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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道”与“得君”宋孝宗时代的朱熹与周必大

2021-03-01 来源:客趣旅游网
金-肥学院学 扳(社会科学版) 2015年1月 第 32卷第1期 Journal of Hefei University(Social Sciences) Jan.2015 Vo1.32 No.1 “行道"与“得君" 宋孝宗时代的朱熹与周必大 吴晓萍 (安徽师范大学历史与社会学院,安徽芜湖241000) 摘要:朱熹与周必大是南宋孝宗时代不同类型政治人物的代表,他们有着共同的政治目标。朱熹在孝宗时代逐 渐走上道学领袖的位置。朱熹的“得君”之路并不顺利,他更多地是以“行道”的方式,试图通过道学来匡正君心和 整治人心,从而改变时世。而作为一般职业官僚的士大夫周必大则是通过“得君”,成为孝宗时代重要的当权人 物,深得孝宗的信任和器重,是当时内政外交的参预与重要决策者之一,通过助政孝宗,实现自己“治国平天下”的 政治理想和抱负。 关键词:朱熹;周必大;宋孝宗;得君行道 中图分类号:B244.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920X(2015)01--0003--05 on Zhu Xi and Zhou Bida in Southern ng Xiao Emperor Era: ‘‘Practicing Taoism’’and‘‘Getting the Power of the King’’ WU Xiao—ping (College of History&Society,Anhui Normal University,Wuhu 241000,Anhui,China) Abstract:Zhu Xi and Zhou Bida were representatives of different types of political figures in the Xiao Emperor era of Southern Song Dynasty,who enj oyed a common political goa1.Zhu Xi stepped gradually on the Taoist leader position in the Xiao Emperor era.However,Zhu Xi’S road to“getting the power of the king”was not smooth.He preferably practiced Taoism。a_ ttempting to right the king and unifying people SO as to change the world.While as an ordinary official,Zhou Bida became an important power in the Xiao Emperor era by“getting the power of the king”and won the trust and appreciation of Xiao Emperor.He was one of the key deci— sion-makers for domestic and