋友都颇为亲善，未加分野与界定、也不避讳。其实也无必要，只不过非常时期便容易招人非议。不过毕竟年代久远，其中是非难以明辨。我读文章向来注重文品兼人品，有才无德的人，文字也不会太精妙和具有说服力，往往虚伪矫饰；但周并未给我留下坏印象。

即使被枉加恶名，也不必太介意，只留一个模糊的背影，淡出众人的视线，并非坏事；而喜欢他文章的人必定会从字句中体验到他的性情与品味……

上篇：下篇：

引用链接：

《周作人》是一本由余斌著作，南京出版社出版的精装图书，本书定价：38.00元，页数：334，小编整理的一些的读后感，对大家能有。

《周作人》读后感(一)：周作人

三年前出国时收拣，我了会儿，放下那厚厚的一摞十本《周作类编》，只带上了他的几个已读过的单行本和译作。其实那套书我还不曾读完，几次读几天又放下，地觉得周作人的太，那么多更静下心来念。

去年见到有人余斌的《周作人》，立刻买来又运到挪威。这两得了看完。这本给“”（实则更到中）的小册子，用不过十万字把周作人复杂的梳理了一遍，正合我这种读者的：“”这位毁誉参半的文坛巨擘的人生浮沉，而不是”“他的与。(后者，我想我还是读完那10本厚书再说。）从这个出发点读这本传记，我就全文着墨，绝不过度演绎，偶尔夹带点“私货”（的）都点到即止简洁公允。

看惯了周作人的“冲淡”和鲁迅的“”，我以前并不知周作人竟也有“金刚怒目”的。尤其是第十五章《斗士》周作人在女师潮、三一八惨案中的倒让我有些意外。不过传记作者对此点评很到位：

“他已决意要埋头耕种‘的园地’，可遇上女师大风潮、三一八惨案，他又不能安坐书斋，一次又一次，他最终还是被卷到了的。假如卷进去之后便即全地，倒也罢了，的是卷进去后又有另一个自我在，令他怀疑、、对自己。不止一次地，他陷入自我的中。” （第十六章《两个鬼》，p234-235）

——“冷眼旁观”的“冷”字怕是最能周作人从五四的先锋到在乱世之中退守自我乃至失节“附逆”。也能解释多数儒雅的他能与鲁迅永久失和、向误诊的山本大肆报复。包括在解放后向共党讨好示爱，“冷”保留“注重事功”的这一面。人会对生出牵牵绊绊的而不能游离在外。不过也许正是这种，才能让他的文的臻至最”平和冲淡“的吧

（周作人曾劝胡适上海）“到北平来‘在冷静中产生出的’。胡适接信后大为，他里对周

作人很敬重，也很感激周的厚意，不过他不能接受周的，他说他‘爱，爱’，都是因为对还有一份热心，他没让自己冷下来“ （第十七章《小品文家》p278）

——这段可算是上一段的注解了。

让我震惊的是读到周作人向日伪屈服之后，曾”以副统领的主持，短发、八字须，身着全套日本军服，头上是帽，腰间是武装带，炯炯”地向青训话。之前我太了，只知道此人作过“汉奸”，以为不过为是在日伪当过的文官，心中还有些不以为意。不想还有堂而皇之身着日本军服之事。他此前所谓“请勿视留北诸人为李陵，却当作苏武看为宜”显得太讽刺了。

最后容我冷静地不怎么客观地骂一句，哪来的日本，害了周家三啊～～

《周作人》读后感(二)：来自里

-前：

读完和周作人，总是不下来。眼前绕来绕去就是这两个人的。甚至居然会把这两个人的一些话都想串了。

虽然，上两个人甚大，而且有生之年，两位除了看过一些彼此的之外，交接估计都没有。但在我的里，觉得二人里有种相通的，正是这点的线索不断牵扯着自己的。这个线索来自很耳熟的一段话，是张爱玲和胡兰成之后，她题写在赠给胡兰成的后面：

“见了他，她变得很低很低，低到尘埃里，但她心里是欢喜的，从尘埃里开出花来。”1

张爱玲是因为遇到了胡兰成，才悟到自己变成了从“尘埃里的花”，实则她自己本就是尘

埃里卓然的一朵花，尽管从小到大见惯了的可憎，的可卑，却给了她的心更多滋养的。这未必是，然对于她的才能来说，却是的。

周作人倒没有想张爱玲那么的于隔膜的如此之开，比之于花，他更像一颗清洌洌的小草，淡淡的生长着，没那么的尖酸。亦是从尘埃里来，但能把这份化作叶尖的一滴晨露，在下。

-中：

他们虽然脱胎于“尘埃”，却都没有就于世俗之中。

张爱玲是利用“世俗”来抵制世俗。她对周遭的观察是如此之细，很难让人她在里却是个极弱的“者”，以至于她都对她说：“我宁愿看着你死，也不愿意看你活着使你处处受。”2好在一手好文笔可以让她不用太操心自己的生计，在诸多人生上也有更大的权。

她手中的那支笔抹掉了下的所背负的，着眼于人的自我：、、、，些微的，对的迷恋。有那么一些坏，也没有坏到底，总还有那么丝丝值得。这也包括她自己在内。

如她在《烬余录》里写到自己在香港被围时，的一个死掉了，不是虚模假样的哀悼，这么写着：“鸡在叫，又是一个冻白的早晨，我们这些自私的人的活下去了。”3 她当然知道这个时候换作别人可能会假的悲悯一下，在她实在是厌恶这种的了。

