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开放40 年深圳文学的发展、问题及建议

作者：廖令鹏

来源：《特区实践与理论》 2019年第1期

摘 要：改革开放40 年的发展历程，深圳为中国文学提供了丰富和精彩的“深圳故事”，也为深圳文学提供了丰饶的创作资源与难得的叙事红利。改革开放以来，深圳文学经历了改革开放初期到80 年代中后期深圳文学的现代启蒙阶段、90 年代初到2010 年以打工文学为主的发展阶段、2010 年到2015 年打工文学与非打工文学互动融合的阶段和进入新城市文学阶段这四个阶段。在这个发展过程中，深圳文学存在打工文学与“青春”的关系严重割裂各执一端、文学的互动与融合以及青年作家的瓶颈等一系列问题，值得我们重新审视和思考。我们要推动深圳文学的非理性繁荣，加强国际对话与交流，助力深圳文学再出发。

关键词：改革开放；深圳文学；发展阶段

中国分类号：I206.7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1673-5706（2019）01-0123-06

一、改革开放以来深圳文学发展的四个阶段

（一）第一阶段：改革开放初期到80 年代中后期深圳文学的现代启蒙阶段。启蒙是80 年代中国文学的主题，80 年代也被认为是中国文学的黄金时代。80年代的深圳文学具有强烈的开拓精神与启蒙意识。一批具有现代意识的作家创作了一批影响非常广泛的作品，《你不可改变我》《大路上的理想者》等透露出来的困惑、焦虑与迷茫，强烈的先锋性和批判性，曾一度引起人们对现代性和现代精神的讨论，《你不可改变我》被称为是“新锐的实验文本小说”。1986 年在深圳发起的“‘中国诗坛1986’现代诗群体大展”成为中国当代诗歌史上的重要里程碑事件，深圳成为全国诗人高度关注的城市。著名作家陈国凯、乔雪竹、黄宗英、朱崇山等先后到深圳经济特区这片热土挂职落户，从事文学创作，参与文学建设。80 年代深圳文学作为中国文学现代意识的启明星，其意义和价值我们还需要去重新发现。

（二）第二阶段：90 年代初到2010 年以打工文学为主的发展阶段。从1985 年“打工文学”概念的提出到2010 年深圳举办第六届全国打工文学论坛，打工文学作为深圳文学一个重要品牌，在政府大力支持和推动下，不断向前发展。第六届全国打工文学论坛的研讨主题是新特区时代打工文学“再突围”“再出发”的问题，实际上预示着打工文学遇到了某种发展瓶颈。近20 年对于一个新兴城市的一个文学概念，生命力可谓顽强，这主要得益于广大打工作家的努力与坚持，得益于“打工”在深圳的宽泛性与现实性。深圳打工文学涵盖了第一代、第二代、第三代打工作家，也包括新生代即“90 后”打工作家。在这近20 年中，他们相互提携，抱团取暖，共同发声，把打工文学推向新的热潮。除了打工文学，深圳还存在“非打工文学”。非打工文学作家的创作一开始就与文学发生直接的关系，而不是以打工为根本遵循。当打工文学搞得风起云涌时，非打工文学可能是镜子一样的参照。

（三）第三阶段：2010 年到2015 年打工文学与非打工文学互动融合的阶段。这是深圳文学重建基础的时期，也是深圳民间文学创作最为蓬勃的时期。自2009 年《诗林》杂志引进深圳以来，深圳文学沟通融合的通道逐步建立，使打工文学与非打工文学原本就一直存在的深圳文学生态，形成良好的发展态势。2016 年第十二届全国劳动者文学论坛以新的名义启动，打工文学作为一个重要的文化品牌，由更宽泛的“劳动者文学”替代。一个概念的变更，背后是一系列文学问题的搁置，一连串的文学历史需要妥善处理，这是一个新的话题。这一时期打工文学与非打工文学之间发生明显的分化、互动与融合，深圳写作者更清醒地认识并调整创作方向，

