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 南 交 通 大 学 本科毕业设计（论文）
郭沫若诗歌的海外传播研究
年 级: 2010 级 学 号: 20104238 姓 名: 王 成 轶 专 业: 汉语国际教育
指导老师: 栾 慧
2014年6月
西南交通大学本科毕业设计(论文)
院 系 外国语学院 专 业 汉语国际教育 年 级 2010级 姓 名 王 成 轶
指导教师
评 语 本文以郭沫若诗歌在海外的传播为研究对象，试图从郭沫若诗歌在日
本、英语世界等地域的译介着手，进而分析梳理郭沫若诗歌在海外的研究状况，反思我国文学走出去的现实问题。本文选题研究有一定难度，作者努力寻找搜集了相关资料，论述较为严谨细致，层次清晰，文章结构合理，语句顺畅，有自己的思考，对论文反复进行了认真修改。基本上已达到了本科毕业论文的要求，同意参加答辩。
指导教师 (签章)
评 阅 人
评 语
评 阅 人 (签章)
成 绩
答辩委员会主任 (签章)
年 月 日
题 目 郭沫若诗歌的海外传播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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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南交通大学本科毕业设计(论文)
毕业设计（论文）任务书
班 级 汉语国际教育2010级1班 学生姓名 王成轶 学 号 20104238
发题日期： 年 月 日 完成日期： 年 月 日 题 目 郭沫若诗歌的海外传播研究
1、本论文的目的、意义 本文探讨了郭沫若诗歌在海外的传播与研究，研究的对象以郭沫若早期作品为重点，涵盖了早、中、晚三个时期的作品。郭沫若生活在跨越新旧两种社会、现代与古典两种文学交集的时代，他的诗歌最能反映那个时代中国文人的精神面貌和心理状态。他的诗歌的海外传播和研究状况也能从很大程度上反映中国现代诗歌文学在国际文学界的现状，我们可以从海外对郭诗的译介、研究出发点、价值观的冲突和文学观的融合等了解到海外对中国现代文学的传播和研究情况。这将有利于当代中国文学在国际化的道路上认清障碍、消除偏见、少走弯路，走出中国特色的中国当代文学的国际化道路，提升中国文化软实力。
2、学生应完成的任务
1）确定论文方向；
2）广泛查阅相关书籍、资料，积极收集论文所需材料；
3）确定主题，拟定论文题目；
4）构思并撰写提纲；
5）完成论文初稿，修改初稿；
6）形成二稿，修改二稿； 7）定稿；
8）打印，装订； 9）准备答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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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论文各部分内容及时间分配：（共 12 周） 第一部分 第二部分
绪论 ( 2周) 郭沫若诗歌的译介
( 4周)
第三部分 郭沫若诗歌的海外研究概况 ( 4周) 第四部分
结论
( 1周)
评阅及答辩
( 1 周)
备 注
指导教师： 年 月 日 审 批 人：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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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本文限于探讨郭沫若诗歌在海外的传播与研究。郭沫若作为我国现代文学史上不多的多产作家之一，其创作颇丰，在诗歌创作方面亦然，数量可观。特别是他早年的创作合集《女神》被公认是其最具成就和研究价值的诗歌作品之一，堪称中国现代诗的典范。而在海外传播最广、研究最多的郭诗也绝大部分出自《女神》。日本、前苏联曾是海外研究郭诗的两大堡垒，而现在只剩日本了。欧洲的意大利、英国以及东欧国家在郭诗的传播上也是开展较早的，韩国文学界对郭诗的研究在最近三十年发展迅猛。本文既严格遵循时间轴从历史角度介绍海外郭沫若诗歌研究概况，也从地理角度介绍郭沫若诗歌在海外各个国家和地区传播，又具体到某一篇研究专著，探讨它研究的是什么、怎样展开研究的等等微观上的问题。既避免了不全面，也避免了不具体，做到了点、面、线三位一体。第二、三章是本文的主体部分，分别介绍了郭沫若诗歌的译介和郭沫若诗歌的海外研究概况。第二章分两小节分别介绍了郭沫若诗歌的译介历史和译介工作中的得失，译介历史包括了郭沫若诗歌在东亚的日、韩，意大利，英语国家，前苏联及东欧等国家和地区的译介史，得失情况则着重介绍了日译本和英译本两大主流译本的得失情况。第三章围绕着东亚的日本、韩国、中国台湾和英语国家展开对郭沫若诗歌研究概况的论述。总的来说，因为某种因素，郭诗在海外传播的广度和研究的深度还是不够的，特别是在英语世界广泛存在着意识形态上的天然屏障，阻碍着郭诗海外研究的发展，扫除这些障碍需要海内外有识之士的共同努力。
关键词：郭沫若；诗歌；海外；译介；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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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is article is limited to the spread of his poetry to explore and research abroad.Guo Mooruo,as one of the few prolific writers in the history of Chinese modern literature,created many works including the poetry. Especially the goddess, his early creations collection，is recognized as one of the most valuable work for researching and the model of Chinese modern poetry. The most widely spread abroad and studied poetries are almost from the goddess. Japan and the former Soviet Union was two biggest camps where Guo’s poetry was studied，but now the latter one no longer survived.Gou’s poetry also spreaded early to Italy,Btitian and Eastern European countries. The last three decades ,the study of Guo’s poetry is running on the highway. We introduce the history of the aboard study of Guo’s poetry following the timeline strictly,so does it from a geographic perspective.We also focus on one specific research monograph,discuss what it focus on and how it deals with it and other questions which are microscopic in this article.It is comprehensive and detailed，including the point,the line and the face. The second and the third chapters are the main part of this article.The chapter 2 is about the transplation of Guo’s poetry.The chapter 3 is about the aboard study of Guo’s poetry. The second chapter is divided into two sections which introduce the history of translation of Guo’s poetry in Japan,Korea,Italy,English countries, Former Soviet and Eastern European countries and the pros and cons of the Japanese version and the English one.The third chapter focus on the study of Guo’s poetry in Japan,Korea,Taiwan and English countries. In general,Guo’s poetry is limited in the breadth of its spread and the depth of its study for some obstacles.Especially the differences in ideology between the English world and China obstruct the oversea study of Guo’s poetry.We need teamwork to push on it.
