负面评价恐惧与自尊、助人行为的研究

引言

艾里克森认为，成年初期的主要任务就是自我意识的发展和自我同一性的确立。来自他人的评价将直接对自我的形成和自我意识的修正产生重要作用，因此，如何看待他人的评价将在自我的形成和发展过程中，包括对大学生的心理健康发展仍是不可忽视的影响因素。对于大学生来说，他们更加关注的是人际关系和他人对自己的评价，他人的评价与否直接影响学生的自尊水平、行为方式和心理健康。

在公共场合(如，演讲、公开表演)或社交情景(如，朋友聚会)中，我们有时会认为他人可能对我们进行负面的评价，得到他人的负面评价会让我们觉得我们可能遭到了他人的拒绝。个体感知到的被接纳或是被排斥，不仅影响着他们的心境和日常行为，也影响着他们亲社会行为的发生。

负面评价恐惧自上世纪六十年代末提出以来，国外许多学者已经对其进行了比较深入的研究。Watson和Friend（1969）从社会认知角度提出负面评价恐惧概念，认知-行为模型理论认为负面评价恐惧是社交焦虑的核心特征（Clark, D. M.,&Wells, A. ，1995）。关于负面评价恐惧与社交焦虑之间的关系，心理学界已达成一致意见，社交焦虑个体表现出对负面评价的恐惧，负面评价恐惧的高低能预测社交焦虑。负面评价恐惧影响社交焦虑，而焦虑源于对失败的恐惧，这里的焦虑不仅包括社交焦虑，还包括生活中的广泛性焦虑，如考试焦虑、工作焦虑等等。中国是一个强调集体主义文化的国家，在“面子文化”的影响下，重视他人的看法，注重来自他人的评价，尤其是来自他人的负面评价，将会对个体身心发展产生重大影响。

目前，综合国内外的研究来看，国外对于负面评价恐惧的研究从上世纪60年代末开始，从概念的探讨到量表的修订再到负面评价恐惧的应用研究，已取得了非常卓越的成就。目前侧重于负面评价恐惧与其他心理特质、学习、社会行为、体育运动、决策等领域的应用研究（张大均，刘洋，2010）。而国内学者对负面评价恐惧的研究还较少，因此对传统文化下高度重视社会关系和他人的看法和评价下的中国人的负面评价恐惧研究则显得有必要了。本研究以负面评价恐惧为切入点，研究大学生负面评价恐惧与自尊、助人行为的关系，以期能够完善负面评价恐惧理论和对进一步的教育、社会心理研究有所裨益。

研究综述

负面评价恐惧研究文献综述 负面评价恐惧的概念

上世纪60年代末，Watson和Friend提出负面评价恐惧概念（Fear of Negative Evaluation，FNE），并将其定义为“对他人评价的恐惧，为负面评价而苦恼，以及对他人可能给自己负面评价的预期”。我国学者陈祉妍提出负面评价恐惧就是“对他人负面或消极评价的担忧与恐惧”（陈祉妍，2002）。早在1974年Page和Yates在其研究中就已经提到评价恐惧理论，他们认为临床心理学家、社会工作者和心理学工作者不愿意参加评价性调查研究，因为他们可能害怕他人对他们的工作表现进行评价，这中间就包括了正面评价和负面评价，但是在这项研究中所说的评价恐惧实质上仅仅指的是负面评价恐惧。Weeks, Rodebaugh, Heimberg, Norton和Jakatdar (2008c)从社会认知的角度把评价恐惧分为负面和正面两个维度，相对于负面评价恐惧，正面评价恐惧是指为他人正面的评价而苦恼和担忧。

负面评价恐惧作为社交焦虑的核心特征，描述的是聚会、演讲等情境中的社会评价焦虑。当正在或者预期参加社交活动时，负面评价恐惧属于与不利评价有关的恐惧感（Weeks, Heimberg, Fresco, Hart, & Turk, 2005），而社交焦虑个体为了避免负面评价会做出一系列的行为，比如回避目光接触、减少说话量、站在群体周边等。社交焦虑的一个主要特征就是负面

评价恐惧，害怕别人对自己进行消极的负面的判断(Leitenberg, 1990)。在某种程度上，每个人都会经历各种形式的社交焦虑，都会对来自他人的负面评价感到恐惧，比如说在一些比较熟悉的地方进行公开演讲或者是在一些人流密集的地方突然绊倒，这些都可能会导致负面评价恐惧。