foreign policies and by helping Xiao Emperor,he realized his po— litical ideal and ambition of“ruling a peaceful world”. Key words:Zhu Xi;Zhou Bida;Song Xiao Emperor;“Getting the power of the King’’and“Prac— ticing Taoism” 朱熹(1130—1200年),著名的思想家、教育 家,关于其生平、哲学、思想的研究,正如葛兆光先 出三界外’,找到了在宋代政治史的脉络中重新解 读朱熹的新思路。”Ⅲ本文受到余先生以及田浩《朱 熹的思维世界》之启发,亦欲从政治和行政人手,探 索宋孝宗时代不同类型的政治家及其作为和影响, 从而更深入地了解其时代特征。 生所说的那样:“在哲学史或思想史研究中,朱熹从 来都是一个中心人物,钱穆、陈荣捷、狄百瑞等前辈 学者之外,刘述先、张立文、金春峰、陈来和束景南 等当代学人也有相当精细的研究,从生平到交往, 从思想到文献,几乎没有一处不被反复爬梳。余英 时先生出版的新著《朱熹的历史世界》,偏偏就‘跳 1宋孝宗时代 绍兴三十二年(1162年),在“金人犯边,高宗 收稿日期:2014一l0—08 修回日期:2014—11—25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1lBZS024)资助。 作者简介:吴晓萍(1963一),女,安徽太湖人,安徽师范大学历史与社会学院教授,博士。 4 合肥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 第32卷 下诏亲征,而两淮失守,朝臣多陈退避之计,帝不胜 其愤,请率师为前驱”[ ]卷。。 孝宗 的情况下,高宗禅 位,孝宗即位,翌年改元隆兴,正式开启了孝宗时 代。至淳熙十六年(1189年)二月,禅位光宗,正式 退位,孝宗在位时间约28年。其在位期间,“即位 之初,锐志恢复,符离邂逅失利,重违高宗之命,不 轻出师,又值金世宗之立,金国平治,无衅可乘,然 易表称书,改臣称侄,减去岁币,以定邻好,金人易 宋之心,至是亦寝异于前日矣”[ ]卷。 孝宗 。宋金关 系有所改善,双方基本维持和平交往的局面。在这 种情况下,孝宗积极地整顿吏治,惩治贪腐,加强集 权,同时发展生产,百姓安乐,出现了南宋历史上少 有的“乾淳之治”。宋孝宗也成为南宋最有名的中 兴之主。在思想文化上,宋孝宗采取兼容并蓄、共 同发展的政策,不压制王安石新学、苏氏蜀学,也给 理学以足够发展的空间,使得这一时期成为“(乾、 淳)正国家一昌明之会,诸儒彬彬辈出”[。1卷 。的时 代,许多著名的思想家如吕祖谦、张}式、陆九渊、陈 亮、叶适等都活跃在这个时代。 2朱熹的行道与得君 朱熹生于建炎四年(1130年),卒于庆元六年 (1200年)。其入仕为官的经历,自“中绍兴十八年 (1148年)进士第,主泉州同安簿”[ ]卷 。。 朱熹传 开始, 根据本传和年谱的记载,可以看出整个孝宗时代朱 熹的为官履历就是辞诏命、不赴任的经历,除了二 次“被辞”,绍兴二十九年八月,经参知政事陈康伯 推荐,召赴行在,“会言路有以话抑奔竞以沮之者, 以故不就”_4]卷之l 。淳熙十五年(1188年),因林 栗上章弹劾,“熹不敢自辨,即具状请祠回 避”[4l卷之3 钾。其他时间的经历基本上都是主动请 辞和不赴任。 