周作人则是把这份世俗给冲淡了。现实世界里再平时无奇的，在他立即变得有起来，当然也是极其的味道。

举两个，他写北平的，看这话：“北平的春天似乎已经开始了，虽然我还不大觉得，立春已过了十天，现在是七九六十三的起头了，布衲摊在两肩，该有之意。”4文后又说道；“北

平几乎没有春天，我并无什么不满意，盖吾以冬读代春游之乐久也。”淡到极点，却别有一番。

再如，他写如厕读书（这在我自己也是一桩要事）：“一个人上厕的本来难以一定，但总未必很短，而且这与吃饭，无论时间怎么短，总觉得这是自费的，想要来利用一下。”5以往未必会觉得这是个值得写的事情，可读读这文章，却觉得得很。

跳开一句，两个人即便这般接受现实，世俗，最终的却都有几分：张爱玲客死异乡，周作人晚年则成为了“寿则多辱”6的代名词。

-后：

读好的传记有个：会让自己觉得书中人物在某些与自己亲近了许多，她/他的生活会把一个原本在高台上供奉的人物放到了现实的里来。再去读读他们的作品，会消化的多。

我在读张爱玲和周作人的作品时，不由得回到他们的个人里，他们那份的自我感始终让自己汗颜。如今的自己太容易堕入世俗，沉溺其中了。每个人都是从尘埃里来的，最终的结局也会是，只是有些仅仅是在风里蒸腾一下，就归于其中了；有些则灼灼的成了一朵花，或者一叶草，不枉穿过这一世。

二零一一年三月二十五日

注：

1.见余斌：《张爱玲传》，p250。

2.见张爱玲集《流言》中，《天才梦》一文。

3.见张爱玲散文集《流言》。

4.见周作人散文集《怀旧》，p24。

5.见周作人散文集《怀旧》，p241。

6.见余斌：《周作人》译书，p176。

《周作人》读后感(三)：余斌：《周作人》

余斌的这本书，初版在2000年，此番重印，添了《新版题记》，叙及当年写作书稿，原定是给生看，“一般读者”只是兼顾，故只有十万字，也平易朴实。开头有些像讲，但渐渐读下去，便发觉全书情感都很得当，没有泛滥的抒情和的笔法。我看过的传记很少，什么认识，只是出于上的偏好，很怕读情感和都过于茂盛的传记罢了。传记的本来是使读者对传主有较而公允的认识，不是写或文学创造。信而有征是它首位的，过度抒情固然使人肉麻，以代言体的试图重现旧日，也难免容易滑入的。通常说来，写得的传记必然会使读者受到传生与的，但这种感染是否一定要通过甜糖水那样直白的抒情传达，则是未必的了。

全书共十九章，除叙述周氏身世外，对他的与文学也时作剖析，其大多从周氏及中得来，时有自己的，但不强作解人。一些章节的命名里，也可以略见作者的用意，如第一章“转世”，周作人出生时，本房一位堂叔夜游归家，看见一位白，故相信周氏是那老者的转世，而后老者更传成。周氏虽不，但对宗教的精义中贴近人生的却有一种天然的亲近，故屡屡在自传性的文章中提起，大约也觉得有的罢。作者于此指出“老人转世”的对于周氏或有某种暗示的：“他既说转世老人的特性是‘有点顽梗’，‘不讨’，想到一生经历的荣辱，想到他的不合时宜，他也许真有些觉得，那传说大有‘不幸而言中’的意味。”又如第十一章名为“期”，实指周

氏成名之后的五四时期。周作人最初在上译作，还处于不大受人的配角，到接连发表《人的文学》、《论黑幕》、《平民文学》之后，则已然成为新文学运动的家。他在《人的文学》里对与小说的否定之彻底使人，在北大征集歌谣时又着意强调“猥亵的歌谣”之，后来又颇日本空想的“新村”。这时他已三十多岁，照他一贯的性格，实在已算步入的中年，而忽然焕发此青春，与环境之不得不谓之大。

对周氏思想与文学的散见于各个章节，而较为集中于第十六“两个鬼”、第十七“小品文家”两章中。作者戏称“这部小书是不许（‘通俗易懂’的体例），不甘（不愿只是敷衍事迹，重复‘公论’），不能（做不到对传主的透彻理解）的‘三不’产物”，连自己对周作人的个人理解都算是书中夹带的“私货”。然而这些“私货”夹杂在对周氏身世漫然的叙述里，确如灵光一闪，使行文时时显出亮色。试着摘抄一点：

“似乎从断文识字起，他就进行着两种，一种是社会、、学堂里要求的，从三味书屋到水师学堂，都是；一种是他按照一己的志趣展开的，随所至，没有特定的，却有一以贯之的线索。对他的人生，对他以后的更具的，显然是后一种学习。”（《洋学堂》）

“他于人生得来的，他的，他从中外传统中受到的影响，使他对人生、社会皆有一种感，没有什么事情可以让他地起来，一边过着的书斋生活，一面那忧患的一直伴随着他。那些哀感的诗文，那些对社会、人生然而冷静透辟的观察容易引起他的。”（《归来》）

“其实周作人的原也，——那是源于思想的彻底性，或者用一些佩服他的人的话说，他有着‘明澈的思想’。这也正是周作人的过人处：虽然他性情温和，行事极少逾矩，他的思想却是没有任何禁区。新文化运动的旗帜之一是‘’，那不是或科学的，而是指一种科学的精神：破除，扫荡一切与禁忌，任何都可以直面它。周作人身上极地出这种的精神。”（《青春期》）

“周作人并不是个‘’、‘’之类的人，可是他自己知道，如果不是有《》这样一群人相互呼应，他不大可能那样、地对社会发出自己的，甚至他也不会有那样急切的参与社会变革的。”（《》）

“其实周作人悲凉的在他那篇《怎么说才好》中已表露无遗，他对的已经感到：‘怎样说才好？不说最好：这是一百分的。’所以还在抨击时政，不是因为还能看到什么希望，而是抑制不住内心的，说那是困兽之斗也许是更的。”（《“两个鬼”》）

