布迪厄的文化资本理论
李 全 生
内容提要:布迪厄的文化资本理论是其社会学体系的重要内容。文化资本是资本的一种,本身又包括三种形式,三种形式的分离蕴含着不同资本转换的可能性。文化资本的再生产是社会结构实现自我复制的主要机制。文化资本理论极具学术贡献,但也有不足。关键词:布迪厄;文化资本;资本转换;再生产
中图分类号:C9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7110(2003)01-0008-05 一、资本和文化资本法国社会学大师布迪厄(PierreBourdieu)的学术思想极其复杂,而文化资本理论是其社会学思想的重要内容。布迪厄将场域(field)作为他进行社会学研究的基本单位,他以资本(capital)为工具将对场域的分析扩大到整个社会。场域内存在力量和竞争,而决定竞争的逻辑就是资本的逻辑,资本不仅是场域活动竞争的目标,同时又是用以竞争的手段。场域中的游戏就是以资本争夺资本的过程,布迪厄的资本概念不同于经济学家所用的资本概念,在他看来,资本是积累起来的劳动(以物化的形式或“具体化的”“、肉身化”的形式),这种劳动可以作为社会资源在排他的基础上被行动者或群体所占有。布迪厄把资本分成三种基本类型:经济资本(economiccapi2tal)、社会资本(socialcapital)、文化资本(culturalcapi2tal)。特纳将他的文化资本定义为“那些非正式的人
的源泉,并不像马克思所说的那样是一种“能带来剩余价值的价值”。布迪厄在隐喻的意义上使用资本概念,一方面承认社会空间中不同场域的自主性,另一方面(关键的方面)指出经济与非经济空间的简单划分是不准确的。人们倾向于认为在经济场域中,个人追求金钱物质利益,而在非经济场域中,每个人的行为是非功利性的,与经济行为大相径庭。布迪厄认为这是一种虚构的神话,实际的情形是,行为者在不同的场域追逐着不同的符号资本,在这一方面,所谓非利益的或者超功利的公正是不存在的。所以,只有引进资本的所有形式,而不只是被经济理论所承认的那一种形式,才能解释社会世界的结构和作用。
布迪厄的资本概念是他的社会学宗旨的具体体现,他主张社会学家的任务就是要打破人们的错觉,揭示社会生活的本质。他认为社会并不是一个简单的赌场,赌场是一种完全竞争的、没有惯性、没有积累、没有对已有财富和特征继承的世界,赌场上每个赌徒面对着同样的输赢概率,机会是平等的。而社会不同于赌场,社会活动也不同于赌博,社会活动的参加者是以异质性的身份参与的,这异质性主要表现为他们拥有不同质或量的资本。资本在场域中不是平均分配的,资本是历史积累的结果,是一种排他
际交往技巧、习惯、态度、语言风格、教育素质、品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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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生活方式”。
布迪厄是在隐喻的意义上使用资本这个概念的,在他看来,文化资本、社会资本并不具有经济资本那样的基本特征,并不是真正意义上的资本,而只是体现了与经济资本的相似性。例如,对于文化资本这一概念,我们不能因此将之作为一个经济收入8
性资源,同时又是新一轮社会活动的起点,不同类型、不同数量的资本分布结构,体现着社会的资源和权力结构,这种起点的不平均决定了竞争活动的不平等,所以,并不是每个人都会如愿以偿地实现自己的目标,并不是每个士兵有同等机会成为元帅的。
二、文化资本的形式
文化资本可以有三种存在形式:“①具体的状态,以精神和身体的持久性情的形式;②客观的状态,以文化商品的形式(图片、书籍、词典、工具、机器等等),这些商品是理论留下的痕迹或理论的具体显现,或是对这些理论、问题的批判,等等;③体制的状态,以一种客观化的形式,这一形式必须被区别对待(就像我们在教育资格中观察到的那样),因为这种以经济资本为前提,文化产品可以作为特质财富被占有;如果以文化能力为前提,文化产品可以被象征性的占有。例如,一个富商购买了高级艺术品,那么这艺术品便成为他的物质财富,如果他具有了艺术欣赏能力(即文化能力),那么他可以进一步从象征性的意义上消费、享受、占有这种艺术品,否则的话,这种艺术品对他而言只能是一堆纯粹物质、纯粹的摆设,当然在后一种情况下,艺术品仍然没有失去它已内含了的文化价值。布迪厄认为,文化产品有其自主的存在法则,不能完全归结为被主体占有的状态,然而,他只有被占有并被作为一种投资参与到文化生产的斗争之中,才能够作为一种有效的资本而存在,才能获取一定比例的物质或象征的利润。体制化的文化资本是文化能力经过文化体制的资格授权后的存在形式,文化管理部门通过对文化资本制度化来干预控制文化资本,使文化资本成为一种标签,使文化资本处于持续的证明压力之下。