更加关注真实的自我，关注自己与城市生活的复杂关系，从某种程度上说，这为深圳文学发展积蓄了新的力量。

（四）第四阶段：深圳进入新城市文学阶段。改革开放40 年，深圳“新城市文学”经过长期孕育与生长，现实诉求更加强烈，图谱更加清晰。这是前三个阶段的自然沉淀，是水到渠成，也是开花结果。深圳现代化城市形象更加鲜明，城市中心集聚大量总部经济、研发创新、互联网、金融、创意设计等高端服务业，这种景象与纽约、伦敦、东京、香港等国际大城市相似。国外或具有国际经验的商务人员、高知高智高资的“白领”、城市中心的富裕阶层和中等收入阶层、社会公益和志愿者、底层生活服务人员，这些不同群体的交叉互动以及许多领域和工作方式的巨大变化，以及对美好生活需求与不平衡不充分发展之间的矛盾，新时代人们的焦虑、困惑和迷茫，给深圳文学带来崭新的叙事空间。深圳的新城市文学，越来越关注“新”的现代性与当代性，形成新上加新的、独一无二的动荡、移植、断裂、融合、生长等特质，它的语言更丰富、色彩更鲜艳、经验更复杂、形式更多元。这是在精英文学力量之外，又一个更接近现代城市文学性的内在力量，它并不是打工文学卷土重来，而是文学在城市的再出发，是城市文化进入新时期的重要标志。

二、若干问题与建议

1984 年深圳作协成立，一批代表性作品迅速在全国产生广泛影响，1986 年通过扶持与结合的方式，形成“有队伍、有刊物、有作品”①的格局，90 年代开始打工文学与非打工文学“两条腿”走路，一直到现在，不断得到文学界的瞩目。然而，笔者认为深圳文学有一些长期被人们忽视或者说有待商榷的问题，这些问题值得重新审视和思考。

（一）深圳文学的80 年代及其启示。程光玮在《文学讲稿：“八十年代”作为方法》谈到，一代人经历了“文革”之后，通过对极左路线的沉痛批判和反思，希望在文化废墟上重新建立所谓五四式的文学的自由和民主的精神。正由于如此，他们标榜“探索”，鼓励“创新”，抱着怀疑的精神重审当代文学传统中那些过于意识形态化的东西，试图让文学摆脱非文学因素的干预、干扰，从而实现“文学自主性”的目标。②这可以看作是中国文学80 年代的整体面貌。深圳80 年代文学虽然没有像上海作家那样写出了伤痕文学、反思文学、改革文学等作品，但她在中国文学史上仍然有值得书写的景象。所以作为一种历史和资源，深圳文学在继承和延续80 年代文学精神方面，显示出来的坚韧与耐心，是我们今天要重新审视的。

1985 年提出的打工文学实际上就是脱胎于深圳80 年代的现代意识。《深夜，海边有一个人》《别人的城市》《下一站》《我们的INT》等打工文学代表性作品本身具有强烈的现代性，而且是一个广泛阶层群体的现代性。在当时工业化的社会生活和工作中，工厂制度、工业流程的现实规则与年青人向往自由追求理想形成巨大的反差，一方面他们年轻气盛，具有强烈的批判意识和反叛精神，另一方面被现实压制，充满焦虑和困惑，感到无比迷茫——这就构成这个打工群体的现代性。由于这个群体涵盖深圳大部分年轻人，所以说这也是一个城市的现代性。从这个角度看，打工文学就是深圳80 年代文学启蒙意识的一种延续和继承。如果沿着这个路径，把这种精神浇铸到作家的心灵当中，不断向更宽广的生活深入下去，不断丰富这种现代性内涵，推向全国，那么，深圳80 年代文学的“灵光一闪”，①也许就能成为源源不断的精神“活水”，继而成为中国文学的耀眼明珠。

然而，随着时间的推移和外部环境的变化，打工文学的精神内核逐渐暗谈，“打工者写打工”“打工者写，打工都读”这样的提法被许多人片面地理解并贯彻到创作当中，“打工者”与“打工”狭隘地理解为工厂里流水线上工人的打工生活，自然而然地排斥了社会其他主体；“写”的问题也没有得到很好地阐释，早期打工文学的“写”，很大程度地内化了启蒙意识和现代性书写，后来的“写”似乎成了个人宣泄、呐喊的技术工具。久而久之，“打工文学”与深圳80 年代文学精神的距离越来越远。