“当然周作人提倡，也是出于他自己的内在要求。……他是《新》‘随感录’的作者，长篇的议写得更是。不过他觉得自己的很思是那样的文章不了的，那是一些比较个人化的东西。论文、杂感在他看来是‘共性大于’的应时之作，那是传达时代的声音，作者好像是在扮演一个合唱队前领唱者的角色，不是在独唱。他想独唱，前面已经提到，周作人即使在五四的时期也对存着一种恐惧，那洪涛大浪会将个人的声音淹没，对于他，个人的东西才构成自己真正的。一个像他这样视写作为生命的，这个人一面当然要寻求表达，而唯有文学才能容纳个人化的内容。他写过诗，又曾经想写小说，可他自认没有这方面的才具：诗的情绪偏于浪漫，诗的语言倾向于浓烈；散文则其性质是家常的，语言与诗相较是平淡的，他觉得他的境界更接近散文而不是诗。至于小说，与散文相比，更倚重，周作人觉得那也非他所长。不宜诗，不宜小说，而又贪恋文学的个人况味，他自然而然地走向散文了。”（《小品文家》）

虽然好像没有什么惊人之论，但读过一些周氏作品的读者，大概能体会得出这是读书有间的平实贴切的话。他说周作人的小品文平和冲淡，不拿腔作调，不矫饰造作，如今看来也已是通识，然而作者又格外强调周文的有知识和趣味的“简单味与涩味”，细腻流丽的中学作文以朱自清和冰心为学习对象，实际还远远不够，联系到本书的写作时间与对象，是可以从中看出作者的寄托的。书中的论断，我所觉得稍有不妥的，其一是讲周作人退回“自己的园地”后，讲求“生活的艺术”，或曰“艺术的生活”，而此艺术的生活之关键在于“不要卷进纷乱的现

实中去，保持一定的距离，用欣赏的眼光去看待生活中的一切”。这里“用欣赏的眼光去看待生活中的一切”未免有些划地太阔，周氏彼时的生活环境，只好称它是乱世，若真到了能以欣赏之眼光看待社会之乱离与黑暗，那就完全是“绅士鬼”的统治而没有“流氓鬼”的存在了，而周氏向来是宣称自己心中是有“两个鬼”打架的。其实作者后面也曾提到，周作人虽声称闭户读书，他脾性里褊急的成分却实难使他能够从容镇静地做出平和冲淡的文章。“闭户读书论”一面固然是实情，另一面却近于讽刺，是对纷乱的时世与政府的嘲弄。说“用欣赏的眼光去看待生活中的一切”，难免产生周氏竟至不分是非轻重的误会，他的“艺术的生活”，恐怕也只是对生活里琐碎普通却具有一种向上的情感的人情物理持有欣赏的态度，并善于发现它们审美上的愉悦罢了。

其二是叙及周作人的《故乡的野菜》、《北京的茶食》、《乌蓬船》等小品文时，作者这样描述它们的特色：“它们与他的那些宣传的文章有相当的距离，这些小文调子悠闲自在，没有一点烟火气，其中浮现的是一个仙风道骨的隐者形象，与我们在那些笔仗文章中看见的周作人简直判若两人。”窃以为周氏这类文章，烟火气却是很有的，因为都是从普通的人世中抽绎出的生活的情感。大约关键要论如何看待“烟火”二字的意味。人常以“不食人间烟火”来夸赞不同凡辈者的高妙，实际却使我疑心那人只是空洞。因“烟火”在我心目中，原是极温柔美好的东西，与俗世人生相牵连而分外有情。与俗世民间相连，并不意味着便即恶俗，只是富于人生的情态罢了。如今城里的小孩子自幼见惯煤气灶蓝幽幽的火苗，恐怕很难懂得薄暮炊烟的美丽和它内里所蕴含的一种人的寂寞与依托了。周作人的写吃茶，写故乡的野菜，清明的黄花麦果与上坟船上露出的杜鹃花，这些都是尘世里平常的微物，含了露气的草本生活。其烟火气，或曰生活气是很浓的，只是他的人和语言都是那样朴淡，少刺激性的物质欲求，所以使人觉得他“雅致”罢了。但雅致也须与地气相接才可喜，不然便很容易堕入惯来文人的酸腐气，成为一种虚张声势的东西。这里最重要的是真实的、澄澈的情感，周氏的小品文作草木虫鱼题材外，固然大部分是与书有关的钞评，这是他精神上往高处神游的部分，但那里面一以贯之的，仍是他对自然以及作为个体的人关怀的精神。——话似乎说得很岔了，其实我与作者最终的意见并

没有分歧，大概只是我要发挥一下这“烟火气”，忍不住表达一点我的爱罢了。真正需要讨论一下的，倒只是最后这个小问题，即第十七章末尾，作者认为《骆驼草》的发刊词是周作人所写，并引其中“笑骂由你笑骂，好文章我自为之”一段，认为是周氏对当时左翼作家的围攻的回应。

《骆驼草》于1930年5月创刊，是废名首先提出，然后得到冯至的支持。两人后来也是报纸的主要负责人，同社撰稿人则有周作人、废名、俞平伯、徐祖正、冯至、秋心（梁遇春）、沈启无等。对于《骆驼草》的创办，周作人自然是支持的，但发刊词是否出他之手，则恐未定。发刊词当时并未署名，而《骆驼草》的事务主要由废名和冯至负责，废名后来的文章中多次写到他们亲自校对，虽麻烦而仍以捉到错字为痛快，故很有可能是废名或冯至而不是周作人写的。发刊词今则收入《废名集》第三卷，试看其最后两段：