这种体制化往往与文化资本的客观价值是不相符合的,布迪厄以选拔性竞争为例,来说明体制化的武断性“:人们只要想一想这场竞赛(具有竞争性的、吸收新成员的检查)就行了,这场竞争出自于行为之间的极小差异的连续统一体,这一统一体产生了明显的、绝对的、持久的差异,诸如那种区分最后一个成功的候选人与第一个不成功的候选人的差异,它在官方承认的、得到保障的能力与简单的文化资本之间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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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了一种根本性差异。”布迪厄认为,体制
形式赋予文化资本一种完全是原始性的资产,而文[2](P1922193)
化资本正是受到了这笔财产的庇护。”前
两种形式可以分别称作文化能力和文化产品。文化能力以内在化为前提,这一过程需要学习,需要时间的投入,这一过程不能由他人代替,必须由习得者身体力行,代表原则在这里被排除。在文化能力的获得过程中,应包括家庭中的初期教育,如果这种教育与社会的需要一致,那么便具有积极价值,“可以作为已得到的时间和前期轨迹”;如果初期教育与后期社会的要求相抵触,那么,初期教育便成为一种消极因素,即“一种是进行具有否定性价值的早期实施教育(浪费时间,并且是双重地浪费时间,因为必须花更多的时间改正早期实施教育所产生的效
[2](P195)果)。文化能力既是一种内在化的文化资本,
化的背后是权力,人们可以清楚地看到体制性权力的行为魔力,看到显露自身的权力和捍卫信仰的权力,换言之,看到强迫别人接受“社会公认性”的权力。
三、文化资本中的资本转换思想在布迪厄看来,不同的资本是可以进行转换的,从他对文化资本几种形式的论述中,资本转换的思想已是初露端倪。作为理想的文化资本,具体化的文化资本、客观化的文化资本、体制化的文化资本三种形式应是统一的,但实际上三种形式总处于分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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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么它就成为人的固定财富,成为一个人的确定的组成部分,成为人的素质的一个,正像布迪厄所谓的由“实有”变为“实存”。因而,文化能力与特定的个体是紧密相连的,正如健康一样,不能通过赠予、买卖、抢掠等形式实现个体之间的传递。
文化产品是文化资本的客体化形式,一种文化产品总包含着一定的文化价值,其价值是由具有文化能力的个体根据其内化的文化内容赋予的。文化产品以物质的形式存在,是可以进行传递的。如果
状态,造成分离的原因是其它资本的影响。我们可以看一看具体化的文化资本与客观化的文化资本的分离,假如一个富商购买了一幅绘画,尽管他没有将其文化价值内化,但不妨碍他的客观化的文化资本的积累,这种购买实际上是经济资本向文化资本的转换,而绘画的出售方则实现了相反方向的资本转换。还可以看一下具体化的文化资本与体制化的文化资本的分离,可能有两种情况:其一,具体的文化资本没有被“体制化”,即没能成为体制化的资本,这是“弃真”,如一个很有文学才华的人,他的水平不被承认,他的作品无处发表,没有人将他看作作家或文学家;其二,体制化的文化资本实际上名不符实,没有相应的具体的文化资本,这是“取伪”,如职称评定中,拥有较高的职称,却不具备与之相称的专业水平。这两种情况通常都涉及到文化资本与社会资本,有时也包括经济资本之间的转换。布迪厄在这里通过将文化资本从形式上进一步分类,发现了不同形式的文化资本之间的分离,它们之间的转换是社会确认的必然要求。文化资本内部不同形式间的转换体现了文化资本与其外部其它资本的转换,具体的文化资本被客观化、体制化的同时,文化资本本身也不断被社会资本、经济资本所侵蚀。
因为资本是积累起来的劳动,所以布迪厄将劳动作为转换的标准。我们知道,马克思也将劳动看作是商品价值的决定因素,他的劳动概念是人们创造商品价值而从事的各种活动。布迪厄的劳动概念要比马克思的宽泛得多,在他看来,一个贵族的孩子学说贵族式的语言也属于劳动,也能创造文化资本,这样,他将劳动的付出与习得一种资本所花费的时间等同,所以他认为,把经济资本转变为文化资本,预先就假定了时间上的花费。
布迪厄曾重点分析了家庭中经济资本向文化资本的转换。在现实中家庭传递的文化资本,不仅取决于在居住共同体中可支配的文化资本的意义,而且它也取决于在家庭中有多少可供使用的时间(特别是母亲的自由时间)以使文化资本的传递成为可10