除此之外，乔雪竹、刘西鸿、谭甫成、林雨纯、石涛、林坚、谢宏等80 年代那批优秀作家迅速退出文学舞台，流星般划过中国文学天空。他们的迅速离开，意味着文学彰显出来现代意识，没有持续的动力来推向前进，也就没有持续的探索和创新，而且“灵光一闪”的出现，很有可能被人误解为偶然事件而忽视，得不到系统的总结和发扬。这是深圳文学现代意识未得到巩固和强化的原因之一，对于我们总结改革开放以来深圳文学，并以此促进今后的发展具有重要的启示意义。

（二）打工文学与“青春”的关系严重割裂各执一端。现在的问题是，谈打工文学，多数谈的是工厂和底层，很少有人谈青春；谈青春文学，多数谈的是校园文学，很少有人谈打工。这导致什么后果呢？就是打工者没有了青春，青春远离了打工；打工越打越狭隘，青春越来越矫情，即使深圳文学在打工文学发展最为兴盛的时候，其张力和格局一度受到无形的掣肘。

讴歌青春，描绘成长，扣问命运，碰撞思想，批判与创新是古今中外青春文学的基本命题。②深圳这座城市与“青春”有着天然的渊源，从1980 年深圳经济特区成立到现在近40 年，截至2016 年底，常住人口平均年龄为32.5 岁，仍然是全国人口最年轻的城市，仍然焕发着青春的风采。打工作家在深圳，是年轻人在年轻城市的书写。不难发现，深圳第一代、第二代、第三代打工作家与代际有着密切关系，他们的出场基本上都在20-30 岁之间，这是一个青春的年纪，是一个快速脱离乡村母体进入城市的青春群体。他们所在的生活和工作环境，是年轻人大量集聚、工业化生产、制度化管理、密集劳动、集体生活、价值观和心理高度一致的“特区”。打工作家在深圳实际上演绎着青春的“三重奏”，打工文学就是百万甚至千万劳工的青春文学，是深圳的“青春之歌”。

打工仔打工妹被视为工业社会中的“工具人”，他们的政治地位和经济地位非常低，在工厂管理过程中只有服从，只能听命于老板或上级，他们大多是可随意操纵和替换的年轻人，这在90 年代工业化进程中体现得最为明显，工业化在这一代人的青春中烙下深深的印痕。与此同时，青春是最有魅力的文学图景，年青人思想活跃、充满激情，敢于尝试和挑战，特别是对于人生、命运和世界，具有强烈的怀疑和批判精神，彰显着强烈的人文精神。

未来尽管劳动力密集型产业越来越少，知识密集型产业会越来越多，现代科技背景下成长起来的知识型年青人仍是深圳的主角。西方现代文学流派很多都是在青春一代滥觞和萌芽，都是由青春一代迅速向整个社会蔓延的，一个城市的文化反映了她的青春期，所以深圳文学的“青春”书写应该具有更多胆识、叛逆、质疑和批判精神，这样才会有更多可能性。深圳也应该鼓励打工作家和非打工作家鼓起勇气，共同追问、质疑和探寻“青春”。

（三）深圳文学的互动与融合。深圳文学的动态发展，既要看到整体的向前发展，也要看到微观的互动融合。2010 年到2015 年这一时期打工文学与非打工文学互动融合，一方面是由于深圳这座城市本身的产业变化，城市朝着现代化国际性大都市迈进，劳动密集型制造业逐步向边缘退去，金融、科技、服务业跨界融合发展，人们在这种情况下的各种社会生活，反映到文学上，也必然有一个融合、演变、离散的过程。另一方面，写作者群体也会有进步、上升以及回归的动力，文学“凝视”——随着时间的变化与心智上的成熟稳定——也会慢慢转移到更深广的生活中来。简单来说，如果一个流水线上的打工者进入到商业服务公司或其他现代服务行业，那么用不了多久，他就会疏离过去的经验，拥抱当前的经验，或者在过去的经验中叠加当前的经验。