Keywords: Guo Moruo；Poetry；Aboard；Translation；Stud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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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 录
第1章 绪论···························································································· 1
1.1 选题原因 ····················································································· 1 1.2 研究思路 ····················································································· 1 第2章 郭沫若诗歌的译介 ········································································· 2
2.1 郭沫若诗歌的译介史 ······································································ 2
2.1.1 郭沫若诗歌在日本的译介 ························································ 2 2.1.2 郭沫若诗歌在韩国的译介 ························································ 3 2.1.3 郭沫若诗歌在意大利的译介 ····················································· 3 2.1.4 郭沫若诗歌在英语世界的译介 ·················································· 4 2.1.5 郭沫若诗歌在前苏联及东欧的译介 ············································ 5 2.2 郭沫若诗歌译介中的得与失 ···························································· 6
2.2.1 日译本的得失 ······································································· 6 2.2.2 英译本的得失 ······································································· 7
第3章 郭沫若诗歌海外研究概况 ······························································· 15
3.1 郭沫若诗歌在日本及亚洲各国和地区的研究 ······································ 15
3.1.1 郭沫若诗歌在日本的研究 ······················································ 15 3.1.2 郭沫若诗歌在韩国的研究 ······················································ 19 3.1.3 郭沫若诗歌在中国台湾的研究 ················································ 20 3.2 郭沫若诗歌在英语世界的研究 ························································ 20 结 论 ······························································································· 23 致 谢 ······························································································· 24 参考文献 ······························································································· 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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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章 绪论
1.1 选题原因
郭沫若最大的成就是开创了我国新诗的纪元，把新诗不仅仅从语言上——变文言
为白话，更是从形式上——去格律以自由，打破了古体诗一统诗坛的千年传统，在我国诗歌史上画下了一页不朽的篇章。虽然郭老的头衔众多，在多个领域都可以说是成就突出，但本文只限于探讨其诗歌在海外的传播与研究。郭沫若作为我国现代文学史上不多的多产作家之一，其创作颇丰，在诗歌创作方面亦然，数量可观。特别是他早年的创作合集《女神》被公认是其最具成就和研究价值的诗歌作品之一，堪称中国现代诗的典范。而在海外传播最广、研究最多的郭诗也绝大部分出自诗集《女神》。他的中后期的作品虽然在文学价值上相比前期作品稍显逊色，但是它们组成了一个连贯的整体，这对于考察诗人文学观的流变甚至社会的转型都是必不可少的。日本、前苏联曾是海外研究郭诗的两大堡垒，而现在只剩日本文化界仍然活跃。欧洲的意大利、英国以及东欧国家在郭诗的传播上也是开展较早的，韩国文学界对郭诗的研究在最近三十年发展迅猛。总的来说，因为意识形态和文化价值观的差异，郭诗在海外传播的广度和研究的深度还是不够的，特别是在英语世界广泛存在着意识形态上的天然屏障，阻碍着郭诗海外研究的发展，扫除这些障碍需要海内外有识之士的共同努力。
1.2 研究思路
本文分两部分，第一部分是郭沫若诗歌的译介，第二部分是郭沫若诗歌的海外研究。之所以把译介安排在前面，是因为译介工作是文学海外传播研究的基础工作。毕竟能熟谙中文和中华文化的外国人不多，文学作品得以广泛传播的前提就是译介。文学作品的研究不仅要分析文本，还要考察作者本人甚至他所在的时代背景、生活过的某个地方或者某段人生经历等凡是对作品的创作产生影响的因素。本文既严格遵循时间轴从历史角度介绍海外郭沫若诗歌研究概况，也从地理角度介绍郭沫若诗歌在海外各个国家和地区传播，又具体到某一篇研究专著，探讨它研究的是什么、怎样展开研究的等微观上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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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章 郭沫若诗歌的译介
提到文学作品的传播问题，就不得不提它的译介问题。译介是沟通被译语境与译入语境文化交流的桥梁，也是被译作品能否在不同语言文化圈的读者所接受的关键步骤。郭沫若的诗歌作品很早就被翻译成多种语言介绍到各个国家，受到了日本、前苏联、欧美以及世界多个国家人们的喜爱，接下来我将对郭诗在主要国家的译介工作和历史展开论述。
2.1 郭沫若诗歌的译介史
2.1.1 郭沫若诗歌在日本的译介
郭沫若前后在日本待了将近二十年，他的最具影响力、最有传播价值的诗集《女神》也是在日本作成。因为这样一种特殊的联系，日本毋庸置疑是翻译郭诗、传唱郭诗时间最早、数量最多、质量最高的国家。郭诗的最早日译本出现的准确时间已无法考证，但田汉在《三叶集》中写给郭沫若的信中提到他从《日华公论》（日本的月刊报纸）中看到过郭沫若的《抱儿浴博多湾》和《鹭》两首诗，而且他还评价《抱儿浴博多湾》的日译译得自然天成。[1]而这封信写于1920年2月29日，说明在此之前日译版已经问世了。而后，1922年，大西斋、共田浩的《文学革命和白话新诗》，其后编部分收录了《诗论二札》、《三个泛神论者》、《地球，我的母亲！》、《夜》、《司健康的女神》、《上海印象》和《春蚕》共七首诗。1940年开始翻译，1952年东京未来社出版的须田祯一《郭沫若诗集》，出版收录38首，72年增订版增加了《战声集》、《蜩螗集》的4首，《新华颂》里的5首，共47首。可惜的是译者在增订版出版的第二年就去世了，这导致后续的改版增译工作无法继续进行，也就没能推出更新的版本。青木书店1953年出版的由小峰王亲（小峰王親）、桑山龙平（桑山竜平）翻译选编的《郭沫若作品集》，收录了由小峰王亲（小峰王親）翻译的散文诗。花曜社于1982年6月出版了対訳、彭银汉编译的《郭沫若诗集》。明德出版社于2011年4月出版了藤田梨那翻译的《女神》全译本。这其中最值得提的就是须田祯一（須田禎一），他的成就
[1]