“文艺方面，思想方面，或而至于讲闲话，玩古董，都是料不到的，笑骂由你笑骂，好文章我自为之，不好亦知其丑，如斯而已，如斯而已。

“‘乐莫乐兮新相知’，海内外同志，其给我们这个乐乎，盍兴来乎。讲【谨】此祝福。”

这其实是较典型的废名的文风。废名文章的语言似有截然不同的两路，如《桥》与《竹林的故事》、《招隐集》，属于简净妍美一类，而如《莫须有先生传》以及他三十年代许多的散文，则是嘻笑怒骂，自成文章，时有拉杂堆砌，又尤其喜欢以“也、矣，乎”之类的语气词夹杂其中，最后却又奇妙地流为一幅灵动的整体。发刊词的风格可谓属于后者，“其给我们这个乐乎，盍兴来乎”实是典型的废名式语言，自与周作人简净朴实的文风不同。谓予不信，可试看废名为俞平伯《古槐梦遇》所作《小引》之片断：

“那么古槐书屋的一棵树今日尚足以牵引我的梦境，吾其博得‘吾家’冯妇之一点同情

乎？”（按，废名原名冯文炳）

“于是我就赞叹一番曰，吾不敢说梦话，拿什么‘谪仙’，‘梦笔’送花红，若君其所谓不失其赤子之心者乎？愿你多福。”

然而我也没有十足的铁证，只是以一个废名迷的身分，表明这实在是废名的文章的感觉罢了。这样的话说起来又近于无赖，原本是无关宏旨的小处，到此也就好作一个结束了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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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书虽只十万字，错别字却不少，责编难辞其咎。书的装帧很素雅，白色封皮里是青灰布面，有这么多错字“点缀”其中，难免是遗憾的。

103“宋主张与袁和作”，“和”当为“合”

147“最早的白话诗人之一汪敬之”，“敬”当为“静”

148“汪敬之”，“敬”当为“静”

149“他虽经历过一些事，却还受到过这样的惊吓”，“还受”间缺“未”字

156“返乡了结绍兴家中的事物”，“物”当为“务”

164“他在地底里呻吟民”，“里”字衍，“民”字衍

231“或者也就是通辑吧”，“辑”当为“缉”

231“因了言论而被通辑”，“辑”当为“缉”

265“不过常些空想当然没有实现的希望”，“常”当作“这”

269“有知识与趣味的双重统治”，“治”当作“制”

278“实在难忘能够从容镇静地做出平和冲淡的文章来”，“忘”当作“望”

330“砸乱了家中供奉的周作人，当然也有鲁迅母亲的牌位”，“作”当作“树”

《周作人》读后感(四)：周作人的“新”与“旧”

刊于《现代快报》2011-01-02 文/陈嫣婧

南大余斌教授近日重版了他的旧作《周作人》，在那么多的周氏传记里，是字数最少的。像周作人这样的大家，写得多往往比写得少容易，懂得舍弃无疑是这本传记最大的好处。但简洁并不意味着简陋，特别是在剖析传主复杂性时论及的某几点新颖之处，虽点到即止但细究之下也有不少值得人味的地方。

曾经，与周作人在北大做过同事的温源宁这样描述他：“周先生总是温文尔雅，静若处子，说话有如窃窃私语，走路几乎像老太太……”这么一个文质彬彬的学者，恐怕很少有人会把他与“变旧造新”（唐孔颖达疏《诗经??大雅??棫朴》“周王寿考，遐不作人”句：“作人者，变旧造新之辞”，其族内叔祖就此为他改名）这个词联系在一起。与之相比，他的兄长鲁迅却给人留下冲锋陷阵，身先士卒的印象，精神气质上似乎更近于热爱新事物的青年人。余斌指出，这可能与周氏兄弟在家中的排行有关，鲁迅是老大，责任心自然重，做的事情多显然也更具行动力。周作人身为二弟，从求学到工作，个人到家庭，无不得到长兄的悉心照顾，操心的事少

了，他那要自由，要潇洒的心理，也因此得到了莫大满足，再不必如兄长一般在现实生活的疲于奔命中消耗他的生命力了。再者，周作人是学者而鲁迅是小说家，论说文字与小说语言何者更能让人有身临其境之感？这也同样影响了写作者的心性。作为思想家和学者的周作人，看人看书看自己，多是抱着一种冷眼旁观的心态；而小说家鲁迅，因创作与现实的距离隔得太近，纵然写起杂文，也是事事管己，样样关心的。

但是，如果说学者的气派只是旧文人的行头，是封建势力的残余就错了。相反的，周作人的独善其身，恰是他“变旧造新”的体现。1919年，周作人在新文化运动的阵地《新青年》上发表《人的文学》，这是略知现代文学史的人都耳熟能详的。窃以为这是他第一次开诚布公地大写“人”字，最大可能地拔高存在的意义。文章的着力点不仅在于文学，更在于人，文学中的也好，现实中的也罢，人是当仁不让的主角，人道主义是当仁不让的载体。这对于重视群体意义而漠视个体价值的传统中国文化观而言，是真正的大逆不道，也是本质上的变旧造新。

可是这文章里的主张，在新文化及此后的中国文化变革中，又得到了多少拥护和延续呢？文学多大程度上被还给了个人？浅近地说，文学多大程度上体现了个人的自由？民族的自由？人性的自由？无论当时还是现在，若要拿这一主张去对照国情，都只能对比出一个不切实际的妄想。加之《新青年》的散伙，各种复辟专制的轮番上演，曾经的友好同仁因分属于不同的党派而先后被杀，在周作人看来，“利己而利他，利他即是利己”的“理想生活”在文学中的表现尚且十分有限，如要落实到中，可真正成了一种“理想”而非“现实”了。