除此之外，其中还有一个现象不能忽视，就是“中间进入者”，他们不是来源于既定文学群体的演变或者分化，而是以良好的文学能力（有的已是知名作家）在这一个时期快速置入深圳文学版图，成为新进入者。比如新的移民——从别的城市进入深圳的知名作家；还有那些原本就一直生活在深圳的写作者“重操旧业”。深圳文学的“中间进入者”，大多不再以“打工

文学”为创作追求，他们在创作上是完全自由，完全遵循内心的。从2010 年到现在，深圳有不少这样的进入者涌现出来，成为深圳文学的中坚力量。

与“中间进入者”相反，深圳还大量存在“中间退出者”。现实生活压力、生活变故、文学志向等发生游移变化，或者干脆离开选择了新的城市，都会让一个作家，甚至一个优秀的作家退出文学舞台，这在年轻作家当中比较明显。

深圳文学的互动融合，典型的莫过于全民写作与社区文学大赛。其中不少参与者也是打工作家，不少提名评委也是著名作家和评论家，所有写作者参与到一个由共同理念和价值观所引导的文学平台当中，由传统那种体制命名、体制推动、体制意志推动的结构性文学，向着一种社会价值引领、公众参与社会建设、大部分人受惠的普惠性文学，在此过程中，大家通过线上和线下的交流碰撞，产生了完全不一样的文学面貌和文化力量。总之，打工文学和非打工文学互动融合，乃至深圳文学微观层面的变化，对于深圳城市文学的发展和再出发，意义重大，需要系统地加以研究。

（四）青年作家的问题。2012 年左右深圳崛起了青年作家群体。吴君、陈再见、蔡东、厚圃、徐东等一大批青年作家涌现在中国文坛，占据国内文学刊物版面，形成深圳文学的年轻化特质，是深圳文学的优势所在。五六年过去了，虽然有的作家仍葆有旺盛的创作力，作品更加成熟化与精品化，但大多数作家却安静下去，萎顿下去，他们普遍遇到了创作的天花板和瓶颈，需要寻求突破。不管原因如何，青年作家放任自流，频繁流失，不再想象这个城市，书写这个城市，不再回归到文学中来，是城市文化力量的损失，是深圳文学的损失。

深圳青年作家的瓶颈，首先是发展中的瓶颈，是每个作家的创作活动中自然会发生的。一些作家的作品数量在增长，但人物和情节的雷同也越来越多，不是与自己雷同，就是与历史雷同，与西方经典作家的模式、与中国流行作家的模式雷同。进一步地，他们越来越发现，自己对下一部作品要写什么感到非常迷茫，总感觉有许多故事要写，许多话要说，但总是找不到合适的写作方式，有时候竟然又怀疑写作的必要性。其次是竞争的瓶颈。深圳作家没有体制供养，2012 年前后崛起的青年作家，大多数是“70 后”，也有一些“80 后”。“70 后”作家在经典化路上乏善可陈，与“50 后”“60 后”“80 后”相比，只余下身份认同，这是中国文学的普遍现实。深圳“70 后”作家也难逃此“劫”。“80 后”的作家竞争十分激烈，深圳有少数“80 后”作家脱颖而出，但持续保持关注却非常困难。另一方面，深圳本来就是文学话语薄弱的城市，深圳青年作家要在全国文坛确立自己的位置，除了借助外部的话语权，适当地妥协，剩下的就是耐心等待。

以上说的是那些相对知名度高的青年作家。基层青年创作者的发展问题也迫在眉睫。深圳大概有两次基层青年创作者涌现，一次是2008 年左右的打工作家群体，一次是2012 年的社区文学创作者。这些基层青年创作者当中，不乏基础较好、潜力较大、素质较高的作者，但从文学的专业化来看，仍然需要“补课”。补课的目的不是要短时间提升他们的水平，让他们发表作品，获取别人的认可，而是让他们理解文学的真正内涵，文学与人生的关系，适当拓展他们的视野，让他们重新描绘自己的文学人生，思考文学与城市的关系，进而抑制燥动的文学心理，减少膨胀而且短视的“刊物崇拜”，逐步形成更多有效写作与深度写作。

