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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历代状元考13——元代状元概览

2022-03-09 来源:客趣旅游网
中国历代状元考13——元代状元概览

元代情况较为特殊。一方面,整个科举制度被弄得奄奄一息:不仅开考次数少,每次录取的人数也少。据《元史·选举一》及《元史·百官志·选举附录》载,元代16次考试,都采取带民族歧视的“两榜制”,共取进士1139人,尚不及颇不重视科举的辽代的一半!而元代在中国历史上版图最大,这说明元代官僚队伍的形成与补充根本不靠科举取士。另一方面,元代毕竟在宋金之后,获中进士后还是立即授职的,且起点官阶进一步提高,两榜的状元一般都授承务郎(从六品)、翰林修撰,基本达到了金代状元初始官阶的上限。

魏元礼——勤奋好学、文章出色的元代状元沧州名人

肃宁文化广场上的魏元礼雕塑

魏元礼,又名魏礼,(约1320-1385),字挺训,肃宁县城里人。幼年勤奋好学,文章出色。元至正十二年(1360),五月,庚子科殿试中状元,授翰林院修撰。元末战乱归里,闭门从事诗书及元曲创作,著有《风云会传奇》等。明朝建立后,明太祖命访遗贤,魏被诏回翰林院编修元史,官至礼部左侍郎。

为了纪念这位状元,在肃宁文化广场西侧建有魏元礼雕塑,并在县城建有元礼街。

元顺帝左榜状元翰林史修撰——魏元礼

魏元礼,又名魏礼,字廷训。河北肃宁人。生卒年不详。元至正20年(136O)左榜状元,授翰林国史院修撰。《大明一统志》第2卷第45页中记载:“魏礼,肃宁人。笃信好学,庚子廷试第一,授翰林修撰,陛礼部侍郎。”后与张起岩、泰不华、忽都达而、宋本、李黼、李齐7人位列四品官员。魏元礼为汉人,能在科举制度被弄得奄奄一息的元至正20年(136O)间中左榜状元,授翰林国史院修撰,在当时是一件了不起的事。

《大明一统志》第2卷第45页中记载:“魏礼,肃宁人。笃信好学,庚子廷试第一,授翰林修撰,陛礼部侍郎。”

《元史》第45卷顺帝纪之八记载:“三月……甲午,廷试进士三十五人,赐买住、魏元礼进士及第,其余出身有差。”据此可知魏元礼为该科汉人、南人榜状元。

状元的初始待遇,自唐至宋初(618-976)一直在低位徘徊,宋太宗朝突然大幅度提高,至元代进一步提高,到明清到达顶点。状元入仕后,则在宋代最受重用,其次为清、辽,而唐、五代、金都较差。

明代对状元的罪、错处罚最为惨酷,其次是唐,而宋、清两朝则较为温和、宽容。综合来看,宋代状元遭际最好,唐代最差。

使出浑身解数夺得天下之魁,仅跟七品官之子的门荫官阶相同。可见状元实际上是很不被看重的。正如张国刚所云:“进士及第后,还只赚得一个做官的资格,算有了‘出身’,只有再参加吏部试或制举才能释褐。这显然不是文人入仕的方便之门。而即使释褐试通过后,也只能获得一个八、九品的参军、县尉、助教之类卑官。如贞元八年登第的欧阳詹,‘五试于礼部,方售乡贡进士,四试于吏部,始授四门助教’。而大名鼎鼎的韩愈,‘四举于礼部才一得,三选于吏部卒无成’,这样又把一大批士人拒之于仕门之外。”可见,进士,包括状元能够进入官场的始终只是一部分。

魏元礼为汉人,能在科举制度被弄得奄奄一息的元至正20年(136O)间中左榜状元,授翰林国史院修撰,在当时是一件了不起的事。元代,官至宰辅的2人:陈祖仁、普颜不花,占总数32人的6.25%。其他四品以上官员7人:张起岩、泰不华、忽都达而、宋本、李黼、李齐、魏元礼,占21.88%;两者合起来9人,占28.13%。同时却有13人仅留下了姓名与夺魁年份,占40.63%③。