宗白华等，《三叶集》[M]，安徽教育出版社，2006年8月，第122页至第12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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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许是最大的，在郭沫若的诗歌、戏剧、理论等方面的翻译他都有涉足。其中《郭沫若诗集》的翻译可谓一波三折，从1940年开始翻译，后面得到了创造社发起人之一的陶晶孙的帮助，但是后来译稿不慎在中国丢失，直到1953年才又拿到诗集翻译出版。须田在翻译诗歌的过程中展示出极高的翻译水平，他极力传递郭沫若沸腾着的满腔热血，铸就日本化诗体。而另一个重要的人物就是当代从事郭沫若研究的日本学者藤田梨那，她的另一个特殊身份则是郭沫若和其第一任日本妻子安娜的外孙女。藤田大学以前生活在中国，在日本完成学业后就留在了日本，深谙中日语言文化，现在是国士馆大学文学部的教授，也是日本郭沫若研究会会长。这样一个双重文化身份在《女神》的翻译过程中是极有帮助的，能够在两种语音思维中灵活转化并准确将原作者想要表达的意图传递给日本读者，既能很好地保持原诗的意境，又能迎合日本读者的赏析习惯。
[1]
2.1.2 郭沫若诗歌在韩国的译介
亚洲国家中还有一个国家不得不提到，那就是韩国。韩国对郭沫若诗歌的译介起步还是算比较早的。梁白华在1922年至1923年两年间翻译了郭沫若的早期作品《女神》中的《司春的女神歌》、《春天来了》、《死的诱惑》三首。时隔20多年尹永春翻译了《地球，我的母亲》、《笔立山头展望》、《黄海中的哀歌》，3篇均收录在青年社1947年出版的《现代中国诗选》。后面由于战争因素和南北分治的影响，直到1987年沉寂了40多年的郭沫若诗歌韩文译介才有新动作，韩国延世大学中文系教授全寅初（전인초）翻译了诗集《女神》，其中收录了原版《女神》诗集中除《女神之再生》、《湘累》、《棠棣之花》三部诗剧以外的52首。2001年1月此版本《女神》推出第二版。2003年12月29日文以斋出版社发行了由朴孝淑翻译的《郭沫若诗选》初版。该诗集选用了代表郭沫若各个时期的作品34首，其中早期的《女神》入选18首，《星空》则有5首，《恢复》有2首，《蜩螗集》1首，《潮汐集》1首，《骆驼集》2首，《新潮》1首[2]，比较全面地反映了郭沫若诗歌创造风貌。
2.1.3 郭沫若诗歌在意大利的译介
在南欧国家意大利，对于郭沫若诗歌的译介和研究成就也是比较突出的。1954年意大利作家利奥·维多利尼在其主编的《多种工艺》杂志中首次介绍了郭沫若的诗
[1][2]
吕元明，《战后日本开展郭沫若研究概况》[J]，载于《郭沫若研究》[J]，1985年00期，第331页至第347页. 梁楠、李晓红，《郭沫若著作韩文翻译概述》[J]，载于《郭沫若学刊》[J]，2012年第4期，第6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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歌及其创立的创造社。1956年利奥内罗·朗恰弟教授在《中国》杂志首期中介绍郭沫若的同时附译了《我是个偶像崇拜者》。1959年在《中国》第五期中他又翻译了《女神》中的部分诗。《今日中国》杂志在1961年刊登了汉学家安娜·布雅蒂译介的《星空》里的几首诗。1962年，莱娜塔·比述在她的书《中国现代诗歌》中翻译了16首郭沫若的诗。1979年安娜·布雅蒂又翻译了《女神之再生》一诗。1987年她更进一步，推出了《女神》的全译本。1993年为了纪念郭沫若诞辰100周年，安娜·布雅蒂以《洪水时代》为题翻译了《星空》里的15首诗，并由弗拉明尼奥出版社出版。
2.1.4 郭沫若诗歌在英语世界的译介
英语世界对郭沫若诗歌的关注从未断过。早在1936年，英国学者哈罗德·阿克顿（Harold Acton）和北京大学教授陈世骧合作翻译出版的《现代中国诗选》就收录了郭沫若的三首诗：《地震》（选自诗集《星空》）、《笔立山头展望》和《凤凰涅槃》（均选自《女神》）。1954年4月，《历代和平诗选》收录了新西兰学者路易·艾黎（Alley.R.）翻译的《在理智的光辉中》。1958年外文出版社出版了美国学者约翰·勒斯特（John Lester）和巴恩斯（A·C·Barnes）合作翻译的《〈女神〉诗选》。该书分别于1978年与2001年重印。它选译了《女神》里的34首，是郭沫若诗歌仅有的英译专集。1963年出版的由许芥昱编译的《二十世纪中国诗歌选集》选取了郭沫若诗歌15首：《新阳关三叠》、《火葬场》、《鸣蝉》、《密桑索罗普之夜歌》、《上海印象》、《西湖纪游》、《南风》、《冬景》、《地震》、《瓶》、《力的追求者》、《如火如荼的恐怖》、《“铁的处女”》、《题关山月画》和《观滑冰》，分别出自《女神》、《星空》、《瓶》、《前茅》、《恢复》、《战声集》和《蜩螗集》，代表了郭沫若诗歌的各个历史时期。1971年，哈佛大学出版社出版了戴维·托德·罗伊编写的哈佛东亚研究丛书之一《郭沫若的早期岁月》，其中附有作者翻译的郭沫若的《力的追求者》、《死的诱惑》、《朋友们怆聚在囚牢里》、《匪徒颂》、《歌笑在富尔们的园里》、《励失业的友人》和《怆恼的葡萄》等诗。1972年，华盛顿大学出版社出版了朱莉亚·林撰文的《中国现代诗歌概论》，其中附有作者翻译并评析的《立在地球边上放号》。1978年，《中国文学》第二期刊载了郭的《欢迎代表团归来》、《水调歌头·粉碎四人帮》、《东风之歌》、《题毛主席在飞机中工作的摄影》、《骆驼》和《念奴娇·咏此泉·小汤山》等。1979年，宾夕法尼亚大学的Yuan Emily Woo在其博士论文《郭沫若：一个现代革命的文学人物：1924——1949》中引用并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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译了郭的《有感》、《天狗》、《人》、《上海的清晨》、《疯狗》和《水墨画》等的部分。1982年，伦敦《议程》杂志刊登了《天狗》的英译版。1984年，北京新世界出版社出版了路易·艾黎的《伟大道路上的光与影——中国现代诗选》，其中收录了郭的《怀念周总理》、《立在地球上放号》、《水牛赞》和《晨心》。1991年10月纽约巴兰丁书籍出版公司出版了波妮·麦坎德雷斯编写的《用民众语言写的中国诗》，它选用了郭沫若的一首诗《上海印象》。2002年7月王耀东主编的中英文对照《中国新诗选》，也选录了海岸翻译的《天上的街市》，由中国戏剧出版社出版。2007年长春出版社的《考试周刊》第47期发表了张高远译注的《游哥本哈根题诗》。[1]
2.1.5 郭沫若诗歌在前苏联及东欧的译介
1953年前苏联外交官费德林（Николай Трофимович Федоренко）主编的《郭沫若选集》由莫斯科国家文艺出版社出版。1960年诗集《百花齐放》出世。时隔近40年，1990年苏联艺术出版社又出版了费德林主编的《郭沫若集》。全书分为诗歌、戏剧、小说三卷，其中诗歌卷收录了95首诗。
在东欧国家，郭沫若诗歌的翻译作品也是百花齐放。罗马尼亚于1955年推出了《郭沫若选集》的译本。波兰也在同年翻译出版了波兰语版的《郭沫若选集》。捷克在1959年出版了诗歌集《百花齐放》。[2]值得一提的是《百花齐放》在当时的社会主义国家前苏联和捷克都被翻译出版，可见其中富含深意。笔者先介绍一下《百花齐放》的写作背景：1958年，为宣传“百花齐放”的方针，郭沫若用了10天时间，选择100种花为题目，写了101首的诗集《百花齐放》。此诗集在诗的结构上，表现为“形象描述———政治概念”的公式，即从对花的形态、肌理特征的描述，上升为对政治命题的说明。比如描述紫荆花的一篇说道：“紫荆花在古时是作为兄弟花，而今兄弟的范围扩展得很大。有了以苏联为首的兄弟集团，还有一切被压迫的民族国家。我们的花朵要开得更多更厚，我们的花色要开得更红更透。我们要体现社会主义的互助，使红花开遍全世界，没有尽头。”[3]当时，诗集获得过高度的评价，在写成后的两年内就传播到了前苏联和捷克。但现在看来，它不但开了简单化比附咏物诗的先河，而且乏善可陈。后来就连郭沫若本人也就次诗集作了自我检讨：“我的《百花齐放》是一场大
[1][2]
北塔，《郭沫若诗歌英译述论》[J]，载于《双月刊》[J]，2012年第5期，第67页至第74页. 秦川，《国外郭沫若研究述略》[J]，载于《郭沫若学刊》[J]，1994年第4期，第21页. [3]
郭沫若.《百花齐放》[M].人民日报出版社，1958年，第1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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失败！尽管有人作些表面文章吹捧，但我是深以为憾的。”可见有时候文学的广泛传播并不代表其富有研究价值，而是遭到了政治因素的绑架。
2.2 郭沫若诗歌译介中的得与失
郭诗的海外版本有那么多，译本的质量也良莠不齐，如之前所介绍的要一一分析其译介的得失的话，不仅在资料获取上存在较大的困难，在花费的精力和获得的价值上也不成正比，所以应该把有限的精力用在最有研究价值的译本上。
2.2.1 日译本的得失