社交焦虑个体报告了关于自己外表和行为的负面心理特征，特别是表现在唤醒焦虑的社交情景中(Coles, Turk, Heimberg, & Fresco, 2001)。他们对自己行为划分的等级要比他人评定的低(Lundh & Sperling, 2002; Rapee & Lim, 1992)，而负面评价恐惧与这个等级差异有关(Rapee & Lim, 1992; Rodebaugh & Chambless, 2002)，即自评与他评的等级差异越大，负面评价恐惧越高（张大均，刘洋，2010）。这说明社交焦虑个体与非社交焦虑个体可能存在认知加工处理的差异(Heinrichs & Hofmann, 2001)。

综观以往研究，基本上采取的都是临床样本，这似乎容易给人形成这样一种观点，即负面评价恐惧仅仅在社交焦虑个体身上出现，而对于中国传统文化下的非社交焦虑个体如大学生和普通人群，他们存在这样的负面评价恐惧吗？陈祉妍对国外负面评价恐惧量表进行了修订，并表明负面评价恐惧在我国中学生中普遍存在，而在自我意识趋向于于统一的大学生群体中，负面评价恐惧是否也存在呢？相关研究表明，负面评价恐惧在性别因素上并不存在显著的差异，但研究表明社交焦虑一般在女性身上出现的比较多(Essau, Conradt, & Petermann, 2000)，这是否意味着女性的负面评价恐惧要强于男性呢？ 负面评价恐惧的理论解释 社交焦虑的认知行为模型

Clark 和 Wells (1995)、Rapee 和 Heimberg(1997)提出了社交焦虑的认知模型，并把负面评价恐惧作为社交焦虑的核心特征。在社会评价情境中，社交焦虑个体通常会把认知资源集中于社交场景中可能出现的潜在的评价性威胁。他们认为自己处于这个随时可能被别人进行负面评价的社交环境中，并认为别人给自己设置的标准都是不切实际而无法达到的，他们怀疑自己的能力而无法达到这些标准，因此认为他人可能会对自己进行负面评价。社交焦虑个体总是监控自己的外表和行为，这种自我监控获得的信息与长时记忆和观众的反馈获得的信息综合形成了一个关于自我的表征，但是这种表征并不是一种正常的表征，而是歪曲的表征，是个体感知观众在某一时刻如何评价自己的表征。负面评价的预期也会导致生理、认知和行为上的焦虑体验和自我心理表征的降低，这样就形成了一个非适应性的负性反馈回路。总之，对于社交焦虑个体来说，最危险的刺激来自周围的观众，最可怕的结果是来自周围观众的负面评价（张大均，刘洋，2010）。 心理进化模型

Gilbert (2001)提出了负面评价恐惧的心理进化模型。该理论认为社交焦虑直接与人类相互作用中的竞争威胁相关。社交焦虑的目的是避免挑战群体中的权威人物、回避他人的负面评价，以此来避免与群体中地位高的人发生冲突，并使自己处在群体中的安全范围内，回避负面评价是为了适应环境。因此，负面评价恐惧是认知机制，在充满竞争的环境中起适应作用（Weeks et al，2008）。 负面评价恐惧的测量

负面评价恐惧的研究一般采用问卷法。目前，负面评价恐惧的量表有负面评价恐惧量表（fear of negative evaluation ，FNE）、简明负面评价恐惧量表（(brief fear of negative evaluation scale，BFNE）、简明负面评价恐惧量表一正向题计分（(brief fear of negative evaluation scale一straitforward，BFNE一S)。简明负面评价恐俱量表与简明负面评价恐惧量表一正向题计分都于负面评价恐惧量表而来。FNE由17道正向题和13道反向题组成，在大学生和临床样本中具有良好的信效度，高分者更倾向于回避潜在的威胁性的社会比较，在评价性情景中体验更多的紧张，更关注是否给他人留下好印象，更将他人的面部表情解释为负面的。但由

于其题目冗长，量表灵敏度不高，因此Leary(1983a)开发了简明负面评价恐惧量表弥补了负面评价恐惧量表的不足。BFNES有12道题目，采用5点计分，包括8道正向计分题和4道反向计分题，具有简明、反应灵敏等特点，高分者更加关注是否给他人留下好印象，更加在意他人的负面评价。我国研究者陈社妍(2002)初步修订BFNES后在中学生群体中具有良好的信效度。

