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代文化娱乐与社会经济的互动影响

宋代文化娱乐与社会经济的互动影响

宋代经济的发展，手工业、商业的繁荣，为城镇的文化娱乐生活提供了物质基础，有力地推动了城市的发展。文化娱乐活动的繁荣又有效地刺激了商贸市场的兴盛，对宋代的社会发展产生了深刻的影响。本文对宋代文化娱乐与社会经济的这种良性互动关系进行了探讨。

北宋王朝的建立，结束了五代十国的分裂战乱，为社会经济的发展创造了条件。宋代处于中国历史重要的转型时期，其经济文化等方面的成就，对后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两宋时期，城市商品经济有了更大的发展，统治阶级刻意追求物质与精神上的享乐，市民阶层比较崇尚轻松愉悦的消闲生活方式。于是，在一些大都市如汴京、临安等，出现了这一时期特有的娱乐活动的典型代表大型综艺场所——瓦子。两宋的文化娱乐活动在继承传统的基础上，有了创新，变得丰富多彩。在社会经济与娱乐活动的互相促进中，不少的娱乐活动对体育、军事、文化艺术的发展产生了深刻的影响。

一

宋代经济比唐代有了进一步的发展，开创了中国封建经济的新时期。社会阶级结构有了变化，农民和手工业者的人身依附关系有所减弱，给经济、文化等领域带来新的气息，传统的文化娱乐形式也随之进入到一个新的发展时期。

由于租佃关系、雇佣关系增多，身份隶属关系有了较大的变化，农民因租税徭役增多，离家逃亡现象增多。《续资治通鉴长编》卷116景眂二年(1035)春正月戊申记事：“举户鬻产，徙京师以避徭役。”农村人口流入城镇，促进了城市手工业和商业兴起。手工业者由唐代征集而来转变为募雇而来，以“支给钱米”、“给价”为工资，从业者来去更为自

由，从而使手工业逐渐发达，商业渐渐繁荣，为宋代城市的繁荣发展提供了极为有利的条件。

宋代城市实行“坊市合一”制，把分隔坊与市的坊墙和市墙统统推倒，商店与作坊临街而立，坊与市合为一体。大街、小巷、桥头、庙宇都可以自由经商。而在唐代长安，“凡市，以日中击鼓三百声而众以会，日入前七刻，击钲三百声而众以散。”[1](卷20)宋代东京，则“夜市直至三更尽，才五更又复开张。如耍闹去处，通晓不绝”[2](卷3，《马行街铺席》)。商品交换不再受到时间限制，各种服务功能、贸易功能便迅速发展起来，其中娱乐功能也迅速兴起。作为京城的汴京与临安，市民的文化娱乐生活便更加丰富起来。

城市商品经济的发展，使得商品意识在宋代都市社会中迅速滋长和蔓延，并渗透到社会生活的每一个角落。宋以前的城市一般是行政区域的政治中心，坊与市是严格分开的。宋初以后，市民们临街摆摊，坊中开铺，北宋的开封是“人烟浩穰，添十数万众不加多，减之不觉少。所谓花阵酒池，香山药海，别有幽坊小巷，燕馆歌楼，举以万数”[2](卷5，《民俗》)。由于都市社会制度的变化，坊市合一，宵禁废弛，作为城市主体的市民阶层表现出对物质与精神上的热烈追求，在不同欲望的刺激下，为迎合不同阶层市民的文化需求，具有明显商品化色彩的都市文化娱乐生活便随之兴盛起来。

宋代人极重传统节日，如元宵、清明、端午、七夕等。商人们利用传统节日，销售节日用品和各类生活用品。艺人们则在商贸人口集中的地方施展他们的文艺才华，非常卖劲地表演。娱乐表演与商贸活动是一对孪生兄弟，自宋代开始，娱乐活动与社会经济的互动影响已经初步形成。

手工业顺应时代发展起来，集市贸易场所不断拓展，商铺逐渐增加。在城市中，“自大街及诸坊巷，大小铺席，连门俱是，即无虚空之屋。”[3](卷13，《铺席》)商品经济活

跃，城市人口剧增，全国出现许多几十万、上百万人口的城市。北宋的首都汴梁城，宋太宗时府县的客户达18万，加上官僚贵族、禁军士兵，居民人数在百万之上。南宋临安城，咸淳年间(1265-1274)，“九县共主客户三十九万一千二百五十九，口一百二十四万七百六十。”[3](卷18，《户口》)物质、文化生活需求的扩大和提高，城市中出现了形式多样的文体娱乐表演，很受市民欢迎。社会经济的稳定发展，为城市的发展提供了方便，农村人口大量流入城市，人口急剧增加，促使了城市文化的兴起，民间的、传统的文体活动也就自然活跃起来，呈现出一种新的城市风貌。