能。布迪厄的逻辑是:文化资本在家庭中形成,靠的是代际传递,即前辈人对后辈人的言传身教;要实施很好的家庭教育,要求长辈(特别是母亲)有更多的可以自由支配的时间,即闲暇;而闲暇的长短取决于家庭的经济状况。家庭可支配的经济资本在其中起了决定性的作用,家庭经济状况好,经济资本有优势,就不必为谋生花费更多的时间,从而闲暇相对地增加。布迪厄将这种由经济资本向文化资本的转换称作“一种货款”,认为这种投资对下一代进入社会是有利的。当然,他也看到了这种投资时间长,有风险、收效慢,效益是没有保证的。四、文化资本的再生产布迪厄认为社会结构是再生产的,社会结构有一种复原自身的机制,通过再生产,社会成员实现了社会地位的家庭内代际传递。在布迪厄那里,有两种社会再生产:一是经济资本的再生产,即私人财产以继承遗产的方式在家庭内部从上一代传给下一代,这是一种直接再生产;二是文化资本的再生产,这种不是资本到资本的直接传递,而是在其中加入了媒介,即学校教育,教育使不同等级的后代获得了进入不同等级的机会和凭证,布迪厄称之为间接再生产,这也是他的研究重点。
文化资本的再生产其实是一种社会化的结果,通过社会化,不同家庭背景的子女,继承他们父辈的文化资本,从而使社会成员之间的差异代际传递。文化资本的再生产有两个关键的阶段:其一是早期社会化,主要依靠学前的家庭教育,这里面既有父母对子女的有意识的传导,也有子女对父母的无意识的效仿,这是一种潜移默化的教育,如果子女获得了(habitus),可以说基本上实现了这一上辈人的“惯习”
阶段的文化资本再生产的目的。前文中提到的家庭内经济资本向文化资本的转换也涉及到这个方面。其二是学校教育,这也是布迪厄的学术旨趣所在,他在《国家精英:名牌高校的集体荣誉感》一书中指出,学校是今日“支配和支配合法化的基础之一”,因此必须把教育社会学理解为知识社会学和权力社会学
的一部分,而且不是次要的部分。韦伯认为,特权阶级并不愿意不加掩饰地使用自己的权力,而是期望看到他们的位置体系由纯粹的实质权力关系网络转变为各种应得权力的和谐秩序,以此使社会成员确信他们的合法性和正当性。布迪厄深受韦伯的启发,他认为,如果说在封建社会中,教会将世俗的封建特权给予神圣化、正当化,那么,在晚近资本主义社会,充当类似教会功能的社会是学校。他断言:“可以肯定的是,有史以来,对权力和特权的传递问题所推出的所有解决方案中,确实没有任何一种方式比教育系统所提供的解决办法掩藏得更好,因而也更适合那些要一再使用最封建的权力和特权的世袭传递方式的社会。教育系统的解决方式就是在阶级关系结构的再生产中发挥重要作用,并在表面上中立的态度之下,掩盖他履行这一职能的事
[3](P178)实。”
的后代向下流动。
五、简要评价
在布迪厄的资本概念体系中,文化资本居于核心的地位。我们已经知道,资本对布迪厄来说是隐喻式的借用,既然如此,我们可以说,文化资本这一概念并没有对资本这一概念做出理论上的实质性贡献,但是对于文化分析的价值却是很大,就像前文曾提到的,文化资本这一概念旨在消解文化场域的非功利性神话,在布迪厄看来,文化就像一种资本,可以成为一种获得的工具,是手段而不仅仅是目的。需要指出的是,在布迪厄以前的文化理论中,将文化作为手段来分析的主要有两类,一类为进化论者,以泰勒、摩尔根为代表,将文化视为人类适应自然的手段,认为人类的文化选择是为适应环境而不断进行的,所以,各民族的文化都依着一定的法则,沿着一定的阶段次序向前发展着。另一类为功能论者,如马林诺夫斯基,他认为“:功能主义的文化观坚持这样的原则,在每一种文明中,每一种习俗、器物、观
[4](P121)
念、信仰都完成着某种重要的功能。”虽然说
布迪厄通过对84个机构的学生主体的对应因素进行调查分析,揭示出高等学校的空间和阶级结构的空间之间存在着两个惊人的对应性。首先,在名牌学校和一般学校之间的对立,反映了社会空间中上层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之间的对立;其次,在培养知识分子的学校和培养公务员、工商管理人员的学校之间的对立,反映了统治阶级中的两个集团即文化资产阶级和经济资产阶级之间的对立。布迪厄认为造成这种对立的原因,是不同的学生从不同的家庭背景中获得的惯习不同,他们根据自己的惯习去选择感兴趣的学校,如知识分子家庭出身的学生,带有知识分子的惯习,就乐意选择像巴黎高等师范这样的学校,这样,同处一学校中的学生惯习相近,他们的惯习得以相互赞同,进而得以强化,并进而影响到未来的择业。布迪厄还注意到这种间接再生产的代价:第一,学习过程的严酷,精英学校及其预备学校对学习成绩要求很高。个人生活要严肃朴素,要牺牲许多个人自由支配的时间。第二,通过学校进行身份地位的传递只是可能的,而不是必然的,就某个家庭而言,可能出现脱节或偏离,使上层社会