负面评价恐惧的相关研究

负面评价恐惧提出已有40多年的历史，从概念的研究再到理论的解释，再到量表的制定和修订，然后到它的应用研究研究，许多学者都做出了非常卓越的贡献。 负面评价恐惧与考试焦虑

考试是一种典型的自我被评价的情景，考试失败的焦虑在本质上也是对自我可能会遭受来自亲戚朋友、老师等权威人士的负面评价的担心。有研究认为，特质性的考试焦虑实际上是对失败的恐惧（Elli ot AJ ,M cGregor， 1999），而对失败的恐惧在发展上可能来源于父母在孩子失败时给予的批评，即“负面评价”（陈祉妍, 2002）。负面评价恐惧可能是考试焦虑的一个重要原因。陈祉妍（2002）和马丽霞等（2004）就二者之间的关系进行了探讨，都表明考试焦虑与负面评价恐惧之间存在较密切的关系。负面评价恐惧主要反映的是人际领域的恐惧，而考试焦虑反映的是学习领域的恐惧，有研究者认为，从个体发展的角度来看，这种人际领域中的负面评价可能是个体形成对失败恐惧的主要原因（McClelland DC，1985）。

负面评价恐惧与饮食态度

Gilbert 和Meyer (2003) 的研究表明负面评价恐惧与节食态度存在联系，Hinrichsen, Wright, Waller, & Meyer（2003）在临床样本中发现，高水平的负面评价恐惧不仅存在与神经性厌食个体中，还存在于神经性贪食个体中。 Gilbert 和Meyer (2005)的另一项研究证明了来自普通人群或好友及亲戚的负面评价恐惧都对个体节食态度产生影响，但是作用不同，来自普通人群的负面评价较好友或亲戚更能有效地预测节食态度。 负面评价恐惧与完美主义

过度在意错误被认为是完美主义的核心特征之一，而过度关注错误也被认为是负面评价恐惧的一个特征，他们担心不能被别人接受而失去尊重，出错意味着失败和被否定。对完美主义心理量表与负面评价恐惧和自尊进行相关研究表明，“对错误的在意度”和“行为的迟疑度”能较好的预测这些变量。Frost, Turcotte, Heimberg, Mattia, Holt, and Hope (1995)和Rosser, Isakiddis, and Peters (2003)的研究发现，对于错误的过度关注和害怕犯错误会导致来自他人消极的反馈，并且证实了完美主义与负面评价恐惧存在高相关。具有高度社会期许式的完美主义将会非常在意自己是否符合他人的标准，并且害怕他人的负面评价，认为能够得到别人的注意及避免他人的负面评价是极其重要的。这些都说明了负面评价恐惧与完美主义之间的高相关。

自尊的研究概况

Coopersmith(1967)认为自尊指个体对自己作出的并通常持有的评价，它表达了一种肯定或否定的态度，表明个体在多大程度上相信自己是有能力的、重要的、成功的和有价值的。关于自尊概念的研究，各学者各执己见。Feldman(1995)认为，自尊属于自我的情感成分，是个体对一般自我或具体自我的积极或消极的评价，高自尊的人高度喜欢和热爱自己，低自尊的人倾向于消极地看待自己或者是正反情感并存。Brown认为自尊与自我评价是有联系的，但两者并不是同一个东西，如在学业上缺乏自信的人可能也会很喜欢自己，而认为自己很受欢迎的人对自己的感觉可能却很坏。即自我评价是具体的判断，整体的自尊是建立在具体的自我评价基础上的。但不能否认，自尊与自我评价在某些方面具有共同性。自尊也指个体评价自己的能力和特性的方式。比如一个人对自己的能力怀有迟疑态度被说成是学业自尊

较低，对自己的社交能力持肯定态度被说成是具有较高的社交自尊，因此，自信和自我效能等概念常被等同于自尊。我国心理学家朱智贤教授（1989）认为，自尊是社会评价与个人的自尊需要的关系的反映。林崇德（1995）则认为，自尊是自我意识中具有评价意义的成分，是与自尊需要相联系的、对自我的态度体验，也是心理健康的重要指标之一。