朱熹的政治生涯中有几个关键时期:绍兴三十 二年六月,高宗内禅,孝宗即位,诏求直言,朱熹认 为“桧死,上即位,正大有为之大机会”L5l卷坞 本朝 , 八月应诏上了《壬午应诏封事》,这是他首次向朝廷 上书论政,他做了充分准备之后,提出了三点建议: 第一就是“圣躬虽未有过失,而帝王之学不可以不 熟讲。朝政虽未有阙遗,而修攘之计不可以不早 定。帝王之学,必先格物致知,以极夫事物之变,使 义理所存,纤悉毕照,则自然意诚心正,而可以应天 下之务”。其次就是力陈反和主战,他提醒孝宗“祖 宗之境未复,宗庙之仇耻未除,戎虏之奸诈不常,生 民之困猝已极……夫金虏与我有不共戴天之仇,则 不可和也,义理明矣……所谓讲和者,有百害而无 一利,何苦而必为之?夫复仇讨贼,自疆为善之说 见于经者,不啻详矣。”“故今讲和之说不罢,则陛下 之励志必浅,大臣之责任必轻,将士之赴功必缓,官 人百吏之奉承必不能悉其心力,以听上之所为。”再 次就是修政事,“闭关绝约,任贤使能,立纲纪,历风 俗,使吾修政事、攘夷狄之外”[ ]卷¨ 壬午应诏封 。 隆兴元年(1163年),在好友汪应辰以及宰执 陈康伯、吏部侍郎陈俊卿、凌景夏的荐引之下,孝宗 召朱熹赴行在,对于垂拱殿。朱熹再次面奏三札, 重申了其正心诚意格物致知之学,反对老佛异端之 学;主张外攘夷狄之复仇大义,反对议和;三论内修 政事之道,反对孝宗宠信佞幸。应该说这一次的垂 拱殿奏事,不仅汪应辰等友人对其登对充满希望。 朱熹自己也是充分准备、郑重其事,但结果却不尽 人意,“除熹武学博士,待次”[ ]卷 朱熹 ,仅得一闲 职,不能有所作为,“得君行道”之宏愿严重受挫,所 以后来虽然屡次被朝臣荐引,朝廷屡次诏命,但他 总是以各种理由推辞而不赴任。乾道三年(1167 年),参知政事陈俊卿、同知枢密院事刘珙、汪应辰 力荐,除朱熹枢密院编修,待次家中不出,朝命不赴 达四月之久。朱熹力辞的理由固然有字面上的,但 从深层来说,也与其始终没有得到朝廷的真正重 用,多授予闲职有关。与其期待的得君行道,堪当 “治国平天下”之大任,有着太大的出入。因为“所 谓宋儒上接孔孟千载不传之道,此‘道’决不能仅指 ‘天人性命’的‘内圣’,而必须包括‘治国平天下’的 ‘外王’,‘得君行道’的意识与活动在南宋理学社群 中延续不断者数十年,而且恰与理学活力最盛的时 期相终始,对于这一事实我们是无法视而不见 的”l7l9 。因此,南宋理学家们不仅从理论的层面 上,不断地建设并深化其学说,而且在政治上也不 断地寻求与君主的合作途径,从而达到其治国平天 下的最终目的。而此时宋孝宗也有改革中兴的大 志,正与北宋神宗相似,朝廷也迫切需要像王安石 一样的得君行道之臣,这对于朱熹们来说,不仅对 “皇帝与士大夫共治天下”的政治想象更加高涨,也 越发地认为是他们实现理想和价值的最好时机。 但出乎朱熹们的意料,孝宗似乎并没有打算重用 他们。 淳熙十四年(1187年),周必大拜右相,又与杨 万里共同举荐朱熹,朱熹再次感到机会来临,决意 人都奏事。十五年六月,奏事延和殿。此次人对, 孝宗即授朱熹以兵部郎官,仍处以“清要”。朱熹对 此十分失望,以足疾请假调理,暂不供职。而曾经 弹劾朱熹“本无学术,徒窃张载、程颐之绪余,以为 第1期 吴晓萍:“行道”与“得君”——宋孝宗时代的朱熹与周必大 5 浮诞宗主,谓之‘道学’,妄自推尊”_8]卷 的兵部尚书 林栗,又以“欺慢”再次弹劾,孝宗并未因此怪罪朱 熹,而是下诏:“朱熹力疾人对,奏刮皆论新任职事, 朕亦谅其诚,复从所请,可疾速之任”[ J卷之3 ∞。