元代中央及地方的军政大权始终在蒙古或色目人手中,他们的子弟又可以利用特权直接进入仕途,起点高,升迁也快,当然不必走科举之路,所以,即使是蒙古或色目状元,其出身也较卑下。如此,状元们出仕后即使再忠心耿耿,也难挤进最高执政圈,即使偶然挤进去了,为时既短,又不能当主角。处于高度重视状元的宋代之后,竟然使40%以上经反复筛选而得的“天下第一人”默默无闻,特别明显地体现了元统治者不重视人才,这显然是它的朝政始终不甚清明,并迅速灭亡的最主要原因之一。

数百年来,澧州澧阳城内,有一条“状元街”(今珍珠街),一口“状元井”(原三关祠前),一座“状元桥”(今文庙内),都是纪念元代澧州状元郝希贤的。澧阳人郝希贤,在元仁宗爱育黎拔力八达延祐五年

(1318)

廷试中,考中左榜进士第一名,成为当时轰动澧、沅郡邑的第一名状元,也是今天常澧历史上唯一的一名状元!即使是在整个芙蓉国里,也是仅见的七、八名状元之一。因此,澧州人一直引为美谈。但是,时至今日,不少人只知其名,不明其实。不久前,一位广东务工的澧籍网民,发了一个帖子,说他想探寻元朝澧州郝状元的史实,但只搜到了两条材料,一条是《元代状元榜》介绍的:“霍希贤,澧州人。生卒年不详。元延祐五年(

1318

)左榜状元。据《湖南通志》记载:‘延祐五年戊午霍希贤榜’的霍希贤,曾误为郝希贤。而载于旧志之中。‘旧志误姓郝’。《元史》纪

第 26

卷仁宗之三中记载:‘三月戊辰,御试进士,赐忽都达儿、 霍希贤以下五十人及第、出身有差。’泰定年间,霍希贤曾任职知威州官。”

另一条是当今学者孙瑜的学术论文《袁桷的学术传承、政治生涯及社会网络》中的一段:“霍希贤,澧州(今湖南澧县)人,延祐五年左榜进士第一。至治元年,霍希贤在京官秩已满,临别时,袁桷作诗《子昂逸马图》相赠,本诗后注:‘通叟状元以秘书郎满职,言归,泊然若无营者。桷旧与殿庐详定得通叟卷,气完以充议者,争缄口。今其南归,以子昂画马求,言怆然以别,吾徒之责深缺然矣。至治元年八月二十九日,桷书。’”孙瑜称

“将通叟状元定为霍希贤经过了一番考证。从时间来说,通叟状元是至治元年以前的状元,是延祐二年、或是延祐五年的状元;从‘南归’推断,他应该是一名南人。延祐二年左榜状元张起岩是一名北人,延祐五年左榜状元是霍希贤,他是澧州(今湖南澧县)人,故推断他就是通叟状元。”元代状元中有文学家、书法家吗?

都有的。但是,元代不看重文人,相应的元代状元中的文学家也不多。谭正璧《中国文学家大辞典》仅载录3人:宋本、张起岩、泰不华。这3人虽都长于文学,但是在当时文坛上都不是举足轻重的人物。湖南师院中文系古代文学教研室编的《中国历代作家小传》则一个元代状元也没有收入。《元诗别裁集》仅选了宋本1人,《金元明清词选》及《古代散文选》中都是连一篇入选的元代状元的作品也没有。《元代少数民族诗选》选有泰不华、笃列图2人的作品。

算上笃列图,元代状元中仅4个文学家,占中原总数32人的12.50%。

元代状元中,有记载说长于书法的,只有张起岩、泰不华、笃列图3人。他们都载入了《中国书法大辞典》和《中国美术家人名辞典》。其中泰不华书法成就最高,又被载入《中国美术家辞典》和《中国书法辞典》等工具书中。张起岩则被载入《宋元明清书画家年表》中。