尽管目前学者对自尊的概念尚无统一看法，但概括起来不难发现，自尊作为一个学术性概念，它主要是指个体对自我价值(self-worth)和自我能力(self-competence)的评价性情感体验，属于自我系统中的情感成分，具有一定的评价意义。自尊的含义基本上可以分为整体自尊与具体自尊，但整体上倾向于整体自尊研究；自尊的构成维度已基本倾向于能力和价值两个维度；自尊的主要性质是评价性和情感性。 自尊的理论研究 恐惧管理理论

自尊的恐惧管理理论属于自尊的社会型模型，该模型假设自尊受到社会因素的影响，如果个体认为自己会得到多数人的尊重和重视，那么个体就拥有高自尊。一个人的自我是与社会相联系的，来自他人的积极关注，如赞许、尊敬等是决定自尊的关键因素。这种赞许和尊敬被称为社会支持（Social support），来自他人的赞许或谴责会逐渐融入个体的自我而形成自尊。因而个体的自尊来源于他人对自己的态度与评价。

S.Solomon(1986)提出自尊的恐惧管理理论(Terror Management Theory)。该理论认为，自尊具有焦虑缓冲器的作用，其主要功能就是客服恐惧和缓解焦虑。个体在一定的环境中获得意义感和价值感的过程既是个体适应环境的过程，也是个体维持和获得自尊的过程，任何对价值感和意义感有威胁的东西都会引起焦虑，并影响自尊。作为恐惧管理机制的自尊，当个体面临威胁和冲击时，自尊就会保护人们免受那种与生俱来的对死亡的恐惧所带来的焦虑。需要指出的是，这里的“死亡”并不仅仅只指狭义的“死亡”，也可指广义上的“死亡”，如生活中的毁灭、失败、被拒绝、被遗忘、负面评价、破坏等具有“死亡”意义的因素。不过对虽具有死亡意义、但毕竟不是真实死亡的条件如失败、负面评价等尚缺乏实证研究证据。 自尊的社会计量理论

Mark Leary等人（1995，1998，2004）提出并论述了自尊的社会测量计理论（Sociometer Theory）。该理论认为自尊是个体与他人人际关系的内在反映，类似于一种社会测量计，反映了个体与他人关系在别人眼中的重要性。当个体被他人偏爱或喜欢时，个体的自尊就会上升，而被他人拒绝或排斥时就会导致自尊的下降。自尊反映着人们感知到的如何被他人评价的信念（通常被称作“来自他人的评价”）。

国内学者丛晓波，田录梅和张向葵（2005）则从自尊的适应性意义这一角度阐述了类似的观点：自尊既是个体适应社会环境、适应基本生存的心理资源，也是个体进行文化适应和社会适应的一种机制，可以有效缓冲人类的基本焦虑。由于低自尊的人自尊不足甚至缺乏，无法正确地对待自己和他人的评价，不能适时恰当地对社会环境的要求或事件作出合理反应，无法及时缓解生活中的基本焦虑，因此也就最终难以正常地进行社会生活。

Brown认为，自尊发挥作用最大的地方就是在人们面对消极的回馈时，比如失败。对低自尊者来说，失败意味着整体的不胜任；对高自尊者来说，失败只不过意味着不能做好某件事情或者缺乏某些能力。 内隐自尊概念的提出

自Epestein提出认知一体验理论整合了无意识和内隐认知的观点，该理论指出人们对外部和内部世界存在两种反应方式，一种是理性的，一种是经验的，理性系统主导个体的外显自我评价，而经验系统主导个体的内隐自我评价。随着自尊的研究和内隐社会认知的迅速发展，内隐自尊（Implicit Self-esteem）的研究也越来越受到重视。根据Greenwald&Bnaaji(1995)的观点，内隐自尊（Implicit Self-esteem）是指个体对与自

我相关或不相关的事物进行评价时，通过内省无法识别出(或无法正确识别出)的一种自我态度效应。由于内隐自尊概念的出现，与我们通常所讲的传统意义上的自尊是相对的，因此那些自尊可以被称之为外显自尊（Explicit Self-esteem）。内隐自尊一般倾向于对自我积极的评价和肯定。并且研究表明了内隐自尊和外显自尊是两个相互独立的结构，两者之间存在很低的相关(Greenwald & Banaji, 1995; 蔡华俭, 2003; 周帆, 王登峰, 2005a)。