从 孝宗对此事的处理来看,孝宗对朱熹的态度虽然友 善,但仍然没有留在身边重用之意。由此我们也基 本上可以看出孝宗对道学人士的态度了。正如王 懋闳所分析的那样“按延和奏对,孝宗褒予甚至,而 实未能用其言。兵部郎官之除,亦非所以尽其用 者。……朱子之移疾,亦当以此。而遽有林栗之 劾,孝宗虽云栗言似过,而亦不以为非 也。”[ ]考异卷之3I卵。同年十月,袁枢、叶适等相继上章 荐举道学名士和清望名流,右相周必大的回奏“蒙 圣谕朝士荐三十余人在庙堂。此乃数月前事,当时 并已峻拒,元不曾进拟一名”[。]卷 。《奉诏录七 充分体现 了孝宗的意志。朱熹再次失望,“复以足疾辞,并请 祠。磨勘转朝奉郎,除直宝文阁,主管西京嵩山崇 福宫。”[ ]考异卷之3,。 。孝宗并没有挽留。虽然,事后黄 干在《朱先生行状》论朱、林一案时认为“时上意方 向先生,欲易以他部郎。时相竞请授以前江西之 命,仍旧职名”_10]卷3 ,把过错推到时相周必大的身 上,但是,王懋兹认为:“周相盖微窥上意,而又度朱 子之未必就职,故依旧提刑江西,为两全之策。 ……《行状》专以归咎于周相,似未尽然。至于指道 学为邪气,则自施、萧辈所言,而周、留必无是语矣。 庙堂之上,贤奸杂用如此,又岂得君行道大有为之 时哉?于此见朱子之辞疾,亦有所不得已 也。”[ ]考异卷之3I。 。这应该是更为准确的判断,因为孝 宗直至晚年对道学士大夫的看法仍未有所改观。 从这件事情中,我们也可以看看周必大的态度和所 为,李心传在《道命录》卷六《刘德修论道学》云:“王 丞相(淮)秉政日久,士多失职;周益公(必大)既相, 拱嘿无所预”。用“拱嘿无所预”五字来概括必大的 政治作风,虽然有些过份。但我们也可以看出周必 大作为一个职业官僚,又长期侍政孝宗,对孝宗贤 奸杂用的政治手段,不能不知。而揣i贝4圣意、唯君 命是从,是周必大“得君”的根本。因此,此次事情 的结果应该是孝宗的本意,而非周必大所能左 右的。 由此可见,朱熹的“得君”之路并不顺利,通过 隆兴元年的入都奏事,使朱熹接触到政治现实,而 经过淳熙人对和林栗弹劾事件之后,朱熹“以为迁 官进职皆为许其闲退,方窃难进易退之褒,复为弹 冠结绶之计,则其为世观笑,不但往来屑屑之 讥。”[10_卷3 更加坚定了其潜心学术,试图通过道学 来匡正君心和整治人心,从而改变时世的决心。朱 熹对于“得君行道”的理解也更为深刻了,既然不能 留在君王身边,为其尽力,还可以通过上书奏对、乃 至经筵讲读来实现其“治国平天下”之抱负,所以朱 熹的“得君”是通过上书封事和奏对表达自己的政 见,以俟君王采用。通过这些上书,朱熹对当朝政 治中的主要问题提出了自己的见解和解决办法。 首先是对金和战的问题。南宋自建立之始,朝 堂之上对于与金的和战,意见始终没有统一过,或坚 持义理而主战,或迁就实力而主和,或顺应时势而主 守_1lJ¨。 卵。孝宗朝,主战者如张浚、胡铨、陈亮等,建 议主动出击,北伐金人;主和者如汤思退、王之望等, 主张直接向金人求和;主守者如史浩、陈康伯、洪遵、 周必大等,主张以和议作为与民休息的权宜之计,并 谨慎处理礼节和割地问题,抓住时机“内修”,再图进 取。朱熹是主战派无疑,他上书孝宗皇帝: “恭惟国家之与北虏,乃陵庙之深仇,言之痛切, 有非臣子所忍闻者,其不可与共戴天明矣。今日所 当为者,非战无以复仇,非守无以制胜,是皆天理之 自然,非人欲之私忿也。今释怨而讲和,非屈己也, 乃逆理也,己可屈也,理可逆乎!”[。]卷 。 