周作人对维新思想的信仰遭遇到现实的强暴之后，他对当时现状虽然悲观，但个人主义在他本人身上的体现，却并不见得有所削减，反而变本加厉。他所坚信的“利他即是利己”以文学作为载体本无可厚非，因为两者都是理想化的、理论性的，但如把它挪移到生活本身，忽略人的现实处境，甚至将之与自身的贪婪怯弱本性苟合起来，企图混淆视听，那么这理论不但与写文章无益，更是害了它的创造者和践行者。

周作人在抗日战争中附逆失节的事，一直以来成为学术界争论不休的话题，其根本也在于此。在这一点上，鲁迅的头脑毋宁是最清醒的，他对中国的现状也非常失望，对战争的胜利亦十分悲观，但这并非个人苟且偷安，贪生怕死的护身符。大义当前，知识分子怎能抱着事无关己，高高挂起的态度？行动力在鲁迅身上一以贯之地体现，而过分发达的大脑却终是连累了事事皆被照顾优待，最终成了又一个钱谦益的周作人。

周作人坚信新时代的象征便是以人为本，这在当时无疑是最前沿的科学了， 然他自己选择的道路，难道就能因着这以人为本的思想而避免赵孟頫，钱谦益之流的命运了吗？更何况外族侵略不比朝代更替，士大夫的风骨节气，古往今来何曾变过？树人不旧，作人不新，人生何其复杂，在“品”的高低上，即便是今人，又多大程度能跳出传统的评价圈子呢？

（刊出之题目有改动）

《周作人》读后感(五)：秋行春令觅知堂

“秋行春令”本是周作人在一篇名为《中年》的文章中挖苦鲁迅的说法，意在讽刺鲁迅与他的学生许广平的结合是“老人的胡闹”，是不理智的，是会遭人耻笑的。在此，我用来描述自己对周作人的认识，虽然牵强，但也确如其是。一直以来对周作人都不甚了解，其人其文在读书时期的课本里几乎绝迹，最初看上这本《周作人》也是因为装帧，瘦身窄长的开本是我最喜欢的形状，小硬皮册子，封面质朴简洁，但凡这种装帧，总能烘托出神圣的意味，就像家里珍藏的一本同样尺寸的《圣经》一样。可以说，这个装帧很符合周作人冲淡儒雅的性情和人生志向，是非常好的艺术作品。

正如作者余斌所言，为周作人做传很难，虽然他有过写张爱玲的经验，但毕竟张爱玲的为人作文都坦荡开放，有迹可循，而周作人却复杂得多，矛盾得多。更多时候，他被人记住，只

是因为他是鲁迅的兄弟，以及他曾经的失节受辱。这本小书，让我第一次近距离读到这位百科全书式的学者的人生，同时也生出敬慕喜爱之情。

周作人的个性应该属于温吞、缓和、闲散、儒雅一类，从小就在文学上禀赋很高，学问做得比鲁迅要大要深要精，他对待学问的态度总是很专一，即使在烽火连绵的乱世，他所希望的也是温一壶清茶，捧一本古书，安安静静地隔离于外面的世界，他是个“洁身自好”的自由主义者，总不想牵扯进任何党派纠葛，由此也造就了他犹豫的性格缺陷。日后的许多人生选择，正是因为他的犹豫，而酿成无尽的苦果。

然而，不能不说，周作人也是矛盾的，他也曾一度表现出性格极端的一面，他也会竭斯底里和不顾一切。比如他在创办《语丝》、《现代评论》杂志时期与胡适、陈西滢等人的笔战，在民国时期为大学生遇害义愤填膺，甚至在与鲁迅最终失和时候的竭斯底里，都是他极端的一面。我想他在这一面的性格里，是很痛苦和无奈的，难以自控的，时代逼迫他如此，他作为时代中人也只得顺从。

给我印象最深的，是周作人人生中的“双失”。其一是与鲁迅失和。这桩蹊跷的事情至今仍留有很多疑问。周作人自小与鲁迅兄弟一心，彼此照应，年轻时候鲁迅对他的提携和照顾是很多的，帮他的日本求学铺路，又为他在北京找工作，治学上，二人也经常切磋，时常共同翻译西学。那为什么，两人会反目成仇了呢？

据说，1923年7月14日，鲁迅日记中很突兀地写道当夜改在自己房中吃饭，并没有说明原因。通常他们一家人总是一起吃饭的。到了7月18日，周作人当面交给鲁迅一封信，一封绝交信，信不长，开头是：“鲁迅先生：我昨日才知道，——但过去的事不必再说了。我不是基督徒，却幸而尚能担受得起，也不想责难。……”但究竟他“知道”了些什么事，他“尚能担受”些什么，我们就不得而知了。再后来，鲁迅就搬出去了，半年后，回旧居拿书的时候，

周作人竟然与鲁迅大打出手并恶言相向。所谓“君子绝交，不出恶声”，现在居然还打起来了，究竟为何如此失态？似乎没有人知道。

传说中的两种导致兄弟失和的原因，一说因为经济问题，周作人的日本妻子羽太信子一直是周家的持家人，但她花钱阔绰，不知节俭，虽说周作人和鲁迅赚的钱已不算少，但也难以支撑一大家子人（当时还有三弟周建人一家），每次家里入不敷出，都是鲁迅出门举债。鲁迅多次让周作人说说其妻，周作人一来二往加在哥哥和妻子中间两头做人难。另一方面，羽太信子这人也是有“竭斯底里性的”，总是发“臆病”，一发病就吵吵闹闹，她对于鲁迅，外貌恭顺，内怀忌恨，兄弟失和有一说是羽太信子从中挑拨离间。而在失和一事上，周作人显得受了天大的委屈，也有一说是羽太信子曾遭鲁迅调戏，而且两人关系非比寻常，曾经想好过，只是周作人一直被蒙在鼓里。——这又是怎样的一出情爱大戏啊！