“90 后”、“00 后”青年作家的情况又有所不同。深圳“90 后”、“00 后”似乎整体断代了，这些作家及其作品并不像“70 后”“80 后”那样，争先恐后地相继冒出来，出现在公众的视野，而是凤毛麟角，不知所在。这让人疑惑，同时也令人担忧。

深圳是年轻的城市，青年作家始终存在，但青年作家培养很难，成长也很难，流失却很容

易。因此，如何培养、留住他们，让他们在文学这条道路上有所发展？这些问题值得我们思考。

（五）深圳文学的“大”有可为。一些深圳作家对深圳的大主题唯恐避之不及，有人甚至不屑于写深圳的重大现实，认为深圳叙事必定是宏大的，必定是与历史或乡村书写绝缘的，一提到深圳叙事就退避三舍。其中原因有很多，比如作家的性格、阅历和知识各不一样。当然也有能力不足的问题，他们对深圳社会和生活看不清，看不远，只能找各种借口给自己的创作一个合理的说法。但我认为面对“大”题材及时代共同经验，深圳作家的勇气是不够的。

写作虽是个人自由，但与深圳提倡多样化写作是并行不悖的，深圳的文学也是“大”有可为之地。所谓“大”，并非专指大题材、大规模，而主要是指文学“精神”之大，“气度”之大。精神之宏阔，更多来源于“无”，来源于作家思想和气质，甚至来源于深圳的小事件、小人物、小生活的“细枝末节”部分。作家们不仅要关注城市的发展，聆听城市的故事，想象看不见的城市，而且要勇于触摸城市中的每一类人的具体表情，要有“我回到我的城市，熟悉如眼泪，如静脉，如童年的腮腺炎”（曼德尔施塔姆《列宁格勒》）的感应。许多深圳大事件、大写字楼、大公司、大市场中的年青人的生活和情感，青春的困惑、青春的绽放，只要好好挖掘，好好书写，在全国文学版图中是有特质的。

当然，我们不是提倡深圳作家写一个全社会都关注的题材，不是提倡大家都要写一部惊天动地的在文学史中占据重要地位的文学作品，这不符合深圳移民城市的文化特质，不符合现代城市的多元化经验，与笔者强调的文学精神也是相悖的。但那些大题材传导到具体对象当中，通过细微差别来感知大题材背后的共同经验，从时代和城市中的共同经验抽象出独立经验，是能够激发起创作灵感的。我们没有理由不去关注深圳日新月异的现实变化，进入这个广阔的现实空间，去创造这个时代激动人心的文化景观。

（六）“齐心协力”地推动深圳文学非理性繁荣。长期以来，深圳的文学活动此起彼伏，各区、各机构、各社团，官方的、非官方的、团体的、个人的，例行的、临时的，那些热闹的文学活动，充斥在深圳。深圳的上空似乎弥漫着浓厚的文化气息。这虽有利于更广泛的市民享受文化生活，进行文学交流，但与此同时，许多写作者的表达欲望迅速飙升，不但疏于学习国内外重要作家及作品，而且对自己的作品及深圳的文学成绩盲目乐观，不能清醒认识存在的问题，这将带来膨胀的虚荣心理以及大量无效写作等后果。除此之外，深圳的内刊、文学活动、文学社团等平台蔚为大观，这是深圳文学建设的重要力量，是文学写作者的福音，更是其他城市无可比拟的优势。但几年下来，发现不少平台运作粗放、同质，甚至低端，在全国产生影响力的屈指可数。粗糙的平台容易孕育粗糙的创作。无论是公开发行还是民间创办，刊物和编辑的作用之一，就是对作品进行选拔比较，存精去劣，激浊扬清，如果频繁刊登质量差的作品，就很有可能纵容骄惯写作者，误导普通读者。