二

宋代的商业与文化娱乐市场体系突破了市坊制的束缚，手工与商贸得到了极大的发展，市民的文化需求也越来越多。为了迎合不同阶层市民的文化需求，便出现了不同层次的文化市场形式和多种样式的文体娱乐形式。

货郎式流动文化娱乐市场的普及。受经济与时空限制，有许多市井细民不能够进入勾栏中活动。为了满足这类市井细民的文化需求，便出现了货郎式的流动文化娱乐市场。参与这种表演叫“撂地”，这类艺人们吃穿无着，漂泊不定，靠在街头巷尾耍练功夫招徕观众。所以又叫这类表演者为“路歧人”。他们大多是“每会聚之冲，阗咽之市，官府讼听之旁，画为场，资旁观者笑之，每于一钱以上皆取之”[4](卷4，《刘先生传》)。他们是娱乐表演群中地位最低的。这是宋以前城市文化娱乐的主要方式，及至宋代，渐退而普及于广大城郊。这种娱乐表演的特点为：场所无固定，观众无固定，表演的套式无固定。

节庆文化市场的兴起。据统计，宋代有70多个大大小小的节庆日，平均每5天就有一个。为庆祝节日，每个节日都要举行丰富多彩的文化娱乐活动。节庆文化娱乐活动，刺激了贸易与商业性文化消费的兴盛，无形中形成了定期的商业市场与文化娱乐市场。这种

定期的文化市场满足不了社会的需求，又产生了更为高级的每天都有的文化市场，叫做常市。常市一般分布在茶楼、酒店、妓院里，例如《梦粱录》中“茶肆”载有说鬼话而闻名的茶坊。

专业娱乐场所的出现。为了迎合达官贵族高层次的文化需求，拥有较高技艺的艺人组建了专业的娱乐场所。专业市场的出现，使娱乐表演竞争加剧，艺人必须迎合市民的需求，努力提高技艺，创新表演形式，从而推动文化娱乐走向繁荣与昌盛。

宋代的专业娱乐场所是瓦舍勾栏，临安“有勾栏十三座”，“城外有二十座瓦子”[5](《瓦市》)。瓦舍是一种有固定演出地的大型综合性商业娱乐场所。它以勾栏演出为中心，勾栏里上演的有杂手伎、弄虫蚁、舞旋、神鬼、讲史、说诨话等表演、歌舞、说唱之类的伎艺。这种演艺场所，艺人们在继承传统的表演形式上，对宋代通俗文艺的发挥表现得淋漓尽致，并不断有所创新，如小说、陶真、诸宫调、叫果子、影戏、乔影戏等新表演形式，很快从全国各地汇入至此，而进入勾栏演艺舞台。除了伎艺表演外，“瓦中多有货药、卖卦、喝故衣、探博、饮食、剃剪、纸画、令曲之类”[6](卷2，《东角楼街巷》)的商业文化活动。

不同层次的文化娱乐市场体系的形成，导致形式各样的文化娱乐活动的出现，融娱乐与健身于一体的踢球、相扑、武术、弄潮、竞渡、棋类等文体活动也非常盛行。

踢球，宋代称蹴鞠。由于宋太宗喜爱蹴鞠，因此蹴鞠成了朝野普及的娱乐活动。元代画家钱选曾临摹《宋太祖蹴鞠图》，画中有宋太祖赵匡胤、宋太宗赵光义和大臣赵普等六人蹴鞠的情景。蹴鞠有两种踢法，一种为单球门的“筑球”，多在皇帝和贵族的宫廷大宴中进行。在球场中央竖立两根球门柱，分两队在球门两侧进行比赛，各着颜色不同的服装，称为左右军，各队均10余人。比赛时以鸣笛击鼓为号，以双方进球多少定胜负。胜者奖；

负者罚，队长要吃鞭子，脸上涂抹白粉。另一种为不用球门的“一般场户”或“白打”，多为民间大众自发健身娱乐之用。

相扑。古代称摔跤、角抵类活动，为角力序列，晋后改称相扑。《梦粱录》载，“角抵者，相扑之异名也，又谓之争交。”宋代，统治阶级和民间大众普遍喜爱角抵。如北宋宫廷设专门摔跤队，叫“内等子”，由禁军中碢力过人的强手组成。南宋，“内等子”的编制为120人，分上、中、下三等。平时训练认真，技术精湛，通过每三年考核一次，优化调整队伍结构。除朝廷外，民间还有摔跤团体组织“角抵社”，其成员一般都是摔跤界的高手。据《武林旧事》载，在“诸色伎艺人”中有姓名的角抵者有44人。他们主要是为了谋生，而聚在一起切磋技艺，在瓦肆、勾栏中进行表演或参与“露台争交”领赏，如“若论护国寺南高峰露台争交，须择诸道州郡碢力高强、天下无对者，方可夺其赏”[3](卷20，《角》)。角抵社的成立，大大提高了摔跤技术技巧，标志着摔跤已从杂技百戏中分离出来，成为一项专门技艺。