还是回到周作人的“双失”上，除了“失和”，另一个让我深受触动的，是周作人的“失节”。其实，周作人在北平落入日本人手中的初期，曾三番五次拒绝伪政府和学校的聘书的，与其说，他有风骨有气节，还不如说他生性不喜搀和俗世纷争，尽可能远离政治中心。可是，侥幸在一次“刺杀”事件中逃过一命后，他就再无法拒绝日本人的邀请了。在他看来，那次“刺杀”是日本人对他的恐吓，如果再拒绝邀约，他只有死路一条，为了保存性命，也为了留在北平一大家子的生计，他唯有顺从。自此，他的后半生都在为自己“正名”，心力交瘁。

我很同情这样一个“失节”的周作人。他不是主动降敌的，他也不是没有深思熟虑过的，只是他所有的思量都受限于他个性中的温和、犹豫。日军占领北平时，许多文化界人士劝他一同南下，但北平有周家一大家子人，当时鲁迅和周建人已到上海多年，但包括鲁迅的发妻朱安，周建人的妻小，周作人一家都还留在北平，都是周作人照料的，一人挣钱，十几口人吃饭，是不是周作人的处境更值得同情呢？那边厢，鲁迅、周建人都分别有了新的妻子，这又算是什么事儿呢？所以，当时周作人拒绝南下，一来真的是因为“家累”，二来，他不曾想到国民政府

与日本人对峙竟是那么长的时间，他蛮以为不出半年就能回复从前——在他看来，即使打仗，国民军队也撑不了多久。此外，他一定有他的挣扎，因为年轻的时候曾留学日本多年，外家也在日本，他对日本有深厚的感情，面对民族矛盾，他何曾不想毅然决然投入革命，或是继续执笔仗言，救国救世。

历史是不可选择的，时代是不容逆转的，周作人生于斯，失于斯。他的后半生，坐牢，申辩，为自己“正名”，不愿写谢罪宣言，所以一直被禁止在中国出版作品，只能以翻译为乐，死前的一年，正是文化大革命的开端，他又被人揪出来批判，这一生的折磨和耻辱，似乎仍在继续，纠缠着这个本该远离人间，“一心只读圣贤”的老人。经不起折腾的周作人死于1967年。

关于人生中的“两失”，特记录两段话如下，这话让我心有戚戚然，暮气渐深，先生老矣！

周作人字“启明”，鲁迅字“长庚”，二人的字分别是两个星宿，过去有“东有启明，西有长庚，永不相见”的迷信说法，谁知在周氏兄弟身上却成了事实。

1963年周作人在《知堂回想录》（后在台湾出版）杀青后写的一篇《后序》里再次提到“寿多则辱”和兼好法师的那段话：“我平常总是想，人不可太长寿，普通在四十以内死了最是得体，这也不以听兼好法师的教训才知道，可是人生不自由，这就一点也不能自己做主，不知道这是怎么干的，一下子就活到八十，实在是活得太长了。从前圣王帝尧曾对华封人说道，‘寿多则辱’……其实是不错的。人多活一年，便多有些错误及耻辱。这在唐尧且是如此，何况我们呢？”

《周作人》读后感(六)：作为80后的周作人

《周作人》是余斌2000年出版的一本小书，2010年由南京大学出版社再版。在《新版题记》中他爆出“内幕”，解释了这本书之所以“小”的缘由：原来当年写这本书，是受江苏文艺出版社相邀为“中外名人传记丛书”所作；而这套丛书是专为中学生设计，编委早已把选题定好，规矩没有太多，唯一一条，字数限定为十万字。所以无论如何，这本书也写“大”不了。

虽然和钱理群著《周作人传》相比，体量上小了很多，但是作为普通读者了解周作人的入门读物，这本书实在是再好不过了。

因为原是为中学生所写，“一般读者”只是兼顾，所以作者特别选用了一种“浅白的文字”来叙述。但要找到一种适合的，体贴的口吻和节奏，其实并不简单，光是开头，就几易其稿。最终你看到的全书第一句话是这样的：绍兴城东有一条东西向的街，叫东昌坊，东昌坊口有一周姓大户人家，当地人称作“新台门”。

很显然，余斌的实验是成功的，他“弄出了一种略带俯就，多少类似于‘从前有座山，山上有座庙’的调子。”而这种颇为中国民间味道的调子，很容易吸引人读下去。用现在流行的话说，就是阅读体验佳。它不像某些传记，材料虽然多，但大片的引号扫射，你还没进入传主的世界，头就先晕了。

但也正如余斌在后记里所说，周作人是难写的，一则，他极复杂；二则他毁誉参半，书中必须要面对厘清这些问题；三则，周老先生一辈子恪守“平淡冲和”的境界，过得是一种平静的书斋生活，没有什么传奇性。

然而作者的处理很可称赞，虽然传主并没有多少传奇，但叙事上的功力还是让这本书充满了故事的意味，而另一方面，浅白易懂并不意味着白开水般的毫无内容，作者是把材料都内化，做成糕点，而不是硬生生端出一盘药丸颗粒。

不过，随着行文的深入，作者和我们都不得不进入周作人的思想世界瞧瞧了。这个一生追求“平淡冲和”的老头子，他心里到底在想什么？而作者在此时夹带“私货”——作者自己的观点——就不能不说是一件水到渠成的事情了。

作者对周的理解，首先体现在对周的性格成因的分析。周作人是个典型的“80后”，前面有个大哥，下面有个三弟，虽然家道中落，祖父入狱，但那时他还小，即使体弱多病，也过得是一种自由自在舒舒服服的少爷生活。及至成长，他的到南京求学，到日本，到北京工作都是大哥鲁迅帮忙摆平的。虽然他和其兄鲁迅一直在思想上都颇为接近，但这种生活状态的决然不同——鲁迅必须承担许许多多的责任，而周作人则相对自由——也导致了它们看待世界的态度的不同。

