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国魏晋南北朝时期的法律制度

第六章 三国魏晋南北朝时期的法律制度 （公元220年——公元581年）

历史沿革

三国两晋南北朝，始于公元220年曹丕称帝，止于公元581年隋的统一。三国，指继东

汉而出现的魏、蜀、吴三个并存的政权。曹氏魏的统辖区主要在中原一带，传四十五年，为司马氏所取代。刘备所建的蜀，统辖区主要在西南一带，传二世，亡于魏。孙权所建的吴，统辖区主要东南一带。在东南一带，传四世，亡于晋。

公元265年，晋王司马炎篡魏建晋，公元280年灭吴，结束了三国鼎立的分裂局面，建立了统一的王朝。但晋统一全国的时间十分短暂，公元316年，建都于长安的晋政权便为匈奴所灭。公元317年身处南方的晋王室琅琊王司马睿为继晋统，于建康（今南京）建都称帝。公元420年为刘宋所灭。史称建都于长安之晋为“西晋”，建都于建康之晋为“东晋”，或统称之为“两晋”。

南北朝是指公元五世纪初至六世纪末在中国出现的南北对峙的王朝。南朝统治区大约在淮河以南，长江一带，历宋、齐、梁、陈四个朝代。北朝的统治区基本在北方，公元386年鲜卑族建魏，为区别于曹魏，史称“后魏”或“北魏”。公元439年魏太武帝统一北方，其后，魏分裂为东魏、西魏，东魏后为北齐所取代，西魏为北周所取代，北周统治者重新统一了北方。公元581年，北周外戚杨坚迫周静帝禅让，自立为帝，建国称隋，公元589年灭南陈，结束了南北朝对峙的局面，统一了全国。

第一节 立法概况

一、法制的指导思想

（一）、三国:“拨乱之政，以刑为先” （ 二）、两晋：纳礼人律 （三）、南北朝：礼律进一步结合 二、立法活动

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的立法，上承秦汉，下启隋唐。其中魏的 《新律》、晋的《泰始律，、北朝的《北魏律》与《北齐律》都在中国法制发展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

（一）、三国时期的立法概况 1、《新律》

魏明帝即位，令陈群、刘劭等删约旧科，傍采汉律制成《新律》， 共18篇。《新律》早已失传，根据史料记载可以看出《新律》的内容 较汉律更为丰富，体例更加科学，结构更加严密，对《晋律》的制定 有直接影响。与汉律相比，《新律》作了如下调整： 1、增加篇条，由汉律九篇增为十八篇，弥补了“篇少则文荒，文荒则事寡，事寡则罪

漏”的缺陷。

2、规范体例，将《九章律》中的《具律》改为《刑名》，列于律首，起提纲挈领的作用．《九章律)将规定刑法总则的《具律》排在第六篇，既不在始，又不在终，无法突出此篇的重要地位，“不合篇章之义”，《新律》对此作了调整。这种将叙述刑名、罪名、断罪原则的篇目放于律首的律典体例，一直为后世立法者所继承．此外，还删除了不合时宜的条款，合并了内容相同的律、令、科条，使严文约 而例通”。

3、改革刑罚，使刑罚制度进一步规范化，汉文帝时虽明令废除肉刑，但汉律中仍有肉刑条款，汉后期刑罚种类更为繁苛。魏律取消了汉律中的宫刑，减轻了对某些罪的处罚，将刑制定为死、髡、完、作、赎、罚金、杂抵罪七种，为旧五刑向新五刑的过渡创造了条件。

4、“八议”入律，使礼律进一步融合。为了维护封建等级特权，《新律》将《周礼》中的“八辟”制度直接作为律条，纳入律中，开 辟了礼律融合的新途径。

（二）、两晋时期的立法概况

两晋的立法早在司马昭辅政时就已开始，西晋时颁行过律、 令、故事、式，皆为东晋所沿用。《晋令》四十篇，是暂时性的制度，违令有罪者，依律定罪。《晋故事》三十卷，是律令之外的制书、诏、诰等法律文书的汇编。式作为法律形式在晋代已经出现，如“户调之 式”，主要是有关户调、占田、课田等方面的规定。与令、故事、式相比，《晋律》(又称《泰始律》)对后世的影响最大。

《晋律》是司马昭命贾充、羊祜、杜预等十四人参酌汉、魏之律而修撰的。晋武帝泰始三年(公元268年)完成，次年颁行于天下。《晋律》共二十篇，体例的安排、条款的设置较《新律》更为适当，用词更为准确规范。《晋律》在“纳礼入律”思想指导下，将礼的原则直接变为法律的条款，力求使礼与律水乳交融。 《晋律》与汉、魏律相比具有如下特点：

