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答题”部分
三、简答题
1、何谓文化和地域文化？
最普遍的文化定义就是人类创造的一切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的总和，这就是人们常说的广义文化的概念，如《辞海》中对“文化”的解释就是“文化，从广义来说，指人类社会历史实践过程中所创造的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的总和”。狭义的文化则指精神文化，包括社会的意识形态以及与之相适应的制度和组织机构。
地域文化就是一定地域内历史形成并被人们所感知和认同的各种文化现象。地域文化具有历史性、地域性和独特性的特点。
2、安徽的三大文化圈是什么？各有哪些特点？ 1、安徽的三大文化圈是什么？各有哪些特点？
安徽文化在其长期的发展中，由于地理环境和人文环境的不同，在安徽大地上形成了三个各具特点的区域文化，即淮河文化、皖江文化、徽州文化，它们共同构成了安徽文化。
淮河文化圈一般指由淮河沿岸及淮北地区构成的区域文化带。淮河文化作为融合中原文化、吴楚文化基础上形成的一种区域文化，具有兼容性和过渡性的特点。
皖江文化圈其范围大体接近于现在的皖江经济区域，即安庆、芜湖、马鞍山、铜陵、池州、巢湖、宣城市（除绩溪县）和滁州市东部。皖江文化圈基本特点（1）古皖文化源远流长（2）皖江文化内容丰富，底蕴深厚，异彩纷呈 （3）皖江文化具有水文化的特点 （4）开放创新意识浓。
徽州文化是指原徽州府属下歙县、黟县、休宁、祁门、绩溪和婺源（今属江西省）等六县所出现的既有独特性又有典型性的各种文化现象。徽州文化主要特点是（1）徽州文化内涵丰富，具有丰富性、辉煌性、典型性（2）徽州文化是一种典型的儒学文化。
3、安徽文化具有哪些基本特点？
安徽文化在其长期历史发展过程中，形成了如下一些主要特点。 （一）安徽文化具有延续性 （二）安徽文化具有兼容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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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安徽文化发展具有多样性 （四）安徽文化发展具有不平衡性 （五）安徽文化具有开拓创新性
4、老子哲学中“道”的内涵包括哪些方面？
作为老子哲学体系核心的“道”的内涵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道是真实存在的，道是物，却是浑然一体之物。“其中有物”、“其中有精”，尽管它的存在是恍惚的，但却是真实可信的。
第二，道是万物的根本。在老子看来，整个世界万事万物都是从“道”派生出来的，“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老子所言“道生一”，既有指万物形成之前的状态，也表示道成为万物得以统一的原则，有了这样的状态和原则，分化为天、地，并通过阴阳变化产生和气，阴、阳、和三气化合再产生出万物来。
第三，道是万物运动的规律。万物的生长衰亡，皆由道支配，尽管道作为规律并非有意识、有目的的主宰，但万物的存在和发展又莫不遵循一定的规律和法则，这就是“道恒无为而无不为”。
5、如何正确看待庄子的人生哲学？
庄子的人生哲学是对人生的理想境界和实践方法的思考，它立足个人生存的困境并试图超脱出来，这是庄子思想的核心部分。庄子生活在战国中期，这是一个沉沦的时代，庄子深刻理解并怜悯时代的痛苦，因此，如何从怜悯世人的苦难与罪恶的精神重压下求得解脱，就成为他的思想的核心内容。庄子取法老子的“道”和“无为”，强调个体生命对痛苦的解脱，但由于在现实中无法实现，所以只能作精神上的无为和逍遥，在虚静的心灵世界幻想与自然冥合为一，获得精神自由。