没有发现元代状元中有画家或长于绘事者。

马庆民 尉崇德

在莒县城东南五里、邹家庄子村东北、东距沭河堤约200米处,有一处古代家庭茔地,其石刻林立,雄伟壮观,是莒县有名的名胜古迹之一,当地人称其地为“状元林”,元代状元邹惟新即葬于此。

据清末翰林庄陔兰主编的《重修莒志》记载:邹惟新,元代延社二年考中进士第一,后曾任潍州州同、沂州知州、亚中大夫同俭礼仪院事。又清嘉庆所修《莒州志》载:“元亚中大夫邹惟新墓在城南五里邹家庄”,记载与民间传说相符。

该墓地南北长约92米,东西宽约60米,西侧中间距离神道约20米处,有一石柱形界桩,高1.1米,顶部雕仰莲。邹惟新墓即居于该墓地北首正中,原存封土高约3米,经恢复后现封土高约8米,长方形,周长约90米。其墓前宽为8米,长70米的神道,神道两侧由南向北依次为:石坊(神道门)、石香炉、石供桌、神道碑。神道外围,东侧有小型墓碑4通,西侧有3通,作扇形分布。现就墓前石刻分述

如下:

墓表,青石质,共两件,矗立于墓前约62米处。残高3.75米,方座,其上部浮雕覆莲,柱体为正方割角八棱形,柱顶部雕仰莲,莲上部残缺。

石虎,青石质,共两件,系用整石圆雕而成,虎蹲踞于长方形底座上,昂首远望,通高1.06米,长1.23米,胸宽0.35米。其东侧虎尾呈自然弯曲状,西侧的尾巴前伸至前面,腿呈弧形,虎的威猛自然显露。

石羊,青石质,由整石圆雕而成,共两件。仰头跪卧于长方形底座之上。通高1.06米,长1.23米,胸宽0.35米,两角向后弯曲,尾巴粗而短,显示了绵羊的特点。

翁仲,青石质,为一文一武,均站立于长方形底座之上。高1.90米。东侧的头戴官帽,身着长袍,腰束雕花宽板带,足登朝靴,双手抚朝笏于胸,短须长髯,平视前方,面部表情和善,显示出文臣的特征。西侧石人头戴官帽,络腮短须,内着甲胄,外罩宽袖长袍,腰束雕花宽板带,足穿朝靴,双手挂剑,昂首侍立,显出了武将的特性。

石坊,即神道门,青石质,立于墓表以北约10米处,高2.70米,宽2.10米,方座上半部高浮雕圆形覆莲,门柱为正方割角八棱形,门楣正面为双线阴刻楷书“邹氏先茔之门”。

香炉、供桌,供于主墓前神道正中,青石质。香炉为圆鼎形,底座为长方形,通高0.45米;供桌高0.85米,台面四周双边框内浮雕双边植物叶纹,中间为浅浮雕两组并列的团花;束腰石正面细线阴刻花卉纹,两边雕铺首;底座四周雕覆莲。其花卉布局合理,美观大方。

三通神道碑均为青石质,属邹氏谱碑。最早的一通为圆角,靠近主墓,碑额篆书“邹氏安葬之铭”为“至元甲午十二月立”(公元1354年);一通为邹惟新所立龟趺碑,为“大元至元四年十二月”(即公元1338年),邹惟新任举政大夫时所立。此碑记载了惟新高祖、曾祖、祖父、父亲、惟新堂兄弟及子侄的简单生平。从碑文记载看,