在日译本方面笔者在归纳总结前人的研究经验的基础上，对藤田梨那的《女神》全译本作简要分析。一个优秀的译本必然首先要做到对原作的忠实，然后在忠实的基础上作适当的侵入、修改以适应译入语环境的读者的需求。依样画葫芦不是对原作的忠实，好的翻译作品不是对原作的照搬照抄，而是在忠实和侵入两者之间达成一个恰到好处的平衡点。先来谈谈《女神》全译本对原作侵入方面的表现。第一，它体现在语言形式的选择上，到底用文言还是现代语，用官话还是方言。首先，《女神》虽然作为现代诗的代表，但旧体诗的痕迹依然可见。比如《湘累》中所引的《离骚》和《楚辞》中的诗句；《棠棣之花》中唱词部分采用的是旧体诗的形式；《离别》和春愁》都是文言诗。藤田出于读者接受能力的考虑，翻译这些诗的时候用的是现代日语，这当然是受到广大读者欢迎的，但是却无法体现古体诗的工整形式，破坏了文言形式的典雅韵味。[1]其次因为郭沫若是四川人，受其出生地文化的影响，在创作诗歌的过程中难免会不自觉地带入一些方言词汇，比如“你是不是解渴的凌冰？”（《新月与白云》），其斜体字为方言词汇。[2]这些方言词汇在翻译的过程中很难体现出来，而藤田也没有采用日本方言来处理，因为这是不切实际的。笔者觉得合理的方法是采用注释的形式解释说明该词汇在原作中使用了方言，并附上原方言词，这样既不影响原诗意义的传达，也给与了读者无限的遐想。再次，《女神》作为现代诗，而郭沫若本人又深受惠特曼的影响，对西方语言文化极为熟稔，其中的一些诗歌吸收了外来词语，甚至直接用外文词汇代替。对于这些外文词汇（主要是英语），藤田大多不作处理，尽可能地保持原貌。以不处理作为处理方式可以说是正确的，一来表达了忠实，二来随着英语
[1]
史瑞雪，《斯坦纳翻译四步骤视野下的〈女神〉日文全译本浅析》[J]，载于《现代中国文化与文学》[J]，2013年01期，第192页. [2]
史瑞雪，《斯坦纳翻译四步骤视野下的〈女神〉日文全译本浅析》[J]，载于《现代中国文化与文学》[J]，2013年01期，第19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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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普及，对读者来说，对这些英语词汇的理解也不是难事。第二对于一些共存于汉语和日语中的汉字词汇，藤田的全译本尽可能保留其汉字，而不是用同一意义的日语假名来替换，这相比之前须田祯一的选译本是一个进步。比如原作的《女神之再生》这一标题，选译本翻译为《女神の復活》，而全译本是《女神の再生》。当然这样的例子还有很多，由于篇幅限制就不一一列举了。全译本对原作汉字的直取由此可见一斑，这是对原作忠诚的表现。但是“忠诚”过度就是害文了，以《凤凰涅槃》所引诗句“雄鸣曰即即，雌鸣曰足足”为例。全译本也没有处理，直接摘取“即即”、“足足”。[1]对这种没有实际意义的拟声词也采用引用的方法是不恰当的，一般的日本读者不知道这两个汉字的读音，也就无法体会凤凰在耳边鸣叫那种身临其境的意味，这反而是弄巧成拙。如使用日语中的同音或类似的拟声词来代替或许效果会更佳。总体而言，全译本的出现填补了郭沫若诗歌在日本没有全译本的空白，而且也体现出了目前郭沫若诗歌日语译介的最高水准，其意义是里程碑式的。
2.2.2 英译本的得失
在英译本方面，笔者通过对多个版本的对比来展示郭沫若诗歌英文翻译工作上的得失。文学作品的翻译包括标题和文本两大组成部分，而文本的构成又细分为句子和词语。当然诗歌的翻译与一般文学形式的翻译又有所区别，需要特别注重结构和韵律上的安排。郭沫若的诗作以现代诗为主，所以在结构和韵律上比较自由，对翻译使在这方面的要求也就没那么严格了。但郭的作品中还是有部分格律诗和旧体诗，这部分需要引起注意。
先讲诗歌标题的翻译。《凤凰涅槃》在哈德罗·阿克顿的版本里被译为The Resurrection of Feng-Huang，意为“凤凰的复活”。而勒斯特和巴恩斯在《〈女神〉诗选》里和朱莉亚·林在其《现代中国诗歌概论》中都将《凤凰涅槃》译为The Nirvana of the Feng and Huang。[2]阿克顿的失误显然是他对中华文化和佛教文化缺乏了解所导致的。涅槃，乃佛教用语，简单的解释就是死后成佛，也就是灵魂的升华。这与阿克顿的简单的复活存在明显差异。而“涅槃”二字原本就是个舶来品，音译自梵语“nirvana”，所以后者的翻译更可取。而对于“凤凰”，三个版本都不约而同地采用音译的方式，体现了对原作的忠实和对中华文化的认同。其实其他版本还有将“凤凰”
[1]
史瑞雪，《斯坦纳翻译四步骤视野下的〈女神〉日文全译本浅析》[J]，载于《现代中国文化与文学》[J]，2013年01期，第197页. [2]
杨玉英，《〈凤凰涅槃〉的三个译本》[J]，载于《郭沫若学刊》[J]，2011年第3期，第5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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译为“Phoenix”，即天方国（我国古代所称的阿拉伯半岛）一带的神鸟。笔者个人认为为了方便英语国家读者的理解可在“the Feng and Huang”另注释“Phoenix”。《立在地球边上放号》在勒斯特—巴恩斯版本里被译为Shouting on the Rim of the World。朱莉亚·林版本中则为Standing on the Edge of the Globe,Calling Aloud。许芥昱版中则是I Sound the Bugle on the Edge of the Earth。而路易·艾黎版却是My Cry from the Edge of the Earth。[1]四个版本完全不同，特别是对“放号”这个动作的翻译更是各具特色。放号在中文语境下意为“放声高歌”，其中“号”就有曲子的意思，多用于劳动人民的劳作过程。然而在诗人眼中，此号非彼号，标题中的号是代表诗人心声的歌，诗人要唱出自己的心声。而如果是像许芥昱翻译的那样吹起军号，这样的理解也太表面化了，过于忠于原文反而会曲解了原作者的意思。而其他三个版本的翻译“shouting”、“calling aloud”、“my cry”虽然都有“大声呼喊”的意思，但都没能唱出原作者的心声。《雪朝》被勒斯特和巴恩斯翻译成了Morning Snow，这完全成了另外一个意思“晨雪”。把“下雪的早晨”翻译成“早晨的雪”，不知是译者的失误还是有意而为之，但笔者觉得可取性都不高，因为完全牛头不对马嘴。而勒斯特和巴恩斯的另外三个标题则翻译得很得当，《晴朝》之于Bright Morning，《晨兴》之于Stirring of Morning，《春之胎动》之于Stirring of Spring。没有过多的修饰，前后一致，传神达意，这才是文学翻译应该追求的目标。还有一种颇具争议性的翻译手法，如许芥昱将《新阳关三叠》翻译成Auld Lang Syne，即苏格兰民歌《友谊地久天长》。[2]欣赏的人会赞赏它横贯中西文化，不吃这一套的人认为这是生拉硬扯，难免有班门弄斧之嫌。笔者认为现在的电影标题的翻译和它有异曲同工之妙，用译入语文化圈耳熟能详的熟语来替代直译，虽然在字面上我们找不到一点共同点，但是仔细一想还真有这个意思。如美国经典电影《偷天换日》，原英文标题是The Italian Job。仔细想想，如果直译为《意大利人的工作》，还有几个人能记住它？诗歌标题的翻译亦是如此。
再讲文本的翻译。（勒斯特和巴恩斯）对于特有名词的翻译，如日本的景物“笔立山”，被译者采用音译法在日语发音的基础上译成了“Fudetate Yama”，而没有在中文的基础上翻译，突出了翻译的准确性，这也是现在对于众多专有名词，大都采用在其源语言的基础上音译的方法。比如汉语的豆腐，音译即为“Toufu”。但也不乏对部
[1]
杨玉英，《评郭沫若〈立在地球边上放号〉的四个英译本》[J]，载于《郭沫若学刊》[J]，2010年第1期，第49页. [2]
北塔，《郭沫若诗歌英译述论》[J]，载于《双月刊》[J]，2012年第5期，第72页至第7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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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词汇准确性把握的不足，如《立在地球上放号》里的“律吕”原本是“韵律”的意思，却被翻译成了“gamut”，意为“音域”、“音阶”。还有《炉中煤》中一句“我活埋在地底多年”里的“地底”被译成“on end”，完全没有体现出“地下”的意思。同样是《炉中煤》“你该不嫌我黑奴卤莽？”中的“嫌”没有直接翻译成“dislike”这样直白毫无诗意的字眼，而是以一个嫌弃的动作“shrank from”（后退、远离）形象生动地表现出主观上的嫌弃的意思。（许芥昱）《新阳关三叠》里部分：
我独自一人，坐在这海岸边的石梁上， 我要欢送那将要西渡的初夏的太阳。 汪洋的海水在我脚下舞蹈， 高伸出无数的臂膀待把太阳拥抱。
他，太阳，披着件金光灿烂的云衣，要去拜访那西方的同胞兄弟。 他眼光耿耿，不转睛地，紧觑着我。
