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七年文学中的清新氧气

十七年文学作品中的清新氧气

——读茹志鹃的《百合花》

【摘要】 《百合花》中作者茹志鹃抛开战争的残酷与血腥，站在一名女性的角度上，以女子独特的细腻的笔法，描述了通讯员、新媳妇和“我”三个人之间瞬间的情感碰撞与交流，并以一种浅浅的遗憾使作品呈现出浓浓的情意和淡淡的感伤。她没有采用当时极度盛行的二元结构写敌我赞英雄，而是将情感寄托于平凡的生活中，写了三个无名无姓的普通人物之间的牵扯。叙述角度独树一帜，“我”的存在有着不可替代的作用。全文旨在表现战争期间人与人之间如洁白的百合花一般淳朴美好、不带任何功利的人间情爱。文章清新俊逸，是十七年文学作品中的清新氧气。

【关键词】 非英雄意识；艺术特色；人性美

（一）

记得有个名人说过一句话，大意是：叙述同一个故事，依据叙述目的的不同，可以有五百万中方式。由此可见叙述方式的多种多样。但是，在我们阅读十七年文学作品时，常常会产生一种似曾相识的雷同感，有时候是人物形象雷同，有时候是情节的雷同，更有时候连某些比喻也有雷同的。看到最后，觉得大部分作品雷同是因为都采用了一种二元结构模式。因为这些作品都是表现战争时期的文学作品，那么它们的最终目的也就回归于同一，即作品必须站在无产阶级的立场上，表现无产阶级的革命情谊，歌颂无私的革命精神。事实上，从《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产生开始，文学就开始经历不断类化、统一的过程，到最后只剩下几个样板戏。战争以敌我、胜败、得失等对立的二元形式呈现，文学作品中不免也就有了这样的展现方式：我，真善美，集众多优点于一身；敌，假恶丑，汇无数缺

点于一体。于是，我的结局永远是胜利，敌的结果永远是失败。比如前段时间才看过的《青春之歌》中，林道静、卢嘉川、江华等就是“我”的代表，是正义的一方，他们甘愿为革命献出一切，所以最终是胜利的；胡局长、戴渝等就是“敌”的代表，是邪恶的一方，他们阻碍革命的前进，所以最终失败，罪有应得。

《百合花》中，作者茹志鹃并没有采用当时绝对是主导力量的二元思维结构，而是写了三个无名无姓的普通人。她自己是这样说的，“我在翻箱倒柜一番之后，在过去那些质感的怂恿催逼之下，决定要写一名普通的战士，一个年轻的通讯员”。这个年轻的通讯员就像个未经世事的邻家大男孩：聪明、细心，在带路的过程中“没让我撩得太远，但也不让我走近，总是和我保持着丈把远的距离”；害羞、忸怩，因为我的戏弄，他显得局促不安，跟我说话，“出了一头的大汗”；充满朝气活力和对生活的爱恋，借完被子后枪筒里“多了一枝野菊花”“抖抖地颤动着”……作者没有把他作为一个英雄来写，甚至有意回避对英雄形象的正面塑造，所以才让“我”戏弄他，才有了新媳妇的打趣儿，就连通讯员的伟大的牺牲，也借由担架队员之口说出，淡化了其中的英雄意识。新媳妇也是普普通通一名农家妹子，甚至有点舍不得自己崭新的百合花被子，到包扎所帮忙时又羞又怕，“我跟她说了半天”，“只答应做我的下手”，她的政治觉悟远不及林道静、江姐等人，也没有大义凛然、视死如归的气节。

从另一个角度看，《百合花》还是写了英雄的，这与作者对“英雄”这一艺术形象的认识直接有关。叶圣陶说过一句话，“每个作家都应该有自己的哲学”。在茹志鹃的眼里，英雄是与平常人一样的，战斗英雄只有战斗时才是英雄，在平常生活中，他们也就是平常的人，并不是十全十美的，他们也会犯错，他们所谈的也只不过是家常话。从某种意义上来说，通讯员其实也算是作者塑造的自己眼中的一个英雄。