使拳使棒。宋代没有武术的称谓，分别称为使拳、使棒、舞砍刀、舞剑等，它是重要的社会娱乐活动，是中国武术形成的重要时期。在民间艺人的表演中，没有严格区分各种项目。如军中百戏“乐部复动蛮牌令，数内两人出阵对舞，如击刺之状，一人作奋击之势，一人作僵仆。出场凡五七对，或以枪对牌、剑对牌之类”。宋代这种武术表演，已开始把击刺对打和翻筋斗技巧相结合，“两两出阵格斗，作夺刀击刺之态百端讫，一人弃刀在地，就地掷身，背着地有声，谓之扳落。”[2](卷7《驾登宝津楼诸军呈百戏》)所谓扳落，表示被对方刺中便故意倒下，这种对打中加入技巧动作，增加了表演效果。

水戏。习水嬉是两宋的一种水上娱乐活动，它本来目的是“示不忘战尔”，后因歌舞升平、享乐日久，便形成为一种纯娱乐活动。比如宋太宗太平兴国元年(976)，“诏以卒三万五千凿池，以引金河水注之，……每岁三月初，命神卫虎翼水军教舟楫，习水嬉。”[6](卷

147)后来，人们在金明池中赛龙舟，植木系彩，争先夺标，成了娱乐节目，淡化了军事训练的意识，变成了赛船和水上杂戏。由此发展，龙舟竞渡成为南宋十分普及的娱乐活动。在大型画舫的尾部设有秋千，当跳水能手把秋千荡到和支架一样高时，立即纵身一跳，翻筋斗入水，这已经成为非常娱乐观众的水上表演活动。南宋钱塘弄潮，是非常壮观的水戏表演。当八月中秋后，钱塘潮起，弄潮儿披发文身，手拿彩旗，表演各种惊险巧妙的节目。

棋类、投壶。棋类活动是我国民间重要的文体娱乐，在两宋已确立了比赛规则和方法，南宋瓦舍中的“棋会”十分活跃，技艺高超，且群众基础好，京城街市处处设有棋摊，并出现了以棋为业的“棋士”。《都城纪胜·闲人》中说：社会上有一种“闲人”，专陪富家子弟消闲娱乐，这种“闲人”中一等者，他们必须“颇能知书、写字、抚琴、下棋及善音乐”。应该说这还算是一种附庸风雅的文化娱乐活动。投壶是一种传统的文雅休闲活动，在士大夫中流行。在离壶二矢半(约七尺)处，以矢投壶，中者为胜，负者罚酒。自司马光更定《投壶新格》后，它开始带有了浓厚的政治色彩，借此反对革新，减少了投壶的娱乐性，因此走向衰弱。

三

城市经济的高度发达，市民阶层的空前壮大，导致了城市文化娱乐活动的兴盛。同时统治阶级的奢侈享乐之风，又推动着城市文化娱乐的快速发展。两宋社会虽然仍以自然经济为主，但由于采取“不抑兼并”和“优待功勋”等政策，使官僚地主阶层的人数大大增加。北宋之初，朝廷对开国元勋们实行赎买政策，以丰厚的赏赐保证其累世富贵，鼓励他们“多置歌儿舞女，日饮酒相欢”[7](卷2，建隆二年秋七月戍辰)。由此而导引出宋人享乐成风，“一时人士，相趋以成乎风尚者，章醮也，花鸟也，竹石也、钟鼎也，图画也。清歌妙舞，狭邪冶游，终日疲役而不知倦。”[8](卷8，《徽宗》)官僚地主阶层的奢侈豪华，歌舞升平，招徕了来自全国各地的艺人，助长了这种享乐之风的蔓延。

享乐之风，上行下效，如宋太宗因喜好踢球，结果全国上下都以踢球为乐。《东京梦华录》记载北宋汴梁城清明节郊外”举目则秋千巧笑，触处则蹴鞠疏狂”，由此引起烟花女子蹴鞠成为宋代一种突出的娱乐活动，这在萨都剌《妓女蹴鞠》中有充分的描绘。女性蹴鞠，在唐代已有记载，但唐代女子蹴鞠有节令性限制，仅限清明寒食时节。宋代妇女蹴鞠活动迈了一大步，没有了时间限制，代之而起的是《蹴鞠谱》中所说“苍头为路，仕女争光”的局面。这说明社会风气与统治者的喜好有着密切的关系，娱乐的盛行与统治者的引领是直接关联的。