“西渡”——to the west，英文只有“向西”的意思，而没能体现“渡”的意思。原作者之所以用“西渡”而不是“西下”、“西落”并不是平白无故追求诗意、美感，是有原因的。作者欣赏日落的地点是在海边，海上渐落的太阳不正像扬帆远去的渡轮吗？“渡”字精髓地描绘出了海上夕阳西下的独特风光，只一个“to the west”如何能将海上落日与陆上落日区分开来？“高升出无数的臂膀待把太阳拥抱。”——“Reaching up countless arms to embrace the sun。”借动词不定式“to embrace”作目的状语，来表现“待”字的将来性，此手法比直译更显高超。“耿耿”——“lustrous”，虽然“耿耿”在众多解释中有“明亮”的意思，如明代方孝孺 《郑氏四子加冠祝辞》：“日之方升，其辉耿耿。愈进而崇，无物不炳。”但原诗中“耿耿”后面紧接着“目不转睛，紧觑着我”，显然表明“耿耿”在这儿是“目光专注”的意思而非“目光明亮”。连现在的中小学生都被老师反复强调文章阅读要联系上下文，译者却犯了此类错误，实在不应该。《墓》中的第二句“我说，这便是我自己的坟墓了。”——“‘Let this be my own grave。’said I。”以及第三句“我便拣了一块白石来写上我自己的名字，把来做了墓碑。”——“Picking up a piece of white stone，I scribbled my name on it and said，‘Let this be my own gravestone。’”译者没有把两句孤立起来翻译，而是联系上下文，用第三句中的反复来强调前后的一致性，译出了诗性。“凭吊”——“pay a visit”，“凭吊”指追悼逝者，而“pay a visit”只有拜访的意思，将原诗本意放大了，不如“mourn”来得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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确。“但我已经走遍了这莽莽的松原，我的坟墓究竟往哪儿去了呢？”——“But the grave was nowhere to be found though I searched every nook and corner of the dense forest。Where was it gone to？”尽管译者在翻译前半句的时候增加了一个主谓结构 “But the grave was nowhere to be found”以求前后意思衔接上的贯通，迎合英语国家读者的阅读喜好。但是却不经意间破坏了原诗的结构，显得重复累赘。《立在地球边上放号》勒斯特和巴恩斯“白云怒涌”——“tumult of angry white clouds”路易·艾黎“怒涌”——“storm high”许芥昱“surge angrily”朱莉亚·林“rise and angrily surge forth”勒斯特和巴恩斯、许芥昱、朱莉亚·林均采用“angry”一词准确地把原诗中的拟人修辞反映在了译作里，相比之下，路易·艾黎的“high”则显得如此乏味。而在动作“涌”的翻译上，勒、巴的“tumult”只有“喧哗吵闹”的意思，“storm”则有“暴风雨爆发”的意思但还是没能准确表达“白云迅速聚集”的具体动作，“rise and surge forth”虽然对“涌”的动作的描述无误但用四个单词来表达一个汉字破坏了原诗精炼的结构，只有许芥昱的“surge”既做到了意思上的准确，也做到了结构上的契合。有时候，翻译也可以达到鱼和熊掌兼得的完美境地。
“提起全身的力量来要把地球推倒”勒斯特—巴恩斯和路易·艾黎“to gather her strength to engulf the earth”许芥昱“tries to overthrow the earth with all its strength”朱莉亚·林“overthrow”和许一样。“engulf”有吞没的意思，相比较而言“overthrow”更接近原文“推倒”的意思。
“力的绘画，力的舞蹈，力的音乐，力的诗歌，力的律吕呦！”许芥昱“the picture of force，the dance of force，the song，poetry and rhythm of force！”路易·艾黎“the pattern of strength，the dance of strenth，the music of strenth，its poetry，its rhythm！”和朱莉亚·林“rhythm”勒斯特—巴恩斯“gamut”。选词上，“force”的力倾向“暴力”，“strength”的力才是“力量”，两者相权，“strength”更符合要求。关于“rhythm”和“gamut”的比较前面已有讨论，这儿就不再赘述了。结构上，两者都没有像原作一样一排（排比）到底，许芥昱在最后三句上进行了省略整合，不过依然是介词“of”表从属，基本保持了前后一致性。路易·艾黎在最后两句上采用“its”物主代词，作了形式上的改变，却破坏力结构的完整性，比许芥昱的做法更不可取。
“一切的一，一的一切”勒斯特—巴恩斯“the one that is all，the all that is one”阿克顿和朱莉亚·林“the one in all，the all in one”。笔者认为这两个翻译版本不分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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仲，不仅达到了形似，而且力求神似，共同揭示了深层的道家思想：万物皆归于一。
“翱翔”阿克顿“fly”朱莉亚·林和勒斯特—巴恩斯“soar”。“fly”显得阿克顿在翻译“翱翔”一词时选词过于随意，虽然它有“飞”的意思，但这个词太概括、太平庸，连高中生英语作文也要求尽量避免使用此类低级词汇。“soar”才有“高飞”的意思，与“翱翔”接近。
“我们雄浑，我们永恒”阿克顿“dignified”朱莉亚·林“strong”勒斯特—巴恩斯“fearless”。“雄浑”本意为雄健浑厚、雄壮浩瀚，可以形容文学作品，也可以形容大海、天空等浩渺之物。南宋诗论家严羽在《沧浪诗话·诗辨》里将诗的风格划分为九种：“诗之品有九：曰高、曰古、曰深、曰远、曰长、曰雄浑、曰飘逸、曰悲壮、曰凄婉。”郭沫若在《〈论诗三札〉二（致宗白华）》里也将诗分为“雄浑”和“冲淡”两类，“大波大浪的洪涛便成为‘雄浑’的诗，便成为屈子的《离骚》、蔡文姬的《胡笳十八拍》、歌德的《浮士德》。小波小浪的涟漪便成为‘冲淡’的诗，便成为周代的《国风》、王维的绝诗（绝句）、日本古诗人西行上人与芭蕉的歌句，太戈儿（泰戈尔）的《新月汇》”。[1]这个词不止一次出现在郭沫若的诗中，在《星空·夜步十里松原》中作者这样对着太空高呼：“哦，太空！怎么那样的高超，自由，雄浑，清廖！”“dignified”意为“高贵的”，用高贵形容凤凰确实可行，但此处要突出的是凤凰重生时的壮烈，高贵放错了地方。“strong”意为“强有力的”，形容凤凰也不够准确，“fearless”意为“无畏的”更是扯远了。笔者认为用“majestic”来表现凤凰与万物共生的伟大、壮阔在这儿比较合适。
“请了”阿克顿和勒斯特—巴恩斯译为“farewell”，“请了”在诗中的意思和现代汉语里的意思有较大出入，即使是以汉语为母语的读者都有可能在这个词的理解上出现偏差，译者用“farewell”而不是“please”，看来译者的汉学功底很深，对汉文化在某些方面的了解程度甚至超越了一般的以汉语为母语者。
山右有枯槁了的梧桐， 山左有消歇了的醴泉， 山前有浩茫茫的大海， 山后有阴莽莽的平原， 山上是寒风凛冽的冰天。
[1]
郭平英，《郭沫若作品经典》第4卷[M]，中国华侨出版社，1997年，第132页至第13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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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克顿：
On one side withered wu-t’ung trees, A dry spring on the other;
Ocean before,fathomless and unending, Desolate plain behind.
A chill blast whips the summit under a vault of ice.[1] 朱莉亚·林：
To the right of the mountain is the withered Wu-t’ung tree, To the left of the mountain is the dried up spring. Before the mountain is the wide expanse of the sea, Behind the mountain is the vast dreary plain, And over the mountain a frozen sky of bitter winds.[2]
两种翻译风格迥异，阿克顿追求形式的变化和文风的简洁，山右和山左的地点状语位置相异，山右的状语在句首，山左的状语在句末，山前山后更是省略到只有“前”和“后”，山上则以“summit”作宾语的形式表达，简化了原诗直译后的繁琐。而且山右、山左的“左”、“右”也被省略了，以“一边”、“另一边”替换，译者显然不是不小心的疏忽，而是有意为之，也许阿克顿觉得原诗过于形式化，“左”和“右”的区分没有实际意义，只是为了形式上的对称。这种追求灵活形式的翻译风格不能说不好，只能说它对原作的侵入成分多了些。而朱莉亚·林则要对原作忠实得多，语序、结构、意思上与原诗基本一致，除了第三句的“浩茫茫的大海”译成“the wide expanse of the sea”即“大海的浩茫茫”。
是你在欢唱?是我在欢唱? 是他在欢唱?是火在欢唱? 欢唱在欢唱! 欢唱在欢唱! 只有欢唱! 只有欢唱! 阿克顿：
[1][2]