1、法律概念更加规范，准确．由于律学的发达，晋代统治者对律之“理”的研究格外深入，他们首次区别了律与令的性质，“律以正刑名，令以存事制。”即将律作为以定罪量刑为主的法典，将令作为规定国家各项制度的法典。从此，令不再是君主诏令的简称，而是与律并行的法典。法律注释在这一时期也格外发达。《晋律》颁行后，张斐、杜预两大律学家为之作注，经朝廷批准，颁行天下，与《晋律》具有同等效力，称为“张杜律”。法律概 12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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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晋书·刑法志》。 《晋书·刑法志》。 3

《太平御览》引杜预《律序》

念的规范、准确有助于人们对法律的统一理解。

2、体例设置更加合理。《晋律》将《新律》的《刑名》篇分为

《刑名》与《法例》两篇，置于律典之首，以完善《新律·刑名》中的刑法总则，并加强其统领诸篇的地位。《刑名》、《法例》两篇的主要内容是阐述用刑轻重的原则与依据，简述各篇的主要内容与宗旨，对律文中未能涉及到的内容作原则的补充，以便划一制度，即“经略罪法之轻重，正加减之等差，明发众篇之多义，补其章条之不足„„名例齐其制。”对《刑名》的完善，有利于正确理解法律的含义，也有利于对律典中其他各篇的理解。

(三)礼律进一步融合。为了维护士族利益，晋代统治者将礼入于律中，“峻礼教之防，准五服以制罪。”并且设立了“杂抵罪”，即以夺爵、除名、免官等来抵罪，这一规定使贵族、官员犯罪享有减、免刑罚的法定特权，是后世“官当”制度的雏形。

（三）、南北朝时期的立法概况 1、南朝的立法 2、北朝的立法 （1）、北魏的《北魏律》

北魏统治者入主中原后，十分注意用法律的手段巩固自己的统治。孝文帝太和年间，经过多年的斟酌增删，修成律典，史称《北魏律》。

《北魏律》由崔浩、高允、常景等数十位律学家奉诏编修，魏孝文帝亲自主持，太和九年(耸元495年)颁行天下，共二十篇。《北魏律》总结了历代及当世通行律典的经验与不足，在刑名、罪名、刑罚原则诸方面皆有新的发展。《北魏律》的修纂指导思想是“纳礼入律”，因此综汇了中原、河西、江东诸地的儒学文化，集当时律典之大成，为隋唐律典的渊源。 （2）、东魏的《麟趾格》 （3）、西魏的《大统式》

（4）、北齐的《北齐律》

北齐代东魏后，便着手制定律令，经十四年的努力，终于制成《齐律》，史称《北齐律》。与律同时修定颁行的还有令格等，但以《北齐律》对后世影响最大。

《北齐律》由高熲等奉诏修撰，武成帝河清三年(公元564年)颁行天下，共十二篇。其篇目为：名例、禁卫、户婚、擅兴、违制、诈 伪、斗讼、贼盗、捕断、毁损、厩牧、杂律。 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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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晋书·刑法志》。 同上。

《北齐律》集北朝立法经验之大成，校正古今，锐意创新，确立了“重罪十条”，为后世所本，改为“十恶”；《北齐律》合《刑名》、《法例》为《名例》篇，置于律首，将律典的篇目减为十二篇，这种体例也为隋、唐、宋所沿用，还确立了死、流、徒、杖、鞭五刑，为隋唐笞、杖、徒、流、死的五刑体系奠定了基础。《北齐律》以“法令明审，科条简要” 著称，是一部上承汉魏律之精神，下开隋唐律之先河的重要法典。

（5）、北周的《大律》

（四）、三国两晋南北朝立法的主要成就 三国两晋南北朝立法的主要成就表现于：

1、封建法律形式日趋完备。尤其是明确区分了律令的不同性质，建立律、令相辅相成的两大法典体系，对于后世法律发展有重要意义。于律、令、科、故事外，又出现了格、式等新形式，这是对汉代律、令、科、比的继承和发展，又为隋唐法律形式的整齐划一奠定了基础。

2、篇章体例的设置日趋科学。首先，改《具律》为《刑名》、《法例》，再改为《名例》置于篇首，统领诸篇。其次，又由九篇增为十八篇、二十篇，再简为十二篇，使律典简明扼要，疏而不漏。

3、刑罚制度日趋规范，为墨、劓、剕、宫、辟旧五刑向笞、杖、徒、流、死新五刑过渡创造了条件。

4、法律概念日趋准确。如首次区别了律与令的不同，又对法律术语作了精确的解释，丰富和发展了刑法理论，这是律学发达的结果。

5、礼律日趋融合。“八议”、“准五服以制罪”、“重罪十条”、 “官当”等入律，使礼的原则法律化，为《唐律》“一准乎礼”打下了基础。

第二节 刑事方面的法律制度

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刑事方面立法的重大发展，其表现于在儒家思想指导下，纳礼入律，礼与律进一步融合。 一、礼与律的融合 （一）、“八议”入律