6、老庄哲学对于后世的影响有哪些？
老庄哲学的主要思想包括：通天下一气的宇宙论；逍遥、齐物的自由境界；至仁无亲、贵真的伦理主张；虚静无为的社会管理；共利共给的经济主张。从学术发展的角度看，老子开辟了一条从天地万物、社会人生的根源探寻人类社会的依据、准则、行为方式和理想状态之路，这与同时代的儒家从文化传统和现世伦理中寻求人生、社会法则、规范、价值和理想状态的探索有着不同的发展方向。庄子是继老子之后的思想家，他在老子思想的基础上作了进一步的继承和发挥，成为先秦道家学术的集大成者，并使道教文化真正得以流行并产生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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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影响，庄子前承老子之学，后启玄学之风，在道教思想史上居于承前启后的地位。
7、为什么朱熹被看作理学的集大成者？
朱熹作为二程的嫡传弟子，继承程颢、程颐的天理论思想，同时吸收了周敦颐关于太极的学说和张载关于气的理论，朱熹将这三者糅合在一起，并综合北宋理学诸家学说，建立起庞大的哲学体系，将传统儒学提高到前所未有的哲理化高度，成为理学思想的集大成者。他在前人的基础上构建了一个以“理”为最高哲学范畴的哲学体系，这个体系包括理气论、心性论、格物致知说和知行并进说等各方面内容。
8、如何正确认识朱子之学中“存天理，灭人欲”的观点？
朱熹继承了程颢、程颐的人性论思想，认为“理”表现在人这方面就叫作性。他将人性作了“天命之性”和“气质之性”的区分，前者来自作为世界本源的“理”，后者得之于人生来固有的感情、欲望等构成身体的“气”。人是理与气结合而生成的，由于理是至善的，因此天命之性也是无有不善的，至于气质之性则有善有恶。他一方面把道德看成为人人固有的天赋本性，另一方面又以所谓气禀的清浊不同来解释天生的贤愚差别和富贵贫贱的根源，并肯定了后天的教化对于人复归善性的意义。人心和道心是同一个精神主体，从追求和满足于耳目的欲望来说，就是“人心”，从追求和实行天理上来讲，就是“道心”。朱熹肯定了正当的饮食之类的欲望乃人之本能需要，也认为人人都有道心，所谓圣人就是精察道心，不杂耳目私心杂念，专一于天理的人，一般人通过“去人欲，存天理”的修养方式可以达到，前提是要求人们的一切思虑，一切动机，都必须符合道德标准，一切有违“天理”的要求都必须消除干净。
9、徽州的理学家对于新安理学的发展起了哪些作用？
南宋既是理学的集大成时期，也是新安理学崛起的时代。除了朱熹以外，新安还涌现了一大批杰出的理学家，如：程洵（字允夫，婺源人）、程大昌（字泰之，休宁人）、吴儆（字益恭，休宁人）、程永奇（字次卿，休宁人）等等。他们大多是朱熹的学生和学术酬唱之友，在学派上以朱熹为中心，学术上以朱子之学为宗旨，因而形成了以朱熹为核心的学派。宋元两代，徽州涌现了无数杰出的具有影响力的理学家，将新安理学推向了顶峰。明代是新安理学由盛转衰时期，明代新安理学的“三大家”——朱升、郑玉和赵汸，提出了求“本领”、求“真知”、求“实理”的新的治经主张，形成了元明之交及在明初新安理学中，反对元代先儒盲目迷信、循途守辙的思潮。明末清初，随着新安理学内容人才的凋零和学术界风气由“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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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向“汉学”的转移，理学的发展已到了穷途末路，尽管新安理学家仍有不少人以弘扬朱子之学为己任，但无法改变新安理学走向终结的命运。