（二）

就艺术特色而言，本文有一个极大的亮点，即文章中“我”的存在。在这篇文章中，“我”既是一个叙事者，也是一个充满感情具有性格的人物。整个故事从“我”去前沿包扎所开始，因为我是个女同志，所以让年轻的通讯员送“我”去。然后一起去借被子，于是，新媳妇出场。再后来新媳妇到包扎所帮忙，到年轻通讯员的牺牲，新媳妇的悲伤……从头到尾都是借由“我”的眼睛看到的，所以说，“我”是一个叙事者。去包扎所的路途中，通讯员若即若离的态度让“我不仅对这通讯员发生了兴趣”，忍不住捉弄他一番，在知晓他是自己的同乡时，“越加亲热起来“。作品中的“我”有着作者自己的影子，性格爽朗、大气、鲜有女性的矫揉造作，如此一来，更是显得通讯员的年轻稚气、害羞与忸怩。借到被子以后还不忘打趣通讯员。看到通讯员好笑又可爱的样子，“从心底爱上了这个傻乎乎的小同志”。攻击开始后，不断有伤员过来，心里有着对通讯员浓浓的牵挂……是个充满感情具有性格的人物。同时，“我”目睹了新媳妇与通讯员之间的情感的变化，从第一次借被子时新媳妇对通讯员的刁难，或者说是善意的调侃，通讯员说“老百姓死封建”，到第二次借被子时新媳妇故意不把被子给通讯员，通讯员在我的授意之下抱了被子，却是“慌慌张张的转身就走”，再到新媳妇去包扎所帮忙时，东张西望地问“那位同志弟哪儿去了”，最后是通讯员受伤被抬进来时，新媳妇两声短促的惊叹声，通讯员牺牲后新媳妇“庄严而虔诚地给他拭着身子”，“细细地、密密地缝着那个破洞”，“自己动手把半条被子平展展地铺在棺材底、半条盖在他身上”。读者是通过“我”看到了通讯员和新媳妇的模样，看到了新媳妇对通讯员的真实态度。作者创作的“我”这一人物形象，不能不说是别具匠心、独树一帜。

此外，文中还有不少细节描写，如开始一段的雨后景色的描写，“我”跟通讯员聊天时想象的他扛青竹的情景，对故乡中秋节的回忆，通讯员枪筒里的树枝和野菊花以及通讯员衣服上的破洞等等，这些细节描写使文章充满了乡土气息，有一种亲切感，同时也有了一种艺术美的色彩。

（三）

王蒙说，我们看了一篇作品以后，总是希望从中得到一些东西，这些东西可以叫做鼓舞，也可以叫深化，或叫发人深思、值得回味。《百合花》中，让我回味已久的是人与人之间淳朴的感情，充溢着浓浓的人性美，可能也有那一丝淡淡的哀伤。现在文学界，将《百合花》说成是“没有爱情的爱情牧歌”，但是，我却不这么想。在我看来，作者想表现的仅仅是人的本性中不带任何功利的那种温情，人与人之间那种莫名的信任与契合。

茹志鹃回忆说：“我写《百合花》的时候，正式反右派斗争处于紧锣密鼓之际，社会上如此，我家庭也如此。我丈夫处于岌岌可危之时，我无法救他，只有每天晚上，待孩子睡后，不无悲凉地思念起战时的生活和那时的同志关系。脑子里像放电影一样，出现了战争时接触到的种种人。战争使人不能有长谈的机会，但是战争却能使人深交。有时仅几十分钟，几分钟，甚至只来得及瞥一眼，便一闪而过然而人与人之间，就在这一个刹那里，便能够肝胆相照、生死与共。”人与人之间的残酷斗争让人们感受到的是人性的复杂、丑恶以及人与人之间巨大的隔膜。和平年代的刀光剑影使她更加精心的去营造战争时代的那种温情，借着对战争年代里圣洁的人际情感的回忆和赞美来表达对现实生活的感慨。