关于内隐自尊的研究，概括起来，主要涉及内隐自尊的性质、内隐自尊与外显自尊的关系、内隐自尊与心理健康的关系、内隐自尊与其它社会认知结构的关系、内隐自尊的测量等诸多方面。

Smtih（2000）研究发现内隐自尊比外显自尊高时，外显自尊通常不稳定，而外显自尊比内隐自尊高时，外显自尊相对稳定。但内隐自尊的稳定性只是相对的，大量证据表明，内隐自尊同样可以加以改变，具有情境性，尤其与当前的情绪、动机和认知资源等有关。Koole等（1999）研究发现，在智力测验后给予被试消极的负反馈会使被试对自我的积极偏好降低，而对被试某种重要的人格特质给予积极的评价时，被试对自我的积极偏好又会上升。Gernewald和Famhma发现，当个体受到威胁性的负反馈时，内隐自尊能较好的预测负性情绪，并且内隐自尊和负反馈存在交互作用，低内隐自尊者受负反馈的影响较大，而高内隐自尊者受负反馈的影响较小。这表明，内隐自尊越高，越能抵御和缓冲外界环境对自尊的威胁。Bossno和Jenni的研究也得到了类似的结果，他们通过IAT测验测量被试的内隐自尊，然后要求被试写下对自己最深切的想法和感觉，再请中立的评定者阅读该短文并对短文的被试的某些特质作出评价，结果发现，被试的内隐自尊与其所受到的评价存在显著相关。 国内学者基于外显自尊和内隐自尊可能存在的结构的分离， 提出了自尊结构的概念(梁宁建, 吴明证, 邱扶东, 汤文洁, 丁莹, 2009)。吴明证（2006）将内隐自尊和外显自尊在个体身上的不同组合形式定义为自尊结构，即高外显/高内隐，高外显/低内隐，低外显/高内隐，低外显/低内隐。内隐自尊是对自我的无意识性评价，易受情绪信息的影响；而外显自尊是对自我有意识的、精细加工后的评价，易受社会赞许和自我服务的影响(Wilson, Lindsey, & Schooler, 2000)。个体同时拥有不同程度的外显自尊和内隐自尊，他们共同对个体行为产生影响(Rudman et al., 2007)。

高外显/高内隐自尊结构有助于个体缓冲长期性或者近期消极生活事件的影响，高外显/低内隐自尊、低外显/高内隐自尊和低外显/低内隐自尊个体无论是长期性消极生活事件还是近期性生活事件，都极大的影响了个体的抑郁水平。在高外显自尊的个体中，内隐自尊相对低的个体在面对负性反馈的威胁时，更多地通过种族歧视，即给予参与斗殴的土著学生(而不是白人学生)更严厉的惩罚来进行自我防卫。因此内隐自尊与心理健康和行为的关系有可能受到外显自尊的调节作用。MitsuurShiu和BrettW.pelham（2004）的研究发现，消极生活事件会降低高外显/低内隐自尊个体的心理健康水平，却不影响高外显/高内隐自尊个体的心理健康水平。在低外显/低内隐自尊个体中，消极生活事件会降低个体的心理健康水平，但消极生活事件却不影响低外显/高内隐自尊个体的心理健康水平。在高、低外显自尊的个体中，消极生活事件对其心理健康水平的影响受到内隐自尊的调节作用。总之，内隐自尊与外显自尊的对应关系或组合方式与心理健康和行为有关。 助人行为的研究综述 助人行为的概念

俞国良把助人行为定义为指带有一定个人目的和利益倾向的，同时也有益于他人和社会的行为。它存在一定的目的和企图，如社会赞许、获得奖励或避免惩罚等。助人行为是亲社会行为的一个下属概念，是一种具有代表性的亲社会行为。 助人行为更多的是一个生活概念，与人们日常生活中所了解的概念一样，助人行为可以很简单，如果一个人因另一个人的行为而提升了福祉，那么助人行为便发生了。McGuier

等人(1994)则根据实际的调查结果，对助人行为的类型进行了区分。他把助人行为分为以下几种：（1）偶然助人行为，即对一个熟人偶然地实施一些小的帮助，如借别人一块橡皮；（2）稳定的助人，这是一种经过一番深思熟虑，给他人以切实的利益帮助，如帮助朋友找一份工作；（3）情感助人，给朋友情境性的或个人的支持，如倾听朋友的个人问题；（4）紧急助人，这常发生在陌生人之间，是帮助其解决一个实际问题，如在一次交通事故突发时打120叫救护车。