10、什么是圩田？试述它在安徽的产生和发展的情况。
圩田，也叫围田，沿江、濒海或滨湖地区筑堤围垦成的农田。地势低洼，地面低于汛期水位，甚或低于常年水位。
圩田的出现是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安徽农田水利建设的突出成就，而到了唐宋时期，安徽的圩田有了重大发展并迅速走向高峰期。唐宋两代特别是宋代，安徽兴建的圩田不仅数量多、规模大，而且形成了相当丰富的兴建圩田的理论，对扩大耕地面积、发展农业生产起到了积极作用。唐宋时期，随着南方人口的增加，劳动力的充实，加上先进农具的推广和生产技术的提高，大江南北已大量修筑圩田并日趋完善。宋代安徽境内，由于圩田多，往往圩圩相接，形成了辽阔的圩区，水系相通，连成一片。圩田的发展，带来了生产的大发展。 11、在青铜冶炼和铁器制作方面安徽有哪些突出技术成就？
安徽冶炼青铜和制作使用青铜器的历史是很古老悠久的。春秋战国时期，安徽青铜器的铸造、纹饰技术的进步更是突出。在铸造技术上，不仅过去使用的浑铸、分铸的方法有了进一步的发展，而且出现了新的焊接技术。西汉前期，皖南的工匠们就已掌握了铜镜的抛光技术，成书于西汉前期的《淮南子》记录了这一工艺过程。这种抛光技术一起沿用到近代。安徽战国时代江淮间已相当普遍地使用铁器。在寿安丰塘、寿春城遗址和淮南的东汉遗址中，出土了一批犁、锄、镰、锸、斧、锯、凿、叉等铁工具。它们是皖县铁工业发展的证明。
12、梅文鼎有哪些科技成就？
梅文鼎一生活了89岁，著书88种之多，其中绝大多数是天文、历法和数学著作。梅文鼎历法著作大致可以分为五类：其一，对中国古代历法的考证、补订和研究；其二，对西洋新法的疏解，并融会中西；其三，回答别人的疑问和授课的讲稿；其四，天文仪器的考察和说明；其五，方志中的天文部分。其对天文学的贡献是多方面的，仅解释《授时历》、《大统历》中未载的计算原理、校补一些计算用表，就给后人阅读原历本带来很大便利。如平立定三差法及弧矢割圆术等，就是由于梅文鼎等人的阐发才使后人得明其真谛的。梅文鼎被誉为“历算第一名家”。
梅文鼎对清代数学的贡献也很大。梅文鼎数学著作据记载有26种，其内容遍及遍及初等数学的各个门类——算术、代数、几何、三角和球面三角等。梅文鼎将他的26种数学著作总其名为《中西算学通》，充分表达了他会通中国数学的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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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明清时期安徽有哪些突出的科技成就？ 一、数学、天文学方面的成就
明清时期商品经济的繁荣，促进了商业数学的发展，尤其是徽商对数学的重视，在历史上是少见的。徽商编了不少应用商业数学书籍，如《铜陵算法》、《算林拔萃》、《庸章算法》、《算法纂要》等，其中影响最大的是程大位的《算法统宗》。清代安徽的天文学研究在全国占有重要地位，其中梅文鼎更被誉为“历算第一名家”，梅文鼎对清代数学的贡献也很大，梅文鼎数学著作其内容遍及遍及初等数学的各个门类——算术、代数、几何、三角和球面三角等。 二、医学方面的成就
明清两代是安徽古代医学史上的鼎盛时期，医学人才济济，医著宏富，医学理论和临床各科都有诸多发明，为丰富和发展祖国医学做出了重要贡献。尤其是新安医学在全国独树一帜，令人瞩目。 三、物理学方面的成就