小通讯员像个未经世事的邻家男孩一样，羞于跟女性接触，在送“我”去前沿包扎所的路上，跟我保持距离，甚至因为跟“我”的说话，“走了一路都没出一滴汗”的他却“出了一大头汗”，“偷偷地用毛巾拭汗”。由此可以想象出来，他第一次跟活泼外向的新媳妇借被子时是怎样一幅画面了，面对新媳妇有意的调侃，他怕是连一句话都说不完整了。所以在第二次借到被子时，“他绷了脸，垂着眼皮，上去接过被子，慌慌张张转身就走”，连衣服被划破了也不好意思停留。然而知道这是新媳妇唯一的嫁妆后，他又打算把被子送还给她。这样淳朴善良的他，让“我从心底爱上了这个傻乎乎的同志”。于是看到他肩膀上挂下来的的布片随风飘的时候，开始后悔，也开始对他有了牵挂。新媳妇也是从这时候开始的吧，所以，在刚进包扎所帮忙的时候，东张西望的，问“同志弟”的下落。晚上攻击开始了，不断的有伤员被抬进来，我“莫名其妙的想问问通讯员在战斗时，除了送信，还干什

么”，新媳妇一定也是这样想的，心里一直牵挂着通讯员。避开了对通讯员牺牲过程的神圣化夸张，只是委婉的交代了前因后果，集中写了新媳妇的反应。在得知通讯员牺牲后，新媳妇对他的情感完全的展现出来：“她刚才那种忸怩羞涩已经完全消失，只是庄严而虔诚的给他拭着身子”，“什么也没看见，什么也没听到，依然拿着针，细细地、密密地缝着那个破洞”，甚至当卫生队的人揭掉被子，要把他放进棺材里时，她“脸色发白，劈手夺过被子狠狠地瞪了他们一眼，自己动手把半条被子平平展展地铺在棺材底，半条盖在他身上”。此时，新媳妇心里是怎么想的呢，后悔不该那样调侃他，可惜这么年轻的他就牺牲了，我觉得都有。作者通过精心设计和挑选的这条有着“象征纯洁与感情的花”的被子，完成了对战争中人性美和人情美的称赞。

作者对残酷的生活背景下细微之处的美好进行体察和感悟，努力在艰苦的日子里发现美、挖掘美。枪筒里的野菊花、雨后清新的景色、漂亮的百合花被子、可爱的通讯员、新媳妇“眼里晶莹发亮”的泪，在不经意间就触动了读者心中被尘封已久的那个角落，一种浓浓的情意和淡淡的感伤就这样慢慢的铺散开来。一个特殊的背景或是场合能让素不相识的人们在刹那间建立起一种生死与共的情怀。人与人之间越是在细微之处的沟通吻合，越能衡量出彼此关系的和谐程度。正如作品中的三个人，在生命相遇的一刹那就散发出耀眼的人性光辉，展示出美好的人性。

历史作为人的活动的产物，总是处在变动不居的状态，人的活动在历史中所凝聚的价值观念和价值标准，也是要发生变化的，唯有在具体的历史活动中体现出来的属人的本性，却是普遍的和永恒的。经典的认定，总是处在一种具体的历史语境中的，对经典的重释，也很难超越这个具体的历史语境。对经典的认定，不是一次性的钦定册封，而是又一代又一代众多的读者或者说是文学接受者的阐释和重释活动完成的。在这个过程中，那些历史的、具体的东西，将不断被悬疑、转换或淘汰，相反，那些普遍的、永恒的东西，将逐渐被凸显。而《百合花》中独特的英雄意识、耳目一新的叙述角度以及着力表现出来的人性

美和人情美，正是经过了时间的洗涤，逐渐积淀下来，历久弥新的东西。

【参考文献】《我写<百合花>的经过》 茹志鹃 ；

《王蒙讲稿》 王蒙 ；

《中国当代文学作品选评》 金汉 主编 ；

《当代文学建构与阐释》 於可训 ；

《中国现代文学史》下册 朱栋霖、丁帆、朱晓进 主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