当时邹氏家庭有多人为官,其祖父邹禧,曾任“郡盐课提举”;父邹吉曾任“莒州仓使和酒榷副使、州之治中”,死后追封寿光县子;三叔邹荣,追封为莒县男;惟新堂弟惟享曾任举攻大夫中书省左右司郎中,其他尚有乡贡进士等。第三通碑为明代嘉靖十六年四月,邹惟新九代孙邹玉玺所立,碑额浮雕盘龙,篆书“城阳邹氏先茔之铭”。

另,神道碑东侧有小碑四通,均圆角,其中两通已残,另两通碑分别为“奉政大夫辽阳等中书省左右司郎中邹公墓”、“大元赠奉训大夫中书礼部飞骑尉追封莒县男邹公墓”,皆为楷书;西侧有小型墓碑三通,其一残,另两通分别为“盐课官邹公墓”、“真定路安平县典史邹公墓”。以上均只书官衔,不写名讳,在神道外围两则呈扇形排列。

为了加强对这一古代遗迹的保护,1979年莒县人民政府将其定为县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并树立了保护碑,划定了保护范围和建设控制地带。

张起岩(1285―1353年),祖居山东章丘相公庄魁文街中首路南,现在“藏书楼”遗址犹存。至正三年三月,元顺帝下诏撰修“三史”,御史中丞张起岩、翰林学士欧阳玄、待御史吕思成为“总裁官”,并推选一批史官正式开局。

王绍忠

张起岩(1285―1353年),祖居山东章丘相公庄魁文街中首路南,现在“藏书楼”遗址犹存。他是元代著名的政治家、文学家、史学家,谥号文穆公。

元代是华夏历史上第一个少数民族入主中原,建立中央集权的朝代。元代把全国人民划分为四等人:一是蒙古人;二是色目人(包括西夏、回回等西北地区少数民族);三是汉人;四是南人(指长江以南的汉人和西南地区各少数民族)。举行科举考试时,元代制定的政策带有明显的民族歧视色彩。不仅蒙古人、色目人与汉人、南人分开考,而且在乡试、会试时,蒙古人和色目人只考两场,而汉人和南人则须考三场。御试时虽然四种人都考试策问一道,但只要求蒙古人和色目人在五百字以上,而汉人和南人必须在千字以上。另外,在考试内容上也有分别,出给蒙古人、色目人的题目比较容易做,出给汉人、南人的题目比较难做。放榜时,蒙古人、色目人列为一榜,称“右榜”,汉人、南人另列一榜,称为“左榜”。汉人张起岩金榜题名,他不仅是元代汉人中第一名状元,也是元代山东人中唯一的状元。

张起岩幼时勤奋好学、嗜书如命、聪颖过人。七岁即通四书五经,亦善诗词。他曾对父母曰:“吾宁可一日无食,不可半日无书。”他

16岁便学有所成,被察举为福山县学教谕。因政绩卓著又被升迁为安丘县令。他19岁那年,元代科举首次开试,他成绩超群,金榜题名,考中进士第一名。

文宗时,张起岩任大礼使,后升为参议中书省事。顺宗时,被提拔为陕西邢台待御史。当时,蝗灾蔓延,庄稼颗粒未收。灾民中出现生食人肉的惨景,他如实呈报朝廷,开仓放粮,架锅舍粥,使百姓度过灾年。至元三年其出任江南行台待御史,随后又出任燕南廉访使。至正元年被升任为江南行台御书中丞,拜为翰林学士承赐知制浩廉修国史,知经筵事。至正三年,其又被调为翰林承旨,担任总裁官,累迁至荣禄大夫。

张起岩是一位杰出的政治家,他正色立朝、外和中刚,当时便有“元代欧阳修”之誉。他任监察御史时,敢于抗言直谏。曾与丞相刺沙辩难。因言辞过激而获罪。他义正辞严地说:“弹劾罪官,议论朝政,是御史的天职。如果因尽职而获罪,则会使风纪解体,忠良寒心。况且广开言路、维护政体,本是效法祖宗的治国之道。”最终,泰正皇帝被他的勇气所折服,当庭无罪释放,官复原职。