明清两代，随着安徽科技的空前繁荣，物理学领域随之出现著名学者及重要成就，较突出的是朱载堉和他的十二平均律，方以智撰述《物理小识》，以及郑复光《镜镜詅痴》。
14、什么是书院制度？
书院，是我国古代一种特有的教育组织形式，它既是独立于官学制度之外的学校制度，又是与教育密切结合的学术研究机构。它发轫于唐，至宋形成制度，南宋时大盛，迄明、清发达完备，为我国古代重要的教育制度。书院制度对于传递我国古代文化，传播学术思想，发展教育事业，培养学术人才，丰富教育理论与经验。
15、书院制度在安徽发达的原因及表现如何？
安徽在全国是书院产生最早，也是最发达的一个省区。宋时，书院兴起并形成制度，安徽书院数量随之大增。安徽不少书院由硕师名儒主持讲学，如宋儒侱大昌主讲休宁西山学院，硕儒汪莘主讲休宁柳溪书院，曹泾等主讲合肥西畴书院，文澄源主讲峨岱书院等。因此，书院教学质量很高，为书院赢得了社会声誉。有元一代安徽书院与全国同步继续发展。绝大多数书院由名儒名师主持和主讲，如胡炳文主讲明经书院，郑玉、鲍元康主讲师山书院，曹泾主讲西畴、初山书院，汪一龙主讲晦庵书院，胡一桂主讲湖山书院，等等，其中很多人是南宋具有民族气节的名儒学者，入元不仕，退而讲学的，这是当时安徽书院发达的重要原因。明清时期，在我国封建教育制度走向衰落、消亡和西学东渐、实学兴起的背景下，安徽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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却在宋元发展的基础上，继续蓬勃发展，并盛极一时。明代安徽书院至少在138所以上，大多兴建于明中叶以后。此时，书院的分布仍以皖南为主，但呈向皖中、皖东、皖西发展的态势。清代安徽书院总数在203所，此时，政府官员开始掌管书院诸如择山长、选教育、收学生到课业、课考、廪养、俸禄，以及参加科考、取任等方面事务，官办书院成为清朝安徽书院的最重要特色，书院实际蜕变为官学的附庸，成为科举的预备场所。
16、试述近代安徽教育变革的背景及表现。
清末，废科举，行新学，安徽的文化教育仍位于全国前列。早在清同治十一年（1872），安庆就曾办有尚文小学堂；安徽第一所高等学堂——安徽省求是学堂，创办于清光绪二十四年（1885），比清政府正式颁布学堂章程还早4年。1901年，清政府重申将各省书院改为学堂，之后安徽各地先后建起了一大批中小学堂。从新式学堂的创办到辛亥革命的十几年间，乃是安徽新教育的草创时期。这一时期建立起来的各类近代学堂，已开始用资本主义教育方法施教。课程内容增加了自然科学知识和实业教育，各级学堂都有具体的学习年限与培养目标，因此，较之封建教育大大前进了一步。这一时期的教育思想，仍是“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改良主义的新学思想。但新式学堂的创办和发展，毕竟为宣传科学文化知识、启迪民主自由、开通民智，和为后来的新文化运动准备了条件，也为安徽新式教育的创建和发展奠定了基础。
17、比较“三曹”诗歌的异同。
中国文学史上的“三曹”指汉魏时期的曹操、曹丕与曹植父子，他们是建安文学的代表作家。
曹操的诗歌今存约20篇，全部是乐府诗体。曹操继承了《诗经》的传统，反映现实，抒发情感。例如《短歌行》、《步出夏门行》。曹操诗文辞简朴，直抒襟怀，慷慨悲凉而沉郁雄健，带有明显政治家的气魄。曹操还有一些诗歌把汉末动乱的现实和人民的苦难深刻地反映出来，因而被称为“汉末实录”。例如他的《薤露行》、《蒿里行》等。他的诗作朴实无华，不尚藻饰，以感情深挚、气韵沉雄取胜。这一时期诗歌慷慨悲凉的特色，在他的诗歌中表现得最为典型。