（七）深圳文学的国际对话与交流。深圳文学在全国文学版图中并不突出，又没有可以炫耀的文学历史和城市文化积淀，把“深圳文学”与“国际”并为一谈，很多人会嗤之以鼻。当前，在一些西方文化和社会学者的印象和语境中，深圳文化是工业化文明主导的文化，离国际化现代都市文化相去甚远。因此，深圳文学在深圳国际化方面，完全可以有所作为，而且在城市文化、民间交流方面，优势更加明显。深圳文学需要与国际文学进行对话与交流，这是本来就要做、且正在做的事情。

从大背景来看，深圳文学正在对国际化做最好的准备。深圳是个移民城市，本身就是不同地域、不同族群形成的，这个意义上很像19 世纪末20 世纪初的美国。所以，如果我们内部不同的族群、背景、阶层的人相互之间能够建立和谐相处、开放包容的关系，这个就是对国际化最好的准备。深圳数以万计的写作者书写的大都是各种移民关系的表达，特别是一些比较突出的写作者，其创作充分体现了各种经验和关系的“相互印证，互不妥协”。

深圳文学的精华和高质量部分，完全可以和当前西方文学“并轨”。深圳文学是一个不断发展的独特存在，它本身就是国际文学的一部分，即使打工文学，也是中国城市发展中的珍贵

精神样本，对世界文化构成而言，仍有可贵的价值。一批深圳作家在打通中国传统文学精神与西方文学，在相互借鉴学习、与自我有机融合的创作过程中，已建立起了基本的自信。20 世纪八九十年代，钱超英的国际移民研究、离散文学研究已经具有国际视野；邓一光的城市想象重构“看不见的城市”，很难说只是中国的而不是世界的；孙文波、陈东东、张尔、太阿、郭金牛等诗人在一些代表性的国际诗歌节上作为中国嘉宾代表受到邀请；谢宏已经开始创作并在国外正式出版英文小说；远洋致力于西方诗歌翻译，其实就是国际文学的交流与对话。飞地等一些文学平台正致力于国际国内“双向沟通”，“引进来”的同时也“走出去”，已形成操作性强的国际化交流模式，取得了实效。深圳毗邻香港，深港融合相应也带来了文学上的交流，比如现居住在深圳的著名翻译家黄灿然，等等。

说到这里，还要提一提粤港澳大湾区文学的问题。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文学界对香港文学重视不足、支持力度不够，一定程度上影响了香港听不到内地的故事，内地听不到香港的故事，文学区隔的现象较为突出。香港已形成一个相对较为完整、开放、系统、异质且非常活跃的多元文化体系。20 世纪60-80 年代香港文学非常繁荣，即使在90 年代，香港也出现了一批非常好的作家，为我们所熟知。但是当前内地对于香港“70 后”、“80 后”乃至“90后”文学，除了葛亮等少数几人，其他的消息却不多，香港文化整体传播到内地并对内地城市写作者产生影响和启发也不多，香港文学经验也还没有为内地城市所充分借鉴。深圳文学最大的优势，就是深港文学合作的优势。深圳利用毗邻香港、文化同根、城市特质相近、联系密切的优势，发挥桥梁和沟通的作用，把香港文学吸引到内地来，同时也把内地文学传播到香港去，为中国文学做出贡献，深圳在这方面的努力空间还很大。

（八）深圳文学建设的历史耐心。文学建设是一项系统性工程，更是一项历史工程。这方面做得比较好的地方是上海，然而深圳也无须妄自菲薄，虽然谈不上文学的后发优势，但深圳写作者的数量绝对占有优势。另外，深圳已经有一些基础很好的文学平台和文学现象，如第一朗读者、全民写作、儿童文学作家群、飞地模式、《特区文学》等；于爱成、周思明、唐小林等的文学评论，已经形成一定的体系和影响；邓一光文学艺术工作室主编“深圳短小说8 大家文丛”、主持策划“深圳新锐文学文库”、“新城市文学理论文丛”等已经形成一定的基础。深圳文学建设不能总是搞形象工程和纪念碑，用大总结、纪念性或者粉饰性的思维去做，要怀抱功成不必在我、不积跬步无以致千里的意志，一步一步、扎扎实实地去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