他担任燕南廉度使时,严厉打击放高利贷的富绅豪强,为平民百姓出了怨愤之气。他还抨击封河神为侯爵的迷信活动,并且疏通河道、修堤筑防,为当地平息了水患涝魃,博得了百姓的赞誉。

泰定元年二月,当时担任监丞的张起岩主张废除旧法,以德行为标准选择人才,遭到中书左司员外郎徐有壬的反对。但他不惧强势,据理力争,使新政得以施行。担任侍礼郎的王炜曾上书皇帝8000言,抨击当朝的政治腐败。张起岩选贤认良、坦言论事是他一贯的德行,他极力推荐上书皇帝让王炜担当要职。他超人的胆识和魄力感动了皇帝,终于如愿以偿。此事不但声震朝野,而且名闻四夷,使张起岩威望大增。

作为文学家的张起岩才思敏捷,文字洗练、优美。四十年的官宦生涯中,他在全国各地名山大川都留下了数不胜数的大量诗词碑刻。泰定二年,他曾在崂山聚仙宫撰写了《聚仙宫碑铭》:“兹山俊秀横天东,下插沧海高凌空。丹崖翠碧何穹窿,琼枝棋树分梦茸。”他在

潍坊浮烟山东麓的麓台曾留下一方碑刻,上面刻有其撰写的诗《麓乡秋月》:“银河漾漾净天街,碧月辉煌照麓台。台上读书燕太子,清光依旧照人来。”济南舜园中还保留着至治三年由他撰写的碑刻。

张起岩又是位学识渊博的史学家。元统元年,他曾与欧阳玄等人奏诏,撰修了泰定、元历两本实录,史料全面翔实、立论精当,史学中存有大量的第一手资料。

他一生苦读不缀、善诵精撰,既熟悉金、辽典章故事,又知晓宋儒道学原委。至正三年三月,元顺帝下诏撰修“三史”,御史中丞张起岩、翰林学士欧阳玄、待御史吕思成为“总裁官”,并推选一批史官正式开局。到至正五年十月,“三史”成立定稿,张起岩对此书殚精竭虑、一丝不苟,得到宫廷内外的一片赞誉。

至正八年,元顺帝又下诏撰修功臣、后妃列传。以学士承旨张起岩、学士杨宗瑞、待讲学士黄瑞为总裁官。张起岩对各方面来稿不论作者地位高下,一律字斟句酌、一丝不苟,整部史料据实审定,精益求精地完成了编撰使命。

张起岩在诸多史书编撰中,对人和事处于公心,不为权贵所左右,不偏袒任何一方。表现出一名史学大家的风范,在历代史界也都被传为美谈佳话。

“三史”编撰结束,皇帝为他等授勋加爵封“文穆公”,但他按当朝律规辞官退职,遂告老还乡。此时,他已是65岁高龄的长者了。

张起岩身居高位、历任显职,但他赡养父母,不忘尽责尽孝,衣食住行、防瘟除疫必躬身过问。照顾同胞兄弟从读经习文、成家入仕都悉心指教。他虽在京城为官,但对亲眷却关怀备至,在故乡十里八村传为佳话。

他生活相当节俭质朴,一生爱吃素食,和酒肉山珍无缘。把毕生节省下来的俸禄都用于周济师长故交、同族兄弟。本族的一位堂叔,家贫如洗,又逢涝灾,豆黍欠收,病饿而亡却无力发丧。张起岩获知此事,从给亡者置办寿衣、购买棺木到发丧出殡等一概包揽。

本村街坊四邻家中有难,他也尽力接济。长此以往,到至正十三年,享年68岁的张起岩病故辞世。此时,他的家境已是“廪无余栗、

宅无余财”了。

张起岩是元代章丘人,故里为表彰他的历史功勋,明清两代曾在章丘县衙驻地、绣江河畔(现在的绣惠镇)为其建造起构筑精巧的“状元坊”一座,以表怀思和纪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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