Harold Acton and Chen Shih-hsiang，Modern Chinese Poetry，London，Duckworth，1936，p87. Julia C·Lin，Modern Chinese Poetry，University of Washington Press，1972，p1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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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re you singing? Am I singing? Is he singing? Is fire singing? Singing is singing! Singing is singing! Only singing! Only singing![1]
原诗的结构本来就简单，译者也就没有作丝毫改动，原原本本地直译过来。 “从今后请看我们高蹈派的徜徉！”勒斯特和巴恩斯“Henceforth see the strutting to and fro of our high-stepping race”。这句虽然是群鸟歌里白鹤唱的，高蹈派也与白鹤高高在上、鹤立鸡群的“高大”形象相符。但是高蹈派（Le Parnasse）还是19世纪下半叶法国诗坛上出现的反浪漫主义的一个诗派，该派诗人主张“为艺术而艺术”，认为诗歌是纯粹的艺术，因而应注重形式，倡导诗歌客观化、科学化，反对浪漫派诗人过度抒情，与郭沫若的浪漫主义诗歌创作主张相对立。作者之所以选择高蹈派该意向正是出于这样的双重考虑，既表现出白鹤在凤凰面前不可一世的高傲姿态，又附带了对反烂漫主义诗派的抗议。译者以“high-stepping race”形象地表现出了白鹤的骄傲神态，但是没能揭露更深层的意思，应该以注释的方式向读者阐述出来。“集香木以自焚”的“香木”“a pyre of fragrant wood”，“pyre”特指“火葬柴堆”，此处的翻译非常准确。“昕潮”“the tide of dawn”，“昕”有“太阳初升”的意思，这儿也翻译得很准确。“我们新鲜，我们净朗，我们华美，我们芬芳”“We are made anew，we are purified。We are resplendent，we are steeped in fragrance。”“我们热诚，我们挚爱，我们欢乐，我们和谐”“We are pledged，we are deeply in love。We are devoted，we are truly matched。”“我们生动，我们自由，我们雄浑，我们悠久”“We are vigorous，we are free。We are fearless，we are immortal。”12个并列句，3种表达方式：现在分词被动式、介宾短语、形容词。译者费尽心机变换形式力求灵活翻译又要忠于原意。
从郭沫若诗歌第一次被译成外文到现在已经过去近一个世纪，这一百年以来，郭沫若的诗歌从中国走向亚洲，再从亚洲走向世界，数不清的翻译工作者，不管是赫赫有名的还是默默无闻的，不管是海外的还是国内的，为此作出了巨大贡献，在此向他们致以诚挚的敬意。一百年的时间，足以送走一批老将，迎来又一批新星，译本的数
[1]
Harold Acton and Chen Shih-hsiang，Modern Chinese Poetry，London：Duckworth，1936，p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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量在增加，质量也在提高。以前只是翻译几篇诗的小打小闹，现在是翻译整个诗集的浩大工程。相信未来郭沫若诗歌的翻译质量会精益求精，更上一层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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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3章 郭沫若诗歌海外研究概况
译介只是汉学海外传播的桥梁，而海外汉学的研究才是汉学在当地生根发芽的基础。之前谈了郭沫若诗歌的译介问题，接下来谈谈郭诗海外的研究概况。海外郭沫若研究者主要从以下几个方面着手研究郭沫若的诗歌：郭沫若诗歌创作与中国革命的关系问题、西方文化对郭沫若诗歌创作的影响、郭沫若诗歌风格的流变、郭沫若的诗歌观、郭沫若诗歌的内容鉴赏和创作背景等一系列问题。
3.1 郭沫若诗歌在日本及亚洲各国和地区的研究
3.1.1 郭沫若诗歌在日本的研究
海外亚洲地区对郭沫若诗歌的研究，从标题也可以看出日本作为海外郭沫若诗歌研究的桥头堡在其中占据了很大的比重。如果说郭沫若诗歌在日本的译介始于二战前，那么郭沫若诗歌的研究则开始于战后。日本四天王寺女子大学教授中岛翠发表于1968年的论文《郭沫若的初期文学论》将郭沫若诗歌的创作的前期划定在了五四运动前至转向马克思主义的1925年到1926年间。[1]论文首先考察了郭沫若论诗的观点，郭沫若把他的论诗用这样一个数学公式“诗=Inhait（直觉+情调+想象）+From（适当的文字）”来表达。简单的讲就是所谓的内容+形式。
内容上，论文指出郭沫若又一个等式“内容=形象”，即诗歌的内容映射了诗人的个人形象或者是理想。郭沫若把诗分为雄浑和冲淡两大类。“雄浑”表现为反抗精神，诗中充斥着对中国社会现实的咒怨和不满，“冲淡”的诗中则流露着出世的无所谓态度。作者认为郭沫若的诗是属于雄浑的类属。他后来发生了“思想转变”，从纯粹的浪漫主义转向了革命文学，举起了红色的大旗。
形式上，郭沫若推崇率直的“自然流露”，“绝端的自由，绝端的自主”。论文认为这里包括两种态度，既是积极的关心，又是消极的轻视。当他从事诗歌创作时，他关心诗的领土被散文夺去。他认为文学的本质是抒情，写作了种种形式的诗，但是从实际创作转到理论、批评时，就变成消极的了。他没有彻底追求叙事诗和诗剧，被自己的观点所束缚。
福冈女子大学教授秋吉久纪夫，写了《郭沫若诗集〈女神〉的形成过程》、《郭沫
[1]
吕元明，《战后日本开展郭沫若研究概况》[J]，载于《郭沫若研究》[J]，1985年00期，第344页至第34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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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的烂漫主义性格》（载于《近代中国的思想和文学》，大安书店，1967年）等。
[1]
前一篇中，作者认为郭沫若的《女神》全面超越了胡适的《尝试集》在内容和形式上给“中国新诗以最大的影响”。他要探讨的是《女神》与中国社会摆脱传统社会走向现代社会进程的内在联系。作者认为《女神》的形成过程，最早萌芽于郭沫若的中学时代，因为郭从那个时候开始接触到了西方文化的熏陶。以后经过郭沫若的追求和苦闷才渐渐成熟起来。后面在日本留学的期间是他诗歌创作最辉煌的时期，1921年发表了《女神》。作者还认为五四运动后郭沫若诗风的转变受到了以下几个人的影响：日本诗人有岛武郎（《叛逆者》），美国诗人惠特曼，好友宗白华和田汉，德国作家歌德。总体上代表了日本《女神》研究的出发点。
铃木义昭七十年代写了众多研究专著。其中《郭沫若和德国文学——以歌德和海涅为中心》指出歌德和海涅对于郭沫若的早期诗歌创作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具体而言这种影响来自于歌德的《浮士德》和海涅的爱情诗。此外《郭沫若的〈女神〉——摸索与到达点》（载于《早稻田実業学校研究紀要》9，1974年）[2]按不同时代的区分来考察，首先是诗剧期，是歌德的倾倒期，然后是惠特曼的倾倒期，最后是海涅和泰戈尔的倾倒期以及政治诗的创作期。并指出了早期的诗歌创作对郭后来的各方面活动（文学、考古、政治等）的影响。另有《郭沫若的〈女神〉和惠特曼——以有岛武郎为中轴》（载于《中国古典研究》20，早稻田大学，1975年）[3]把惠特曼分别对有岛武郎与郭沫若的影响进行了比较。惠特曼不仅在文学活动中对有岛产生影响，更是在人格塑造上影响深远。而郭受到的影响是来自有岛的二手品，并不是直接受于惠特曼。惠特曼对有岛的影响深达灵魂，而对郭沫若来说，只是来自《三叶集》中新诗的文学表现方式。歌德、海涅、泰戈尔等才是郭倾倒的主要对象。
山口大学教授横三永三的《关于郭沫若诗集〈女神〉和我的私见》（载于《山口大学文学会誌》13-2，山口大学，1962年）[4]，指出《女神》的创作是受到了泰戈尔、惠特曼和海涅的影响，郭沫若思想上完全西化，《女神》是西化的精神产物，但是他作此判断的依据仅来源于《创造十年》，说服力略显乏力。但是没有任何日本文学思想的痕迹确是事实。
阵之内宜男的论文《郭沫若の〈女神〉について》(载于《东洋文学研究》2，早
[1][2]
吕元明，《战后日本开展郭沫若研究概况》[J]，载于《郭沫若研究》[J]，1985年00期，第345页至第347页. 岩佐昌暲，《记日本对郭沫若〈女神〉的研究》[J]，《郭沫若学刊》[J]，2012年第2期，第54页至第55页. [3]
岩佐昌暲，《记日本对郭沫若〈女神〉的研究》[J]，《郭沫若学刊》[J]，2012年第2期，第54页至第55页. [4]