从研究方法来看，大多数研究采用的是实验室研究和假设情境的方法，在人为设置的情境中观察个人的助人行为，或是通过实验操作引发儿童的亲社会行为，从而进行观察研究。助人行为常常是与社会道德紧密相关的，如果采用实验情境设置的太明显，很容易让别人了解到其实验目的，如果实验情境的设置满足了隐蔽真实日的的要求，但又偏离真实生活情境太远，那么得出来的结论也是意义不人的，因为在这样的情境设置内，被试的反应不能说明真实生活中的表现，则发现的规律也不一定符合生活的实际。正是由于这些问题，如何设置实验情境，从而更好地研究亲社会行为始终是心理学者们关注的一个焦点。 亲社会行为中的情绪效应 关于情绪与助人的关系，心理学者提出了两种似乎截然相反的理论。一种是积极情绪效应。研究者发现在不同的情境内都存在“感觉好，做好事”的效应，当人们处在一个良好的情绪内，他们更可能去帮助他人，其原因解释有三：一是情绪好时我们看到的是事物好的一面；二是帮助别人是保持良好情绪的最佳手段；三是好情绪可以促进自我关注。另一种理论是消极状态释放模型（negative state relief model）。该理论认为，通过帮助别人，往往能减轻自身的忧伤和苦恼。因此，在某些特定的情况下，尤其是当帮助别人可以消除我们自己的不良情绪时，就常常会发生助人行为。 旁观者冷漠效应

旁观者冷漠效应是指当一个人面对他人的困境时，如果有他人在场并可以提供帮助的情况下，个体会表现出比独自一人条件下更少的助人反应，简言之，他人的出现抑制了助人行为(Darley等，1968，见社会心理学，时蓉华)。对于旁观者冷漠效应，研究者们提出了不同的解释:一是责任分散的观点。Darley等认为，这是由于责任分散的结果，随着求助情境内在场人数的增加，每个个体会感到更少的助人责任和压力，每个个体都可能认为，有人正要或者已经在帮助受难者了，每个人都这样想，结果是没有人提供帮助。二是社会影响或者众人致误（pluralistic ignorance，Prentice等1996)的观点，即人们通过他人的反应来评价一个紧急情境的。三是责任混淆的解释(Cacioppo等，1986)，认为在多人在场的情况下，想要提供帮助的个体之所以未能实施助人行为，是因为如果助人的话，可能会引起旁观者的误解，认为他就是受害者痛苦的原因，即正是他导致了受害者的求助情境。 助人行为的影响因素

影响助人行为发生的因素有性格因素，具有利他倾向或者关心他人等个人品质的人更容易在具体的社会情境中提供助人行为；角色采择能力，一些研究已证实了角色采择与利他性之间的因果联系；他人的评价，来自他人的社会评价直接影响了个体的自我感觉、甚至影响了自我概念，最终改变了他们的行为。积极的社会反馈会增加接下来的助人行为的发生；情绪影响，社会拒绝会引发个体的不愉快的情绪反应，受到了挫败感、被拒绝感等消极心境的影响，因此减少助人行为等亲社会行为，而情绪和自尊有着很高相关，在此过程中，自尊可能起到了中介作用。

负面评价恐惧与自尊的关系研究

负面评价恐惧是社交焦虑的核心特征，自尊是个体在社会化过程中所获得的有关自我价值的积极评价与体验。自尊与焦虑存在负相关，高自尊易导致焦虑，那么我们是否可以假设自尊和负面评价恐惧也存在这样的相关关系呢？

S.Solomon(1986)提出自尊的恐惧管理理论(Terror Management Theory)。该理论认为，自尊具有焦虑缓冲器的作用，其主要功能就是客服恐惧和缓解焦虑。当个体面临威胁和冲击时，自尊就会保护人们免受那种与生俱来的对死亡的恐惧所带来的焦虑。需要指出的是，这里的“死亡”并不仅仅只指狭义的“死亡”，也可指广义上的“死亡”，如生活中的毁灭、失败、被拒绝、被遗忘、负面评价、破坏等具有“死亡”意义的因素。不过对虽具有死亡意义、但毕竟不是真实死亡的条件如失败、负面评价等尚缺乏实证研究证据。负面评价恐惧是社交焦虑的核心特征之一，自尊能够缓解焦虑，那么自尊是否能够降低个体的负面评价恐惧呢？