曹丕的诗歌今存约40首，绝大多数是乐府。如《芙蓉池作》、《于玄武陂作》、《夏日诗》、《黎阳作》《燕歌行》、《杂诗》等。曹丕的诗歌多模仿民歌来叙事抒情，善于取材闾间小事。他的诗歌笔致细腻，语言流畅，偏重抒情，格调清新。特别是一些以游子、思妇为题材的作品，一般都写得凄婉动人。如他的《燕歌行》，这是今存最早的一首完整的七言诗，叙述了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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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女子对丈夫的思念。笔致委婉，语言清丽，感情缠绵，写景与抒情巧妙交融。曹丕诗语言平白，倾向民歌化，具有与《古诗十九首》类似的风格与艺术境界。
曹植现存诗80多首，他的创作以建安二十五年（曹丕登基）为界，分为前后两期。前期作品主要有三类，一类感时伤乱，如《送应氏》二首写洛阳荒芜残破景象，《泰山梁甫吟》写边海人民极端贫苦的生活，都流露出对百姓的深切同情；另一类抒发建功立业的理想抱负，洋溢着乐观、浪漫的情调。如《白马篇》借英姿飒爽、急赴国难的游侠儿的形象，表达了自己“捐躯赴国难，视死忽如归”的豪迈感情。再者就是表现贵公子的优游生活，如《斗鸡》、《公宴》等。后期主要抒写自己遭遣被弃的悲愤。 他的诗歌很重视从汉乐府民歌中汲取创作养料，他善于运用传统的比兴手法，往往在诗歌开篇就能传达出某种浓郁的情绪，给人以强烈的印象。曹植除了民歌体的作品外，还有大量辞藻考究的文人诗，例如《赠白马王彪》等。可以说曹植的诗歌体现了我国古典诗歌从朴质无华的民歌向体备文质的文人诗转变。他对诗歌的题材和内容进行了多方面开拓，文采气骨兼备，取得了很高的成就。
18、唐代安徽两大诗人群体各有哪些代表作家和作品？
唐代是诗歌的时代，此时安徽诗坛最突出的特色就是出现了池州诗人群和宣州诗人群。这两个诗人群体及其创作的诗歌非常具有安徽地域文化特色。
池州诗人群代表人物有杜荀鹤、费冠卿、张乔、殷文圭等，主要活动时期为唐宪宗～唐哀宗年间（805～907）。杜荀鹤，池州石台人，是晚唐著名的现实主义诗人。其诗语言通俗、风格清新，自成一家，后人称“杜荀鹤体”。费冠卿，池州人。隐居九华山期间，写了不少咏吟九华山诗篇。如《答萧建问九华山》将九华山秀美风光和佛教人文景象充分体现，也成为历史上吟赞九华山的佳篇之一。还有池州人张乔、池州青阳人殷文圭等。
宣州的诗人代表人物有刘太真、许棠、汪遵等。主要活动时期为唐玄宗～唐哀宗年间（712～907）。刘太真，宣州人，著有诗文集30卷，《全唐诗》仅存诗3首。其中就有一首是写他故乡宣州东峰亭的《宣州东峰亭各赋一物得古壁苔》。许棠，泾县人，《全唐诗》存其诗2卷，计150余首。汪遵，宣州泾县人，《全唐诗》存其诗1卷。
19、分析唐代诗人杜荀鹤的诗歌特色。
杜荀鹤，晚唐著名的现实主义诗人。其诗语言通俗、风格清新，自成一家，后人称“杜荀鹤体”。他的作品中有不少是反映唐末军阀混战下的社会矛盾和人民悲惨遭遇，例如他的《山中寡妇》、《自江西归九华有感》、《题所居村舍》、《乱后逢村叟》、《旅泊遇郡中叛乱示同志》等，都相当具有现实主义的写实精神和社会意义。这位安徽著名的诗人，长期生活在池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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置身于九华山怀抱，对家乡风物十分热爱，因此吟咏九华山的诗篇甚多，具有鲜明的地域色彩。这类诗歌有《山居寄同志》、《寄李隐居》、《醉书僧壁》、《溪岸秋思》、《秋日怀九华旧居》、《闲居书事》等多篇。诗人用大量的作品展现九华山的风光。这些诗歌都堪称质朴明畅、清新秀逸的佳作。
20、分析唐代诗人张籍的诗歌特色。