岩佐昌暲，《记日本对郭沫若〈女神〉的研究》[J]，《郭沫若学刊》[J]，2012年第2期，第5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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稻田大学，1954年)，指出《女神》涉及到的三个方面：1、严酷的自然环境；2、对自然的眷恋之情；3、人世的悲凉。指出了其诗歌流淌着对人生的孤独、人世的烦恼的苦诉，然而郭沫若并非借助个人强大的心墙，而是通过改变社会制度来解决大多数人的问题，这也是对传统儒家价值观“达则兼济天下”君子之道的践行。
顾伟良在其论文《日本留学期（1914——1923）的郭沫若Ⅰ——自我形成和作诗方法的考察》（载于《弘前学院短期大学纪要》28,1992年）及《日本留学期（1914——1923）的郭沫若Ⅱ——“生的苦闷”和“内面生活”》（载于《弘前学院短期大学纪要》29,1993年）中探讨了郭“自我价值观”的形成过程和作诗的方法。另外他还认为郭在其诗歌中注入了“自我否定”的哲学思想，首先要否定旧事物，然后才能在原来的基础上创造新事物。
姚南在其论文《郭沫若和初期文芸思想的形成—对外来文化受容要因的考察》（载于《国际学论集》28,1992年）中认为郭沫若的泛神论思想并不是在泰戈尔的影响下一蹴而就的，他从小生活在中国传统社会，接受着传统文化和习俗的熏陶，中国式泛神论早已在其内心生根（老庄思想和王陆心学）。
具体到对《女神》诗集的研究，藤田梨那在其论文《郭沫若的新诗〈电火光中〉论——和米勒绘画的比较》（载于《二松学舍大学人文论丛》57,1996年）中论证了《电火光中》的创作在不同程度上受到了米勒的两幅作品“夕暮伴归羊”和“牧羊少女”的影响。《郭沫若和朝鲜——以〈狼群中一只白羊〉为中心》（载于《国士馆大学文学部人文学会纪要》33,2000年）则以“圣洁”和“悲壮”两种态度为切入点展开对作品的剖析。《狼群中一只白羊》记录的是一个在日本的年迈的朝鲜牧师在教堂里动情诉苦的真实场景，和另一篇收录在《女神》中的《胜利之死》表达了同一个主题：弱小国家人民对民族独立和自由的追求。这是郭沫若诗歌早期作品的一个特点。《郭沫若的〈天狗〉论》把《天狗》以郭沫若的另一篇相似主题的诗作《解剖室中》为参照系进行了比较。诗人的学医经历让他得以以超越世俗的独到视角来重新审视生命，《天狗》体现了诗人对完美的纯粹的生命体验的追求。
武继平的研究主要专注于郭沫若在日的留学生活对他创作的影响，他的论文如下：《异文化的冲突和融合——郭沫若的〈女神〉和那个时代》（载于《比较社会文化研究》3,九州大学,1998年）、《在福冈的郭沫若》（载于《九州中国学会报》36,1998年）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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岩佐昌暲，《记日本对郭沫若〈女神〉的研究》[J]，《郭沫若学刊》[J]，2012年第2期，第5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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揭露了郭沫若在承受着巨大生存压力、生活极其艰难的境况下写出了《女神》这部伟大的作品，正好印证了那句古话“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他的博士论文《异文化中的郭沫若——日本留学的时代》（由九州大学出版会出版于2002年）第七章分九节对《女神》作了详细的分析总结：“作品的再分类”、“时代的精神和接点”、“对《女神》的定位”、“黑暗和光明的炽烈斗争——诅咒黑暗，赞美光明的《女神》”、“自我的赞歌，大志”、“爱国主义思想的底流”、“《女神》和博多湾”、“从新旧轶诗和《三叶集》来看《女神》”、“泛神论的独自性”。作者其他相关的研究文本还有《郭沫若的〈女神复活〉和鲁迅的〈不周山〉》，《从〈女神〉来看传统的诗形和乖离》等。
日本作为海外研究郭沫若诗歌的发源地，其近几年的相关研究更是以井喷之势发展，研究者络绎不绝。除上述列举的研究者，其他学者及其成果还有（其中还包括不少在日中国学者）：横打理奈和她的《论〈女神〉的版本》（载于《东洋大学中国哲学文学科纪要》7，1999年），《对郭沫若新诗诞生和旧诗的考察》（载于《东洋大学中国哲学文学科纪要》10,2002年），《从〈女神〉看郭沫若对神话回归的态度》（载于《神话和诗》3，日本闻一多学会，2004年），《郭沫若和〈楚辞〉——〈晨安〉的飞翔》（载于《神话和诗》5，2006年）。贾笑寒和他的《郭沫若〈湘累〉和精神病理学》（载于《野草》73,中国文芸研究会,2004年），《郭沫若〈女神之再生〉和歌德〈浮士德〉》（载于《现代中国》78,日本现代中国学会,2004年），《从郭沫若〈女神〉看其对泰戈尔和惠特曼的影响》（载于《EX ORIENTE》11,大阪外国语大学言语社会学会志,2004年）等。戴焕和他的《郭沫若对泰戈尔评价的问题——作为诗人形象的变迁》（载于《亚洲游学》3,勉诚出版,2006年）。山本明和他的《“新诗语”的形成——郭沫若的“悲哀”》（载于《早稻田大学文学院文学研究科纪要文学艺术学编》,早稻田大学,1993年）。岩佐昌暲和他的《福冈滞在期的郭沫若的文学背景和其他》（载于《言语文化研究》17，九州大学，2003年），《初期郭沫若诗“晴朝”的风景》（载于《郭沫若研究会报》4，2004年），《郭沫若的烂漫主义——从〈炉中煤〉中联想》（载于《郭沫若研究会报》9，2007年）。小崎太一和他的《〈女神〉与游泳》（载于《郭沫若的世界》花书院，2007年）。中裕史和他的《郭沫若的豪放与纤细——与诗型的关系来看》（南山大学，2002年）。[1]
[1]
岩佐昌暲，《记日本对郭沫若〈女神〉的研究》[J]，《郭沫若学刊》[J]，2012年第2期，第56页至第5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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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2 郭沫若诗歌在韩国的研究
韩国方面，据统计八十年代后关于郭沫若诗歌的硕士论文有7篇，博士论文有2篇[1]（因为韩国的郭沫若诗歌研究起步较晚，八十年代前鲜有相关研究，即使有也难以统计，数据截至2002年）其中关于郭沫若诗歌的研究论文如下：1987年延世大学俞景朝《郭沫若的生平思想以及其初期诗研究》、1987年成均馆大学金希珍《郭沫若的〈女神〉研究》、1988年檀国大学崔成卿《郭沫若〈女神〉在各时期上的特性研究》、1989年高丽大学李旭渊《1920年代郭沫若的文学思想变化研究》、1995年中央大学李泰俊《郭沫若的〈女神〉研究》、1995年延世大学宋胜锡《郭沫若初期诗研究》、1995年首尔大学宋勇锡《郭沫若〈女神〉的烂漫主义特点研究》以上均为硕士论文篇目。另外的2篇博士论文分别是1989年成均馆大学赵大浩《郭沫若的前期诗研究》和1995年高丽大学李旭渊《郭沫若·徐志摩文学的“近代意识”比较研究》。此外其他一般性的论文10篇：赵大浩的《郭沫若的前期民主革命诗研究》（载于《清州大人文科学论集》，1989年）和《前期郭沫若诗的修辞法》（载于《清州大人文科学论集》，1990年）、王忠仪和崔成卿的《郭沫若初期诗论研究》（载于《釜山外大语文论集》6，1990年）、李旭渊的《郭沫若诗的烂漫的想象力——对〈女神〉的再检讨为中心》（载于《高丽大中国语文论丛》4，1991年）、崔成卿的《郭沫若的诗与时代认识——以〈女神〉为中心》（载于《檀国大中国》17，1991年）、温儒敏的《郭沫若其人其诗》（载于《高丽大中国语文论丛》7，1994年）、金素贤的《郭沫若诗的近代的性格与界限——以〈女神〉为中心》（载于《高丽大中国语文论丛》11，1996年）、俞景朝的《郭沫若的爱国诗》（载于《中国学论丛》12，韩国中国文化学会，2001年）和《郭沫若的初期诗论》（载于《中国学论丛》13，韩国中国文化学会，2002年）、高点福的《对郭沫若〈女神〉里烂漫性的批判考察》（载于《中国语文论丛》22，中国语文研究会，2002年）。另外还有研究专著1本：赵大浩写的由清州大学出版社1992年出版的《郭沫若诗与中国革命精神——以1919~1928年前期诗为中心》[2]这些数据还是比较老旧的，还不包括近期的研究情况。在韩研究的中国现代作家中，郭沫若可以说是最热门的作家之一了。
[1]
朴宰雨，《韩国的中国新文学研究近十七年的情况简析》[J]，载于《中国现代文学研究》[J]，1997年，第273页至第297页. [2]
朴宰雨，《郭沫若在韩国》[J]，载于《郭沫若与百年中国学术文化回望》[J]，四川人民出版社，2005年7月，第515页至第52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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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3 郭沫若诗歌在中国台湾的研究