癸未垂拱奏札 朱熹对金人没有把南宋放在平等的地位上而痛 心疾首,他曾认为宋高宗对金的礼聘是国家的耻辱, “然则以堂堂大宋,不能自立以复祖宗之土宇,顾乃 乞丐于复仇之戎狄以为国家,臣虽不肖,且为陛下羞 之”[ ]卷 壬午应{召封 。“国家遭汴都之祸,国于东南, 所谓大体者,正在于复中原,雪仇耻”,所以要顺应天 理必须报仇雪耻,恢复中原。但他又与张浚、陈亮等 主张迅速采取直接的军事行动,以洗刷朝廷所蒙受 的耻辱不同,他清楚地认识到:“恢复之计,须是自家 吃得些辛苦,少做十年或二十年,多做三十年。岂有 安坐无事,而大功自致之理哉!”[5]卷133{ ̄七 所以朱 熹并不主张速战速决,而是应有十到三十年的时间 准备反攻。但是,“臣窃观今日谏诤之鳖尚壅,佞幸 之势方张,爵赏易致,而威罚不行,民力已殚,而国用 未节,则德业未可谓修,朝廷未可谓正,纲纪未可谓 立。凡先王所以强本折冲,威制夷狄之道,皆未可谓 备”[。]卷u 垂拱奏答 。而“今五六十年问,只以和为可 靠,兵又不曾练得,财又不曾蓄得,说恢复底,都是 乱说耳!”[ ]卷n聪本朝七 所以他更“关心政府行政的改 革,使收复北方的计划更加遥远,他又强调道德的 复兴重整,因为道德修养是收复北方的先决条件, 政府道德素养是最根本的要务,政府首先必须把东 南地区统治好,然后才能认真考虑统治北方的问 题”[1。l1 。应该说,朱熹的坚决主战,对自北宋以 6 合肥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 第32卷 来在对外战争问题上的两宋朝廷来说,缺乏必胜的 信念,一味地强调自身的弱点而畏惧对抗的现状, 是必须强调的态度。而其强调韬光养晦的主张,也 是他对现实的基本判断。 其次是关于内政问题。朱熹认为要“外攘夷 狄”恢复中原,首先就要“内修政事”,修政事的第一 要务就是正君心,“君心不能以自正,必亲贤臣、远 小人,讲明义理之归,闭塞私邪之路,然后乃可得而 正也。古先圣王所以立师傅之官,设宾友之位,置 谏净之职,凡以先后纵臾,左右维持,惟恐此心顷刻 之间或失其正而已。”[。]卷u 庚子应诏封事 朱熹在淳熙七 年(1180年)的应对诏中进一步强调道:“天下之务 莫大于恤民,而恤民之本,在人君正心术以立纪纲。 盖天下之纪纲不能以自立,必人主之心术公平正 大,无偏党反侧之私,然后有所系而立。君心不能 以自正,必亲贤臣,远小人,讲明义理之归,闭塞私 邪之路,然后乃可得而正。”同时,朱熹又对时政有 所针砭: “今宰相、台省、师傅、宾友、谏诤之臣皆失其 职,而陛下所与亲密谋议者,不过一二近习之臣。 ……势成威立,中外靡然向之,使陛下之号令黜陟 不复出于朝廷,而出于一二人之门,名为陛下独断, 而实此一二人者阴执其柄……莫大之祸,必至之 忧,近在朝夕,而陛下独未之知。”上读之,大怒日: “是以我为亡也。”熹以疾请祠,不报。[ ]卷 朱熹传 朱熹此奏,试图再次以“讲明义理”求心术公平 正大、以立纲纪的思想打动孝宗,但朱熹对于孝宗 宠信近习的批评,使得孝宗大为不快,也让孝宗对 理学有了些偏见。再加上反理学官僚们的不断上 书“道学欺世盗名,不宜信用”,“道学士徒,假名以 济其伪,乞摈斥勿用。”[。]卷。 郑丙传 故淳熙十五年 (1188年),当宰相周必大推荐朱熹为江西提刑时, “是行也,有要之于路,以为“正心诚意”之论上所厌 闻,戒勿以为言。熹日:“吾平生所学,惟此四字,岂 可隐默以欺吾君乎?”这次不仅奏事延和殿,又上了 万字奏章《戊申封事》,再次强调“正心”、“选任大 臣”、“振举纲维”。由此孝宗更加认为:“今当处卿 清要,不复以州县为烦也。”