商代青铜器的特征

商代青铜器的特征

商代前期（二里岗期）的青铜器，较二里头文化的青铜器在品种、造型、纹饰、铸造技术均有明显的发展。

今见出土器以爵、鼎、鬲（力）、斝（假）、盉（和）、觚（谷）较多，可见器还有甗（演）、罍（类）、瓿（不）、壶、盘、卣、尊等。

这一时期的礼器“重酒组合”，以爵、觚（姑）为核心，配以尊、盘或鼎。工具、兵器有矛、戈、钺、刀、镞等，商代的一般器类均已出现。

这一时期的器物最明显的特征是器壁较薄，当时的铸范技术虽为原始，但铸器胎壁薄而平匀。性质的特征更易判别，如鼎足明显的多锥形，爵、斝为平底，觚体粗矮。这一时期制作的大型青铜器，如1974年、1982年在郑州的张寨杜岭、向阳食品厂两处遗址，各出土的两件大型方鼎。最大一件高近一米，重82.4千克。这类鼎腹为方斗形，腹沿口上两高立耳，鼎壁薄胎较均匀，鼎腹较深，圆柱形空芯足与整器比相对较短，上粗下细，由锥足向圆形足转变。

杜岭方鼎这一时期的器物装饰均较为简朴，纹饰多兽面纹、乳钉纹、云雷纹等。线条粗疏，单层花，无底纹。湖北盘龙商早期墓葬出土的青铜器造型、纹饰、制作较二里岗由了进步。之后安徽、陕南等地商早期墓出土的青铜器，器形种类增多，已发现一批制作更加精美的器物如龙虎尊与饰有兽面纹的尊、爵、斝、觚、罍等。

这一时期的青铜器多为酒器，以青铜爵为多。此时的酒器组合，以爵、觚、斝为基本组合。铸造工艺方面采用了分铸法，解决了复杂的器物造型和器商活络件等问题。这一时期青铜器纹饰，以平雕细刻的表现手法，纹饰装饰线条粗狂有力，构图茂密，主题纹饰多以左右展开的抽象动物纹与凤鸟纹，其图案注重庄严威慑的特征，如兽面纹的双目突出的表现，上下多有圈带纹作边框。流行纹饰还有云雷纹、圆涡纹等。商后期的青铜器开创了中国青铜艺术的极为辉煌时期。器形制作精湛，器表纹饰繁密精美。这一特征一直延续刀西周早期，即商末周初时期。近百年来无论黄河流域、长江流域以及商代方国之地，众多商器的发现，多为精美绝伦。但南北方器物风格上有着较为明显的区别。由于北方受王权礼制的约束，气体庄重，南方无约束而气氛活泼的影响，器体奇秀。这一时期的器物总的来说与商前期的相比铸造更精湛且种类繁多，新出现了形体活泼的各种鸟兽形的尊，以及乐器、车马器等。此时器物的纹饰出现主题花纹与衬托花纹，采用浮雕与平雕相结合的表现手法。这一变化是从殷墟二期开始的，该时期的青铜器出现主题纹饰如兽面纹的躯干以浮雕手法来表现，地纹填以云雷纹，即我们说的三重花，总体纹饰刻划极为精湛。随着三重花器物的出现，这一时期器物纹饰丰富多彩，繁缛富丽。并且流行器身上集中多种动物形象，赋予神秘怪异的神话色彩。例如安徽阜南出土的容酒器龙虎纹尊，在其肩、腹、圈足部位设置了三层纹饰。第一层肩饰三足蜿蜒的浮雕龙纹，圆雕龙首悬于肩，龙尾后另饰一小龙纹。腹部饰三足浮雕双虎捕食鬼魅图文，双虎首相对，作张口欲噬之状，一跼蹲状似人非人的鬼魅形象，正处于虎口之下。腹部龙首下饰有镂雕扉棱。圈足平雕兽面纹。在浮雕图文周边衬地纹与龙、虎、鬼魅浮雕上均饰有雷纹或曲状条纹，堪称这一时期铜器“三重花”饰的经典之作。

商代后期龙虎纹尊再如湖南醴陵狮形山出土商晚期通体象形的象尊，主体饰夔龙纹，腹下另饰一曲折角兽首。后部饰兽面纹与夔龙纹。前脚饰虎纹，后腿饰兽面纹。挺举的象鼻前饰鸟纹，后一伏兔。前额一对蟠蛇，双耳下饰鸟纹。全器共有各种动物图案11种，为商晚期“三重满器花”器物的装饰艺术之典范。

商代晚期象尊再如造型艺术动人心魄的虎食人卣与设计巧妙的人面盉，两件器物在装饰风格上殊为怪异，蕴藏着几分神秘色彩。而我国现存最大的商代四羊方尊，以其造型熊秀奇瑰，造型与纹饰设计巧妙结合，讲圆雕、浮雕、线雕融于一器，将平面的图像和立体的雕塑结合，将动物形态与器皿的结合恰到好处，在我国青铜艺术史中以其独特的造型而

独树一帜。

虎食人卣

四羊方尊这一时期的铭文普遍还较为简单，多为族氏和被祭人名。偶见记事体短文，开始出现“子子孙孙永宝用”之祈愿用语。这一时期江西新干、古蜀之地的三星堆猝然面世的商代众多青铜器令世人惊目。三星堆两个祭祀坑出土青铜器数量巨大，种类丰富，造型奇特、新颖，文化内涵丰富、神秘。除少量容（礼）器外，青铜神树群、人像群、面具群尚属首次发现。三星堆出土青铜器是以人像、面具、神树、太阳、动物、禽鸟等为表现主体。之后成都发现的金沙遗址出土的与三星堆相近似的青铜器都具有鲜明的地域特征。

三星堆出土青铜人像面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