这两类观点各有侧重,前者关注人类与自然的关系,后者关注社会的整合,但他们都是从社会的整体上来把握文化的作用,而布迪厄与他们的区别在于,将文化在社会中分解成不同量的资本,从而成为不同个体或群体进行社会竞争的手段。如果说文化作为进化论者的“对外界的适应”和作为功能论者的“对需求的满足”,体现了文化的被动、消极的一面,那么布迪厄将文化视为资本,视为不同个体、群体的竞争手段,则体现了文化的主动、积极的一面。所以说,文化资本这一概念使布迪厄的文化社会学思想充满着活力,充满着现实感。
布迪厄文化资本再生产理论极具独到之处,他通过教育社会学的研究,揭示了资本主义社会中再生产的原因和规律。从表面看,这种再生产,是文化资本的再生产和教育场域的自我再生产,但是从深层看这其中又伴随着阶级惯习的再生产和特权、不平等的再生产,再生产的结果,就是整个社会结构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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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我复制。在这种再生产的过程中,统治阶级占据主导地位,他们凭借自己的符号优势,从中获取自己的利益。
当然在这一理论中也存在一些偏颇,特别是在社会流动这一问题上,布迪厄过分强调了稳定的一面,而忽视了活跃的一面。在布迪厄看来,整个社会是不断地被再生产的,这种再生产的主要特征是纵向流动机会很少,尽管他并不否认有代际地位变异的可能性,但在他的分析模型中,这是非常次要的,因而,在现代社会,世袭制名亡实存。但是,实际情况也许并不是如此简单,D·吉尔伯特和A·卡尔在《美国阶级结构》一书中,曾分析了美国的流动情况,结构是“:儿子中的49%向上流动,32%依然保持原位,19%的人向下流动。”[5](P192)
“地位置换”,上升流动和下向流动是对称的,另外,他试图用单纯的生物和心理因素来解释社会流动的原因。社会流动的原因应该从社会结构中寻找,在现代社会,由于产业结构的变化,职业结构也随之改变,新的地位较高的职业大量出现,人们向上流动的机会远多于向下流动的机会。所以说,社会既不是僵死地被再生产,也不是简单地上下循环。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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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age,19901
可见,纵向流动所占比例还是比较高的。关于这一方面的问题,意大利社会学家帕雷托有个著名的精英循环论,即社会下层中优秀分子向上升,补充统治上层的队伍,统治上层中则有成员堕落为下层的成员。帕雷托理论承认上层社会是对下层开放的,但是他将社会流动看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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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学出版社,19921
(作者单位:烟台大学社科部,烟台,264005)
责任编辑:刘忠世
Bourdieu’sCulturalCapitalTheory
LIQuan2sheng
(DeptofSocialSciences,YantaiUniversity,Yantai,264005)
Abstract:TheCulturalCapitalTheoryisaveryimportantsectioninPierreBourdieu’sthoughtssystem.Culturalcapitalisakindofcapital.Therearethreefromsinculturalcapital.Ithastransformingpossibili2tyofdifferentcapitalsintheseveringofculturalcapital’sfroms.Thereproductionofculturalcapitalisthemainmechanismthroughwhichsocialstructureduplicatesitself.TherearesomeacademiccontributionsinCulturalCapitalTheory,whichstillcontainssomemistakes.
Keywords:Bourdieu;culturalcapital;capitaltransformation;reproduc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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