鲁迅是决绝的，愤怒的，但也是负有责任感的，而周作人从“人道主义”到“个人主义”都与他从小在庇护中长大不无关系。周作人作为一个世纪前的“80后”，兴兴轰轰的敲响了个人主义的锣鼓。而这个词语的背后，也正是周作人的某些性格成分：自我、经常陷入反省，举棋不定，享乐主义，注重精神而忽视现实，优柔寡断。

我们从他前半生的轨迹大可看出这些特点。

周作人于1901年，也就是他16岁的时候进入江南水师学堂管轮班读了6年，这期间，他一方面应付着课业，一方面挖掘自己的喜好，读闲书。

1906年，他21岁，他到了日本，本来是要学土木工程的，但他志不在此，预备科的日文课就上了三年，天天在住所读书、译书。

1911年，他26岁，五年过去了，他喜欢日本生活，并且在那里结了婚，但那时家力无法

维持，是鲁迅硬生生把他从日本提溜了回来。

1917年，32岁的周作人终于到了北京，不用说，还是鲁迅帮忙张罗的。这之前的6年里，周作人在家里干了什么呢？一方面，他做了绍兴教育会的会长，消极怠工，一方面仍旧过着他的书斋生活。

如果没有到北京，没有后来在《新青年》发表《人的文学》，卷入新文化运动，周作人的一生将会是怎样的境遇呢？当然，历史容不得假设。

不过，我们已经可以约莫看出，周作人的“个人主义”倾向是早早的潜伏着了的。他是一个散漫的人，一个不愿意牺牲的人。一个作惯了高姿态，并且颇有些优柔寡断的人。这些性格上的特征，或许是我们唯一可以解开关于他一生那两大谜团的钥匙。

第一个谜团，是和鲁迅失和。这事发生在1923年，谁都没有料到素来和睦的兄弟俩会突然闹矛盾，只知到，从此之后，他们一生再无见面。虽然已经有很多的文章来探究这个颇具神秘色彩的事件，但没有可信的证据，这注定成为一个谜团。大致的猜想，多半是和周作人的妻子羽太信子有关，一是因为经济缘故，周家一家大小钱全部由信子掌管，而她花钱大手大脚，和鲁迅不对眼；二是称她造谣说鲁迅偷看她洗澡。

周作人是夹在鲁迅和妻子之间的，他向来不懂得处理这些俗事，最后下定决心给鲁迅写了一封绝交信，这一次，他比鲁迅还决绝。具体因为什么已经不可考，但家庭生活之复杂实在难以预料。周作人不是忍辱负重的人，他硬起心来，决绝无二话，一刀可以两断。

第二个谜团，他的事伪。当全国文化界都在期盼他南下的时候，在国破山河大战要启的时候，为什么他不愿意动，莫非他不爱国，诚心要做汉奸？他于公于私都说过，因为家累太重，

搬家太难。大家似乎都不相信这种说法，我觉得或许这还真的就是他当时留在北京的原因。

在和鲁迅失和之前，很多俗世上的事务都是由大哥代理的，他只管读他的书，作他的文章。他心里想着各种可能性，但对于国家的责任是很淡的，对于家庭的责任，也如是。他想的是搬家会有什么麻烦，这麻烦一想起来可就多了去了，而他又是一个优柔寡断之人，进进退退，终于没有动身，反而一层一层做起了日伪官员。

关于这一段，本书着墨不多，他在北京如何一步步由小官而做到大官，仍然不甚清晰，但这和他的“自我”、缺乏责任感是分不开的。

周作人最后被红卫兵抽打，80多岁的老头龟缩在洗澡间的偏房，硬生生熬了半年，终于在一个春天的下午，趴在木板上一动也不动了。

一生荣辱，周作人的命运在这十万字里流淌而尽，但这才刚开始，周作人，鲁迅，那些民国人物，他们所处的那个时代，他们之间的关系，无一不成为这本书中幽微迷人的黑洞，等着把你我吸进去。

《周作人》读后感(七)：在自己的园地里

1922年，周作人开了一个叫“自己的园地”的专栏，他在发刊词里说：“所谓自己的园地，本来范围就很宽，并不限定于某一种：种果蔬也罢，种药材也罢，种蔷薇地丁也罢，只有本了他个人的自觉，用了力量去耕种，便都是尽了他的天职了”。在我看来，这段话也能概说周作人的一生，大多时候都在“自己的园地”里耕种和收获的一生。读他的小品文，平实淡雅，很难看出写于战火缤纷动荡不安的岁月，他似乎有一种“能力”，抑或说是“天性”，就是隔绝外界的纷扰，不理会当世主流价值观的评说，只是把心思和力量都放在“自己的园地”里，勤

力耕种，这是他一生成就的源泉，也是他一生悲剧的根源之一。

小时候被送进三味书屋读“正经书”时，周作人就不是主流价值下的“好学生”，他一边读着“之乎者也”，一边已经另有所爱，当然，这很大程度上也是受兄长鲁迅的影响。他们看有图的画书，描画儿，读仙山鬼怪的故事，在百草园里徜徉，这些在大人看来都是“无用”的经历，却给了他独特的知识储备。