魏制《新律》时，以《周礼》中的“八辟”为依据，规定了“八议”制度，“八议”入律。自此，历朝历代相沿不改，“八议”成为律典最基本的内容之一。所谓“八议”，是指八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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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隋书·刑法志》

类人犯罪，依法享有免刑和减刑的规定，即“议亲”、“议故”、“议贤’、“议能”、“议功”、“议贵”、“议勤”、“议宾”。这八类人指：皇帝宗室亲戚(亲)，皇帝故旧(故)，德行卓著者(贤)，才能过人者(能)，有大功勋者(功)，高级官员贵族(贵)，勤政突出者(勤)，前朝皇室及其后裔(宾)。“八议”入律不仅维护了封建等级制，而且使礼律进一步融合。 （二）、“官当”入律

“官当”即官员若犯徒罪，允许其依法以官品与爵位抵罪，又称 “以官当徒”，源于《晋律}中的“杂抵罪’。北魏时规定公、侯、伯、子、男及五品以上官阶可以当(抵)徒刑三年。南朝陈律中出现了“官 当”之名，规定官品不论高低，皆可当徒刑二年。若犯徒五年、四年 刑，可以官品减免二年，余刑居作；若犯三年刑，可以官品减免二年，余一年收赎；若犯二年刑，可以收赎。官当制确立于南陈，为官吏享有特权提供了法律依据。 （三）、“准五服以制罪”

晋制《晋律》时，第一次将礼中的“服制”列入律典中，作为定罪量刑的原则。“五服”，即以丧服为标志表示亲属间血缘亲疏及尊 卑，共分五等，故称“五服”。“准五服以制罪”的原则是：服制愈近， 即血缘关系越亲，以尊犯卑者，处刑愈轻，相反，处刑愈重。服制愈 远，即血缘关系疏远者，以尊犯卑，处刑相对加重，以卑犯尊，相对 减轻，“准五服以制罪”使法律成为“峻礼教之防”的工具，从而确立了后世法定亲(属)等(级)制度。

（四）、设立“重罪十条”

北齐修律时，总结了历代统治经验，将严重危害封建国家利益 与违背封建礼教的言行归纳为十条，称为“重罪十条”，置于律典的 首篇，强调这十种犯罪属于刑罚重点镇压的对象。这十条是：“一曰 反逆、一曰大逆、三曰叛、四曰降，五曰恶逆、六曰不道、七曰不敬、 八日不孝、九日不义、十曰内乱。”犯此十种罪者，即使原应享有 “八议”特权，其罪仍不赎不赦。“重罪十条”的设立使法律能够更有效地服务于皇权，并且进一步将礼与律结合起来。隋唐直至明清，封建法典中规定的“十恶”即源于此。

二、刑罚制度的改革

三国两晋南北朝的刑罚制度日趋规范，由奴隶制的旧五刑向封建制新五刑逐渐过渡。这一时期刑罚制度的发展主要表现于： 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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见《隋书·刑法志》。 《隋书·刑法志》。

（一）、限制族刑，逐步缩小缘坐范围。 （二）、肉刑日趋减少。 （三）、酷刑日趋减少。 （四）、定流刑为减死之刑。

第三节 司法制度

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的司法制度处在有秦汉向隋唐过渡时期，其沿袭秦汉，而有所发展。其中大理寺、律博士的设置，死刑复奏制度的实行等皆属创新，并为隋唐所沿用。

一、

司法机构

二、诉讼审判制度

一、加强以皇帝为首的中央政府对司法权的控制

最高审判权掌握在皇帝手中。建立向皇帝直诉的“登闻鼓”制度，即在朝堂门外悬挂大鼓，臣民有重大冤案可击鼓以闻。有冤者可击鼓申诉。《晋书·武帝纪》有“西平人麴路伐登闻鼓”的记载。《魏书·刑罚志》记载世祖时，“阙(古代皇宫门前两边的楼)左悬登闻鼓。”

二、

死刑复核制度

死刑掌握于中央始于这一时期。秦汉时，地方郡一级有权决定死刑，法律也没有明确地规定死刑需要奏报中央并由皇帝亲决。三国时期，曹魏政权开始，地方判处死刑权力受到逐渐受到限制。南北朝时死刑复奏制度形成。死刑复奏制度的主要内容是地方判处的死刑案件必须上报中央，并由皇帝亲自决定是否之刑死刑。行刑前再次上请皇帝核准，核准后执行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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刑。比如，南宋时规定：“其罪甚重辟者，皆如旧先上。”北魏也规定：“诸州国之大辟，皆先谳报乃施行。”10死刑复奏制度加强了中央与皇帝的司法权，同时也有利于预防滥用刑罚，错杀滥杀，以缓和社会矛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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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书.孝武帝纪》。 《魏书.刑罚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