[ ]卷 。 朱熹传 对于宋孝宗 朝廷来说,迫切需要的是切实可行继而行之有效的 改革措施,而不是隔靴搔痒的“正心诚意”。因此, 虽然朱熹“无一念不在于国。闻时政之缺失,则戚 然有不豫之色,语及国势之未振,则感概以至泣 下”[1o]都 ,却始终无法得到孝宗赏识和重用。而他 作为道学领袖的地位和个人性格也决定了他“然谨 难进之礼,则一官之拜,必抗章而力辞;厉易退之 节,则一语不合,必奉身而亟去。其事君也不贬道 以求售;其爱民也,不徇俗以苟安。”故而其得君之 路也异常坎坷:“自筮仕以至属绩,五十年间,历事 四朝,仕于外者仅九考,立于朝者四十日”l_10]糊。。 所以他从事“修内攘外”的实践活动,主要是在其 任地方官之时,朱熹“在社区组织的礼仪规范下,特 别注重乡约、先贤祠、书院及社仓”_1 J1。。以造福于 地方,也成就了他逐渐成为道学领袖之路。 3周必大的得君 周必大(1126~1204年),生于靖康元年,高宗 绍兴二十一年(1151年)进士,开始进入官场,二十 七年再“中博学宏词科,召试馆职,高宗读其策日: “掌制手也”[。]卷明 周必大恸。而“宋朝300年历史中, 只有34人曾登上博学宏词科,这需要熟读大量典 籍,范围涉及文学、历史以及历代典章制度”I1 f8 , 因此乾道、淳熙间,周必大曾长时间供职于翰林学 士院,作为天子私人撰写内制、口宣、国书等。“必 大为翰林学士几六年,制命温雅,周尽事情,为一时 词臣之冠”[ ]卷。虬侗必大 ,自淳熙七年“五月戊辰,以 吏部尚书周必大参知政事”之后,正式进人政治核 心圈。尤其是淳熙十四年“二月丁亥,以周必大为 右丞相”十六年又为左丞相,直到十六年“帝始谕二 府,以旬日当内禅,命周必大留身呈诏草”“二月壬 戌,下诏传位皇太子。是日,皇太子即皇帝 位”[2]卷3 孝宗三 。这段时间可谓是周必大官宦生涯 的黄金时代,受到孝宗的信任和器重,是此时内政 外交的参预与重要决策者之一。 众所周知,孝宗一生对外都力图中兴恢复,北 伐失败,一直都在积极备战,准备恢复,周必大在助 政孝宗的过程中,提出用“守御”来稳定边防,并赢 得“内修”时机,通过“内修”谋求恢复,以实现民富 国强的长久之计,尤其淳熙九年(1182年)后,周必 大任知枢密院事,成为掌管军事的宰执,十一年,又 升任枢密使,在执掌枢府的五年中,周必大不仅积 极地参与军事问题的讨论,而且在亲自掌握和考察 军队实情的基础上,对朝廷的军事体制发表了自己 的见解和主张,并提出了各种对策与建议。_l 可惜孝宗朝廷碰上了号称“小尧舜”的金世宗, 宋金双方国力势均、平衡无法打破,武力无法解决 的问题,只能依靠外交途径来解决,尤其是改变双 方活动中不平等的外交礼仪,宋孝宗多次派使节出 使,企图改变授书礼仪时,皇帝亲自接、授国书的不 对等待遇。在此过程中,周必大一直是孝宗外交政 策的忠实支持者和执行者,虽然他本人并没有出 第1期 吴晓萍:“行道”与“得君”——宋孝宗时代的朱熹与周必大 7 使,但国书的撰写一直都是由他执笔,得到孝宗的 称赏。无论是隆兴时期“金索讲和时旧礼,必大条 奏,请正敌国之名,金为之屈”,还是乾道年间“赵雄 使金,赍国书,议受书礼。必大立具草,略谓:“尊卑 分定,或较等威;叔侄亲情,岂嫌坐起!”上褒之日: “未尝谕国书之意,而卿能道朕心中事,此大才 也。’’[ ]卷。毗 周必大传 深得孝宗赏识和信任。 孝宗施政,恢复“异论相搅”的祖宗家法,不仅 在宰臣的任用上,而且提倡在朝堂之上宰臣持不同 政见,以便牵制,周必大便成为其政策的推手: “除参知政事,上日:‘执政于宰相,固当和而不 同。