Mark Leary等人提出自尊的社会测量计理论（Social meter Theory），该理论认为自尊是个体与他人人际关系的内在反映，类似于一种社会测量计，反映了个体与他人关系在别人眼中的重要性。当个体被他人偏爱或喜欢时，个体的自尊就会上升，而被他人拒绝或排斥时就会导致自尊的下降。根据该理论假设，负面评价恐惧是否会降低个体的自尊水平？大量研究发现，个体在收到来自他人的信息回馈（如成绩、人格评价等）后，其认知反应不仅因回馈的效价而不同，也因个体自身的自尊水平而不同。具体说来，高自尊者以一种更有利于自己的方式进行反应。临床焦虑比亚临床焦虑个体对威胁性评价有更大的注意偏好。高低自尊个体间对自我威胁性信息也存在着不同的注意偏好。

很多研究表明，高外显自尊和低外显自尊在接受积极和消极反馈上存在着差异。有研究者认为内隐自尊和外显自尊具有不同的特点，外显自尊水平高的人从外界对自己的反应来评价自己并内化和产生自尊，易受外界环境影响，而内隐自尊水平高的人多来自自我的内部评价，因此，在面对负面评价恐惧时，内隐自尊和外显自尊水平不同的人的表现应该是不同的。Gernewald&Famhma的研究发现，当个体受到威胁性的负反馈时，内隐自尊能较好的预测负性情绪，并且内隐自尊和负反馈存在交互作用，低内隐自尊者受负反馈的影响较大，而高内隐自尊者受负反馈的影响较小。这表明，内隐自尊越高，越能抵御和缓冲外界环境对自尊的威胁。支持我们所提出的假设：高内隐自尊能够降低负面评价恐惧。

Koole等（1999）研究发现，在智力测验后给予被试消极的负反馈会使被试对自我的积极偏好降低，而对被试某种重要的人格特质给予积极的评价时，被试对自我的积极偏好又会上升。Bossno和Jenni的研究也得到了类似的结果，他们通过IAT测验测量被试的内隐自尊，然后要求被试写下对自己最深切的想法和感觉，再请中立的评定者阅读该短文并对短文的被试的某些特质作出评价，结果发现，被试的内隐自尊与其所受到的评价存在显著相关。根据“认同破坏模型”理论，不一致的自尊结构的个体的自我认同存在内在矛盾，因此可以假设，高外显/高内隐和低外显/低内隐的负面评价恐惧与高外显/低内隐和低外显/高内隐的负面评价恐惧应该是不一样的。

内隐自尊与心理健康和行为的关系有可能受到外显自尊的调节作用。MitsuurShiu和BrettW.pelham（2004）的研究发现，消极生活事件会降低高外显/低内隐自尊个体的心理健康水平，却不影响高外显/高内隐自尊个体的心理健康水平。在低外显/低内隐自尊个体中，消极生活事件会降低个体的心理健康水平，但消极生活事件却不影响低外显/高内隐自尊个体的心理健康水平。在高、低外显自尊的个体中，消极生活事件对其心理健康水平的影响受到内隐自尊的调节作用。

综上所述，负面评价恐惧与自尊之间的关系尚不明确，究竟是自尊的提升会导致负面评价恐惧的降低还是负面评价恐惧会降低自尊？随着内隐自尊概念的引入，内隐自尊高的人倾向于对自己持积极肯定的评价，而负面评价恐惧是否又会降低个体的内隐自尊水平？还是高内隐自尊会降低负面评价恐惧？外显自尊和内隐自尊的组合方式是否又将影响到负面评价恐惧？这些都是本研究需要解决的问题。 负面评价恐惧与助人行为的关系研究 羞怯与助人行为