说到海外华文圈就不得不提及台湾，台湾在1987年解严前对郭沫若的研究（不仅仅限于诗歌研究）一直是持对抗性态度的。真正做研究的少，大把精力都用在了意识形态的对抗上了。就单单举诗歌方面的例子，台湾调查局研究人员王章陵的《论郭沫若的诗及文学思想》（台湾“教育部”社会教育司，1977年），1980年台北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中心主任周锦主编的《中国新文学简史》，主要也是对郭诗批判一通：“他的诗的风格，实在没有什么好，只是运用了一些新名词，但显得不伦不类，再就是创造了新的语法和句法，但是冗长得有些累赘。”其他众多研究人员也大都要么故意不收录其作品、不发表评论，要么就是以“才子加流氓”的帽子一棒子打死。解严以后，对郭沫若诗歌的研究犹如雨后春笋般，经过民主新风洗去多余的政治参杂，以新的面貌呈现出来。1989年2月，郑树森和杨牧的《现代中国诗选》，收有《天上的街市》和《太阳礼赞》两篇。文史哲出版社1995年出版的杨昌年修订版《现代诗的创作与欣赏》，收有《凤凰涅槃》。骆驼出版社1997年出版的皮述民、邱燮友、马森、杨昌年合编的《二十世纪中国新文学史》，甚至对郭沫若在新诗坛的地位给予了极大的肯定，称之为“稳定新诗社会地位”的早期三大新诗人之一。吕怡菁的《谱在世纪交错的狂涛——闻一多、郭沫若诗歌“河”、“海”意象的时代特征》（载于《国文学志》第9期，2004年12月）进一步深入到纯文学的分析。[1]纯文学的研究视角越来越成为郭沫若诗歌研究在我国台湾地区的发展趋势，台湾地区的研究可以透过不一样的视角，提出新问题，这对郭沫若诗歌的研究无疑是最好的贡献。
3.2 郭诗在英语世界的研究
最后说到英语世界的研究，它可以大致分为这么几类：文本研究、比较文学研究、实证性研究、价值学研究、心理分析以及意识形态研究等。[2]文本研究：1972年朱莉亚·林在《现代中国诗歌概论》中，用了大量篇幅来分析和评价郭的25首诗歌，涉及到了结构、主题、风格、用词等各个方面，并指出了某些不足之处。比较文学研究：1955年，美国汉语文史系教授方志彤的《从意象主义到惠特曼主义的近代中国诗：探索不成功的诗作》一文对郭沫若受惠特曼诗歌创作的影响以及郭沫若诗歌作品中两首
[1]
李怡，《隔岸的观看——台湾郭沫若研究一瞥》[J]，载于《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J]，2013年第9期，第171页至第181页. [2]
杨玉英，《英语世界的郭沫若研究范式》[A]，载于《英语世界的郭沫若研究》[M]，复旦大学出版社，2011年11月，第381页至第40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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失败之作进行了分析与评论，方一方面认为郭沫若诗歌“毫无幽默感的真诚、死板的严肃、甚至死气沉沉的呆板，这些读者很少会在中国的传统诗歌中找到的特征，却成了郭沫若诗歌的标志。” 另一方面却又认为“郭沫若在中国诗坛的出现几乎是奇迹般的，它标志着中国传统诗歌的结束。”两种矛盾的感情在方头脑中纠结交织，任何一方都难以说服另一方。1986年玛利安·高利克的文章《郭沫若的〈女神〉与泰戈尔、惠特曼、歌德的创造性对抗》详细分析了泰戈尔、惠特曼、歌德对郭沫若的影响，以及郭沫若根据自己和时代的需要对这些影响因素的创造性接受。他在文中给与《女神》充分的肯定：“1919年五四运动所开创的中国现代文学中头等重要的先驱作品，过去与现在都显然是中国国内与国外受到讨论最多的诗集。”1990年，奥地利汉学家李夏德的《论中国诗歌的现代主义和外国影响：以郭沫若的早期诗歌和顾城诗歌为例》分析了外国诗歌对郭沫若早期诗歌创作的影响，以及郭沫若早期诗歌与顾城诗歌的相似之处与不同点。实证性研究：日本东京国士馆大学藤田梨那教授的《郭沫若诗歌中的医学概念》，之所以把它也归类于英语世界的研究范畴，是因为这篇文章是用英语撰笔的，尽管出自日本学者之手。文章分四部分详解了郭沫若的《天狗》和《解剖室中》中所蕴涵的哲学思想, 认为它们表达了诗人热挚于追求自我完善。意识形态分析研究：迈阿密大学杨昊昇（Haosheng Yang）的博士论文《以前现代为基调的现代性：论郁达夫、郭沫若及周作人的古体诗歌》。论文的第三部分以《从现代浪漫诗人到“口号诗人”：论郭沫若及其与毛泽东彼此唱和的古体诗歌》为题对郭沫若与毛泽东之间唱和的古体诗词创作及其作用进行了分析解读。除了上述几种研究形式，后来各种类型的研究络绎不绝。2002年美国衣阿华大学出版社出版了伊德·富尔森编辑的《惠特曼在东方与西方：解读惠特曼的新语境》，其中有两篇关于郭沫若诗歌的论文分别是区鉷的《郭沫若〈女神〉和惠特曼〈草叶集〉中的泛神论思想》和刘荣强的《惠特曼在中国：新文化运动中的郭沫若诗歌》。
郭沫若诗歌在海外的研究工作较译介工作要晚将近四十年，而且它在不同国家和地区的发展水平和程度也因地而异。总的来说，郭沫若诗歌在发达国家和地区的研究开始的最早、研究得最深，而且研究工作在同一地区不同时期也会因政治环境、文化自由度等社会条件的不同呈现不一样的色彩。民主程度不高的时期，研究工作的官方色彩、批判色彩会比较浓重；自由度较高时期，非官方的研究工作便轰轰烈烈地开展起来，客观的文学价值评判标准继而占领学术道德高地，以意识形态对抗为目的的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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术政客便无地自容。相信将来的学术自由的气氛会越来越浓烈，对郭沫若诗歌的研究工作也会越来越理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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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 论
郭沫若诗歌的海外传播史已将近一百年，传播的范围也从一开始的东亚文化圈扩展到欧洲、北美、大洋洲等多个角落。本文从时间和地域两个纬度，译介和研究双重视角来绘制一张郭沫若诗歌海外传播史的世界地图。从一开始仅局限于社会主义国家范围内的出于政治宣传目的的传播研究，到逐渐扩展到西方国家的传播研究，从西方世界出于意识形态对抗的带有偏见的研究，到渐渐过渡到纯文学视角的客观研究，郭沫若诗歌的译介已走过了近一个世纪，其海外研究也有近半个世纪的历史。从排斥到包容，再到接受，这一路走得很艰难。郭沫若的诗歌只是汉文化的冰山一角，这张诗歌的传播线路图也只是更大的汉文化传播图的局部，郭沫若诗歌之路是中华文化走向全球的一个缩影。我们不奢望其他文化圈的人们能够全盘接受我们，只希望借着这张图记录下我们从被排斥逐渐到被理解的一个艰难过程，这是海内外热衷汉文化学者共同努力的结晶。随着中国国际影响力的提高，汉文化的走出去之路会越来越宽阔，谨以此文感谢所有铺路搭桥的人们，借着先辈们的辉煌事迹激励更多的后来之辈投身到汉文化的对外传播事业中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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致 谢
感谢西南交通大学四年来的精心培养，感谢我的导师对本论文各个环节的细心指导，使我对自己的研究论题有了深刻的认识，并最终完成了论文的写作，对此，我表示衷心的感谢。我的导师严谨的治学态度、渊博的专业知识、敏锐的学术思维、精益求精的工作态度以及诲人不倦的师者风范是我毕生的学习楷模。同时还要感谢其他老师给与的帮助支持，老师们高深精湛的造诣和严谨求实的治学精神将永远激励着我。对众老师的关心和帮助，在此，谨向老师们致以衷心的感谢和崇高的敬意！
其次感谢父母对我二十多年来辛勤的养育之恩，并让我获得了一定的知识并最终走向社会，为社会贡献自己的一份力量。
此外我还要感谢我的同学在论文写作过程中给与我的极大的鼓励和帮助，在与他们交流的过程中，我受到了很大的启发，研究视野和写作思路得到了拓展，才得以更好地完成毕业论文。
最后，我要向在百忙之中抽空对本论文进行审阅、评议和参加本人论文答辩的各位老师表示感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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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文献
英文文献
[1] Achilles Fang：“From Imagism to Whitmanism in Recent Chinese Poetry:A Research for Poetics that Failed”[A],19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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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岩佐昌暲：《记日本对郭沫若〈女神〉的研究》[J]，《郭沫若学刊》[J]，2012年第2期：54~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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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周锦：《中国新文学简史》[M]，台北成文出版社，1980年.
[16] 宗白华等：《三叶集》[M]，安徽教育出版社，2006年8月：122~1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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