前此宰相议事,执政更无语,何也?’必大日: ‘大臣自应互相可否。自秦桧当国,执政不敢措一 辞,后遂以为当然。陛下虚心无我,大臣乃欲自是 乎?惟小事不敢有隐,则大事何由蔽欺。’上深然 之。久旱,手诏求言。宰相谓此诏一下,州郡皆乞 振济,何以应之,约必大同奏。必大日:‘上欲通下 情,而吾侪阻隔之,何以塞公论’’’[ ]卷。叽 周必大舯。 周必大在施政方针问题上,除了不赞成孝宗宠 信近习,祸乱朝政之外,基本上是孝宗施政的坚定 拥护者和实际执行人之一。“曾觌、龙大渊得幸,台 谏交弹之,并迁知阁门事,必大与金安节不书黄,” 在多次劝谏不果的情况下,“必大格不行,遂请祠 去”。又“张说再除签书枢密院,给事中莫济封还录 黄,必大奏日:‘昨举朝以为不可,陛下亦白知其误 而止之矣。曾未周岁,此命复出。贵戚预政,公私 两失,臣不敢具草。’上批:“王严疾速撰人。济、必 大予宫观,日下出国f1”[ ]卷。虬 周必大协。周必大和莫 济当天就被赶出京城。 纵观整个孝宗时代,周必大的两次离朝都是因 为阻谏近习干政,而由于孝宗对其之依赖和信任, 很快又被召回到朝廷,因此他应该是一帆风顺,一 步一步走上宰相的位置,长期在中央政府的任职和 行政,使得周必大深得孝宗的依重,尤其在淳熙十 四年,周必大为相以后,在很多问题上,孝宗经常单 独问政于他,当孝宗在有些问题上举旗不定、患得 患失的时候,周必大都能引经据典、鞭辟人里地分 析和应对,很好地起到安定君心的作用。如淳熙十 四年在接待金贺正旦使节的问题上,孝宗开始主张 “将来贺正使人莫只就後殿引兄否?素服如何?”甚 至不想接受正旦礼物,后来大臣们表示担心,孝宗 随即御笔表示“正旦北使朝兄已 定,缟冠素服,素 幄引兄,彀或使不肯,朕欲槿易幞颈、淡黄袍,御崇 政殿或垂拱殿受害晕,却换素服于素幄引兄使人, 卿等以 如何?”周必大“既而榻前力隙不可易服。 此自繁我家事,彼必不敢争,上徒之,彼果心 服”[。]卷 奉诏录 。最后,孝宗接受了周必大的建 议,顺利地完成了此次外交接见活动。而在高宗去 世之后的许多礼仪问题上,当群臣意见不一之时, 孝宗多数是接受周必大的意见 。]卷" J 粼思陵 ,直到 淳熙十六年“帝始谕二府,以旬日当内禅,命周必大 留身呈诏草”E ]卷。 孝宗 。由此可见,周必大在淳熙 时期对内政外交的影响力和作用。 4结 语 通过以上的讨论,朱熹与周必大看似没有多少 交接,各自走着不同的仕进之路,但大家应该注意 到:朱熹生于建炎四年,晚于周必大4年,卒于庆元 六年,早于周必大4年,他们基本上是同样生活于 南宋高、孝、光、宁时代,他们的生活经历也较相似, 都是早年丧父,母亲承担了少年时期的教育,后都 从师求学。所以他们基本是成长于高宗时代,活跃 于孝宗时代。 余英时先生在其《朱熹的历史世界》中,专辟一 节“周必大与理学家”中谈到:周必大和孝宗时代四 大理学宗师——朱熹、张拭、吕祖谦、陆九渊,在学 术思想上互相尊重,在政治上更彼此支援。而关于 两人之间的关系,余先生大致从三个方面来分析。 第一,纯从个人交往而言,他们始终保持着互相尊 重而且相当亲切的关系,所以晚年仍有论学往复, 必大在绍熙五年尚应朱熹至请为其父所藏王安石 奏稿题跋,后来又为朱松写《神道碑》_g]卷 。l卷∞,必 大的父亲与朱松为同年进士,他们是所谓世交。第 二就政治关系而言,在必大执政时期,朱熹和他站 在同一阵线之上,但由于权力世界的异常复杂,两 人之间也免不了紧张。第三,从学术思想方面看, 他们的基本分歧反映了儒学与理学之间的差异。 