在社交场景中羞怯个体倾向于对他们的自我表象感到焦虑，这种焦虑从他们进入社交场景就开始了。Hartman (1983) 认为羞怯个体存在注意偏向，将注意力都集中于监控他们的行为、思想等，无法将更多注意力分配给其他事物，因而无法看到羞怯个体表现出更多的助人行为(Karakashian et al, 2006)。羞怯个体具有较强的焦虑情绪，Crozier (1982) 指出羞怯个体并不是没有社交技能，而是他们对自己的这些技能不自信，因此他们不相信自己有能力去帮助别人，反而害怕一旦失败，将得到别人的负面评价。但又有研究表明，羞怯个体一般在公众场合都表现出较强的自我关注，他们担心自己如果处理不当就会导致别人的负面评价，因此他们为了给他人留下积极、正面的形象而会出现助人行为。不过目前的研究结果更侧重于羞怯个体会表现出较少的助人行为。Karakashian, Walter, Christopher 和 Lucas (2006) 认为这可能与羞怯个体体验着较多的负面评价恐惧有关。他们拥有更多消极偏见的想法，来自他人的评价将有可能更多的威胁到羞怯个体。羞怯个体关注来自周围他人的评价，尤其是对自身的负面评价，他们还努力寻求一些方式以避免在预期的社交场景中可能出现的失败与困窘。

Karakashian（2006）等人探讨了羞怯与负面评价恐惧对助人行为的影响，研究表明，无论是在社交情境还是非社交情境中，高羞怯个体和高负面评价恐惧个体都表现出较少的助人行为。助人行为的“旁观者效应”，他人的出现抑制了助人行为的出现。根据Cacioppo等人责任混淆的解释(Cacioppo等，1986)，认为在多人在场的情况下，想要提供帮助的个体之所以未能实施助人行为，是因为如果助人的话，可能会引起旁观者的误解，认为他就是受害者痛苦的原因，即正是他导致了受害者的求助情境。因此，负面评价恐惧与助人行为的关系也从另一个角度支持和证明了“旁观者效应”。 社会反馈包括他人对自己的评价，对这些评价信息的关注和吸收，会促使个体对所处的情境进行有意识的判断和评价，从而影响人们的行为反应。对于负面评价恐惧的个体，过度关注反馈中的负面信息，更倾向于回避潜在的威胁性的社会比较，因此，在社交情景中，他们可能会回避因行为处理不当而带来的负面评价情景，比如助人行为。 负面评价恐惧与自尊、助人行为的关系研究 他人的评价对个体产生了很大的影响作用，来自他人的社会评价直接影响了个体的自我感觉、甚至影响了自我概念，最终会导致改变他们随后的行为。当个体感知到负面评价恐惧时，他们就会体验到明显的关系贬值，归属感也受到了潜在的威胁，此时，自尊的社会标尺通过引起情绪的悲痛作为警报，并且激发、获得、维持和修复良好人际关系评价的行为。 根据Leary等人的社会标尺理论，自尊可能在人际关系评价对助人行为的影响的过程中起着某种影响作用。个体感知到的负面评价恐惧会影响个体的自尊，改变其自尊水平，而自尊水平的变化又将影响到其后的行为反应。

来自他人的负面评价会降低个体的自尊水平，使得个体感觉到了实际或潜在的被拒绝的威胁，自尊的变化预示了可能要发生的不愉快的事情，因此个体产生了不愉快的情绪体验，从而减少了助人行为等亲社会行为的发生。

因此，我们假设，负面评价恐惧对助人行为的影响并不仅仅存在直接作用，还可能存在自尊这一心理机制的影响。

问题的提出和研究假设

中华文化是耻感文化、面子文化，处于该文化中的中国人高度重视社会关系，极其重视他人的看法和评价，尤其是害怕遭到别人拒绝、批评和嘲笑而使自己在他人面前丢脸。纵观负面评价恐惧研究历史，在中国传统文化背景下对评价恐惧的研究很少，而且采取的样本都是临床被试，那么在非临床样本上，是否也存较强的负面评价恐惧呢？负面评价恐惧是社交焦虑的核心特征之一，自我意识和自尊影响社交焦虑，那么自尊与负面评价恐惧是否有关系，

有怎样的具体关系，以及外显自尊和内隐自尊的不同组合方式和负面评价恐惧的关系如何，仍需要实证研究来确定。社交焦虑存在性别上的差异，女性的社交焦虑比较多，那么对于负面评价恐惧是否也一样？大学生在自尊强度和自尊结构上的差异是否会造成负面评价恐惧上的差异呢？负面评价恐惧对助人行为的影响是否受到自尊的影响呢？这些都是本研究需要研究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