宋代京城的文化娱乐生活丰富繁荣，这与统治阶层、巨商富贾的推波助澜有直接关系，可以说，没有这种特殊阶层的引领，没有城市多层次对娱乐需求的渴望，繁荣的局面是不可能出现的。但与前代相比，这种繁荣有着明显的时代特征，即新兴的市民阶层参与了这种文化生活，并逐渐成为享受娱乐生活的主体。也就是说，两宋的商业发展，使两宋京城形成了一个数量比较可观的工商业者阶层。吴涛在《北宋都城东京》中认为，东京的工商业者约占当时总户数的十分之一弱。这个属于劳动者阶层的人群，总体上他们的个人品味不高，但他们对俗文化却有强烈的需求，瓦舍娱乐便是他们的主要享受之地。根据《东京梦华录》、《都城纪胜》、《梦粱录》和《武林旧事》对宋代开封和杭州的描写，两地的娱乐生活主要表现为瓦舍勾栏的文娱活动、娱乐性出游活动和节日性娱乐生活以及其他一些休闲娱乐。

宋代以前的文化娱乐方式通常都是贵族式的享乐，只有士大夫阶层才可以享受到专业表演者给予的娱乐满足。民间的娱乐一般都是自娱自乐，或互娱互乐，很难欣赏到专业文化艺术团体的娱乐表演。宋代专业娱乐活动场所的出现，标志着文化娱乐活动进入了一个新的历史时期。宋代的娱乐活动场所瓦舍，就是“来时瓦合，去时瓦解”的意思，它随着城市商业交通的繁荣和游人的聚集情况而变化。比如，南宋初年盛极一时的北瓦，吴自牧写《梦粱录》时已住满了居民，面目全非。新的集市，新的瓦舍勾栏，已在新的集市和娱

乐相对集中的地方建立起来。游乐场所的自由竞争，表演技艺的激烈竞争，刺激了各类娱乐表演向更高级发展，技巧更精，品种更多，十分有利于传统表演走向独立化和新形式的创造。

勾栏是相对固定的表演场所，可以避风雨。在当时，还有无数进不了勾栏的艺人，他们只得在村头街头耍练功夫招徕观众。《西湖老人繁胜录》说他们的流动演出，当时社会上习惯贬称为“打野呵”，也就是上述货郎式艺人。他们都是来自农村，大抵是破产农民，从农村流入城镇，靠卖艺糊口。这种一家一户上场演出的谋生方式在宋代已经比较普遍。经过数年或几代的流浪，他们中有一部分艺人在城镇中站稳了脚跟，成为勾栏中的组成部分；一部分被豪富弟子看中，做了他们的“闲人”；一部分改了本行，从事其他的生计。两宋时期，城镇的人口增长，手工业、商业与文体娱乐活动互为促进，对整个社会经济产生相当大的影响，尤其它对我国的体育、军事训练和文化艺术有着深刻的历史影响。比如在瓦舍里表演的节目有说唱、杂剧、讲史、讲小说、傀儡戏等，它为明清时期文艺专业表演的形成打下了初步的基础。杂技、踢球、相扑、举重、使棒、舞刀枪、使拳、弄水等娱乐性表演，造就了我国历史上最早的“职业体育艺人”。宋代大量公私专业体育艺人，对传统体育技艺的提高与发展起了不可磨灭的作用。军中戏和皇宫中一些带娱乐性的武力表演，对当时的军事训练也产生了积极的影响。虽然我国的军事武艺到明清之际才过渡到武术，但它有一个发展完成的过程，而宋代正是这个过程的开始时期。

宋代高度发达的文化娱乐市场，促使文学、艺术、体育等文化娱乐带有浓厚的商品性质，各种文化娱乐成为有偿服务，其内容大都是纯感性的、纯娱乐的，少了政治教化服务，导致了市民道德观和价值观的变化，从而对传统意识形成了巨大的冲击。无论是宋代的民俗、宗教，还是都市文化娱乐，都充斥着浓烈的商品意识。寺庙一向表现为宗教的清静、无欲、庄重、神圣。到了宋代，由于奢华经济观念的影响，人们的商品意识已经渗透到宗教领域。我们知道，庙会兴起于中唐以后，一般设在寺庙内或其附近，在佛教节日或约定

俗成的日期举行。到宋代，它逐渐形成一种特定形式的贸易集市。而文化娱乐最大的特点就是，哪里人多，娱乐活动的触角就伸向哪里。自宋以来，庙会既是商品交易场所，也是文化娱乐活动的活跃场所。这种现象的出现是社会经济发展的必然结果，是市民阶层创造的一种新都市文明。

宋代经济的快速发展导致了文化娱乐的兴盛，文化娱乐的发达又对社会文化生活、传统思想观念产生了巨大影响，从而推动经济的革新与繁荣。这是一种经济与娱乐积极互动的因果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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