而且余先生认为:“淳熙十五年周必大继代王淮执 政之后,理学家作为一个群体很快便和他结成了政 治联盟,这是南宋政治史上的一大转折点。” 笔者无意反驳余先生的观点,但笔者更倾向于 从“得君行道”的角度来看,朱熹与周必大的不同还 体现在作为道学领袖人物的朱熹,与作为一般官僚 士大夫的周必大,他们恰恰很好地代表了孝宗时代 两种不同类型的官僚形态,通过或得君或行道的不 同途径,最终达到实现“治国平天下”的政治理想和 抱负。这也就能很好地解释或者理解,作为职业官 僚的周必大为什么在为相之后,并没有促成作为同 一政治阵线上的理学家士人包括作为道学领袖的 朱熹占据朝廷的话语权。 (下转第101页) 第1期 丁巧云,等:芜湖市特色产业选择和发展对策研究 参考文献: 101 业的发展仅仅靠自身是不能够很好的发展,工业旅 游是从另一个方面来发展工业从而带动当地其他 产业的发展。 [1]粟庆平.特色经济的识别与判断EJ3.经济与社会发展, 2004(7):1-3. E23罗敏,李德明.发展安徽特色促进中部崛起[J].工业技 4小 结 笔者根据芜湖市经济、文化、地理位置等情况, 运用经济学原理、区域经济学[8]、产业经济学Eg3等 相关专业知识,研究分析芜湖特色产业的发展情 况。目前芜湖市特色产业发展存在许多问题,例如 术经济,2007(5):30—32. E33段玉.环洞庭湖特色经济发展能力评价指标体系及方 法EJ-1.湖南商学院学报,2008(6):107—109. E4-]周丽永.地区特色产业的评价与选择方法研究I-D- ̄.峨 眉山:西南交通大学政治学院,2003. E53李首涵,马庆栋,郝庆禄.县域特色经济的评价指标探 从市场的角度来看,市场需求和供给之间存在不对 析EJ].邢台学院学报,2007(2):13—15. 称性,市场开拓的不完全性这些都对企业发展存在 -161夏名首.芜湖市汽车零部件产业集群分析及改进策略 一定的阻碍作用。其次,对于一些支柱企业没有通 EJ3.重庆科技学院学报,2011(17):77—79。 过政府有效的支持,没有走品牌路线,不能很好地 [7]胡沐.基于集聚优势原则下芜湖承接产业转移之思考 利用品牌发展企业进而发展芜湖工业。对此本文 EJ3.理论建设,2011(1):32-35. 提出:一方面通过工业集群发展芜湖特色产业,形 E83张敦富.区域经济学原理EM-I.北京:中国轻工业出版 社,1999:42—44. 成规模经济;另一方面通过集群的工业基地和旅游 E9-1龙茂发,马明宗.产业经济学EM3.成都:西南财经大学 业的相结合,发展芜湖市工业旅游,打造工业旅游 出版社,1996:72—75. 品牌。充分整合芜湖市的各种资源,坚持创新,将 [责任编辑:张永军] 工业旅游业打造成为带动芜湖经济发展的新星。 (上接第7页) 店,2004. 参考文献: E8-]李心传.道命录I-M-].从书集成初编本.北京:中华书 El-]葛兆光.拆了门槛便无内外:在政治、思想与社会史之 局,1985. 间——读余英时先生《朱熹的历史世界》及相关评论 E93周必大。文忠集[M].四库全书本.上海:上海古籍出版 EJ3.书诚,2004(1):43—50. 社,1987. E23脱脱.宋史[M].北京:中华书局,19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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