如何说童年看闲书的经历还源于一个孩子追求趣味的天性，那么进了位于南京的江南水师学堂后，周作人已经开始有意识地安排好自己的时间和精力，学堂的功课只求应付，其余时间里，他都按自己的意愿和志趣展开：读鲁迅介绍来的新派书刊，学外语，读文学书籍，他读《天方夜谭》，将《阿里巴巴和四十大盗》换了中国的背景翻译出来，改名《侠女奴》发表在一本杂志上。此后又翻译爱伦坡、柯南道尔的小说，还自己进行小说创作。当时，即使在新式学校里，科举依然是社会上的主流风气，被视为“正途”，家里也曾写信催促他回家参加“县试”，都被他拒绝了。余斌在《周作人》里说：“似乎从断文识字起，他的进行着两种学习，一种社会、家庭、学堂里要求的，从三味书屋到水师学堂，都是；一种他按照一己的意愿志趣展开的，随兴致所至，没有特定的范围，却又一以贯之的线索……那些学堂里的正规课程，他很快便抛在脑后了，而他自学得来的东西却成为塑造他的人生观、他的修养以至他的个性的重要部分”。

到了日本以后，周作人开始了比在南京时更加自由的“自学”。他本是官派来日本学习土木工程的，但这个“正业”在他的生活中根本没有位置，他到东京后进了日语学习班，断断续续一读就是三年，“拿文凭”这样的概念似乎从来就没在他脑子里存在过，到离开日本时，他也只有一个法政大学的预科文凭，是在日本的六年里用一年去断断续续读书拿下的，其余时间，他都是和鲁迅一起，读书、译书，搞文学创作，筹办文艺杂志。他还通过广泛又系统的阅读，真正地开阔了自己的眼界。

从周作人的求学时代，已经能体味出他的性情不趋“时势”的一面，懂得自己的志趣在哪里，并努力在这个领域研究深入下去，专注于自我。只是在他悠然宁静的外表和生活状态下，其实有着比普通人更大的学问“野心”。

回国后，辛亥革命爆发，哥哥鲁迅情不自禁加入到革命的浪潮中，周作人则对外界发生的一切始终保持着“冷眼”，在举国欢庆的1912年1月，他写下《望越篇》《望华国篇》，在一片乐观中发出“逆耳”之声。民国成立后，他担任了县教育会主席，工作中，他一方面把具体的事务性工作叫做“公事”，应付了事；另一方面，他开始了对儿童问题的理论研究，在教育会的刊物上发表相关文章，这虽属于工作范畴，但因为是他兴趣之所在，因此被他称之为“自己的工作”和“私人的事”。两种不同称谓，足以看出周作人对“自己园地”的专注与维护。唯有“自己园地”里的种种，才是值得他终生追求的事业。

周作人一生大多数宁静内敛，在“自己的园地”里过着读书写书译书的。《周作人》一书共十九章，大多也都平淡祥和，唯有两章例外，这从标题也能明显分辨出，第十一章《青春期》，讲述的是新文化运动及五四时期，周作人连续发表《人的文学》、《论黑幕》、《平民文学》，成了新文化运动旗手式的人物；第十五章斗士，讲述的是从1924年秋天女师大风潮，到1926年的“三一八”惨案期间，周作人以笔为武器，和北洋政府和《现代评论》对峙，那时的他，甚至比鲁迅还慷慨激昂。

只是这两段时光都是短暂的，新文化运动阵营的内部分裂，逃过北洋军阀的学生们最终却死在国民党的“清党运动”中，而中国的社会现实依然如故。周作人很快又把目光投注在“自己的园地”里了，他本来就一直对人生对社会有一种悲剧感，还是宁静的书斋生活最适合他。而对社会的失望，又让他自然而然把注意力转向自我，转向记忆中点滴平淡的美好。余斌写道：“周作人即使在五四的高潮时期也对运动存着一种恐惧，担心那洪涛大浪会将个人的声音淹没，对于他，个人的东西才构成自己真正的家园。一个像他这样视写作为生命的文人，这个人一面

当然要寻求表达，而唯有文学艺术才能容纳个人化的内容。他写过诗，又曾经想写小说，可他自认没有这方面的才具：诗的情绪偏于浪漫，诗的语言倾向于浓烈；散文则其性质是家常的，语言与诗相较是平淡的，他觉得他的境界更接近散文而不是诗。至于小说，与散文相比，更倚重想象，周作人觉得那也非他所长。不宜诗，不宜小说，而又贪恋文学的个人况味，他自然而然地走向散文了”。于是，一系列文学价值极高的散文诞生了，《乌蓬船》、《故乡的野菜》、《北平的春天》、《风的话》、《雨的感想》、《娱园》，文字“平淡冲和”，和笔战中的周作人“简直判若两人”，和各种宣传各种“主义”的文章也有着相当的距离。

谈周作人，不得不提抗战时他失节一事。他也曾消极抵抗，而后或因为懦弱，或因为糊涂，或因为家事拖累，不管动机如何，总之是下水了，先是伪北京大学图书馆馆长，文学学院院长，再到伪华北政务委员会委员兼教育总署督办，慰问侵华日军中的伤员，督导“治安强化运动”。在那样一个时代，中国最优秀的知识分子集体流亡大西南，周作人的这一污点，没有借口，永不能洗刷。或许在他心里，保护自己平安有稳定的生活来源、能继续在“自己的园地”耕种才是最重要的，因此，民族大义的底线也可以跨过去。

周作人的失节决定了他后半生的命运，不管愿不愿意，他都只能待在“自己的园地”里了。周作人曾自嘲“寿多则辱”，我倒觉得，和很多知识分子相比，他被“养起来”，被迫只能在“自己的园地”里写文章译书，其实倒是一种幸运。从1949年到1966年，他写下了回忆鲁迅的系列文章，翻译了多部书稿，完成了四十余万字的《之堂回想录》，大多数的日子里，生活都还算清静。而那些争前恐后改造自己、49年后在自己的专业领域里毫无建树的知识分子，倒是真正的“寿多则辱”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