张籍是中唐时期新乐府运动的积极支持者和推动者。其乐府诗多数是反映当时社会现实之作，表现对人民的同情，如《征妇怨》、《野老歌》、《促促词》、《山头鹿》、《筑城词》、《董逃行》、《废宅行》等。张籍诗中还有一类描绘民间风情和生活画面，如《采莲曲》、《江南曲》、《春江曲》等。《江南曲》全诗清新秀丽，极富江南水乡的生活气息，宛如一幅民俗画卷。张籍乐府诗艺术成就很高，他善用素描手法，细致真实地刻画各种人物形象。语言通俗平易而又凝练雅致，常以口语入诗，很有民歌的风味。在他的乐府中看不到什么生涩难通的词句和难解的典故，平平道来，流畅明白，就连他的五言律诗，也受到这种语言风格的影响，写得轻快而不生涩。总体上说他的诗歌题材广泛，风格清雅通俗，对晚唐诗坛影响很大。
21、安徽宋代有哪些代表诗人？
北宋安徽文人的诗歌创作，大致可以分为两派：一派是以梅尧臣、郭祥正、杨杰等人为代表的“革新”派，他们的作品源于生活，风格上多承古体，反对西昆体浮靡的词风，艺术成就较高；另一派是以吕公著、吕希哲等人为代表“教化”派。他们重道轻文，提倡以理入诗但缺乏现实生活内容。这两派各有特点，共同构成北宋安徽诗坛的风貌，也是整个北宋诗歌创作的缩影。
南宋安徽诗坛也比较活跃。一些词人如汪莘、方岳等也善诗，还有黟县的程迈、祁门的汪伯彦等诗人，在创作风格上多受江西诗派的影响。
22、简述宋代安徽作家的诗话创作。
“诗话”是古代评论诗歌、诗人、诗派，记录诗人言论、事迹的著作。两宋安徽作家的诗话创作也呈现出繁荣的局面。前后出现了《诗总》、《苕溪渔隐丛话》、《紫微诗话》、《童蒙诗训》和《竹坡诗话》等较有影响的诗话作品。其中最著名是《诗总》和《苕溪渔隐丛话》。
《诗总》是北宋一部重要的诗话总集，今又名《诗话总龟》，作者阮阅。《诗总》共十卷，共“一千四百余事，共二千四百余诗，分四十六门而类之。” （《诗总·自序》）。内容丰富，并首创分门别类辑集诸家诗的体例，既克服了以前诗话作品不注出处、不利检索的弊病，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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便于文人学者作相类题材的参照研究。
《苕溪渔隐丛话》是中国文学史上一部著名的诗话集，作者胡仔。此书是胡仔穷一生之力的杰作，分前后两集，共100卷，50余万字。涉及上百位古代诗人作品的思想内容、艺术技巧、格律、掌故等。《苕溪渔隐丛话》的编纂体例是以人为纲，连类而及，即写到某位大家，跟他有联系的诗人也连带介绍，均以年代为序，将作家、作品与生平事迹有机结合。有不少散佚的材料，靠此书才得以保存下来，因此意义非常重大。
23、简述宋代安徽作家的小说创作。
两宋时期安徽小说创作领域出现了一位著名的作家——秦醇，以其《赵飞燕别传》名扬后世。秦醇，亳州谯郡（今安徽亳州）人，北宋著名传奇作家，作品今存《赵飞燕别传》、《骊山记》、《温泉记》和《谭意歌传》四篇。其中，影响最大的是《赵飞燕别传》。小说揭露封建最高统治者的荒淫及后宫争斗中的罪恶,具有一定的批判性。在情节构思上更是十分精巧，体现了作家深厚的小说创作功底。可以说这部传奇，无论在人物刻画、情节组织还是文辞上都不失为一篇优秀的文言小说。北宋安徽小说作家，还有全椒人张洎，他有文集50卷，其中《贾氏谈录》1卷，记叙唐代轶闻奇事，此笔记小说对了解唐代台阁和社会风气有一定史料价值。
24、简述南宋安徽豪放派词人张孝祥作品的艺术特色。
张孝祥，南宋豪放派代表词人。张孝祥词在思想上具有强烈的爱国主义精神，内容多要求国家统一，反对苟且偷安，在艺术上也取得了较高成就。例如其著名长调《水调歌头·闻采石战胜》，该词既歌颂了抗金将领的功业，又写到了对中原失地的怀念，可谓喜中含愁，慷慨而又悲壮。全词笔墨酣畅，豪健奔放，表现出词人深厚的爱国之情。
张孝祥还有些写景抒情的词作，同样具有豪迈磊落的风格。例如他的《念奴娇·过洞庭》一词。上阕描写洞庭湖美丽景色，下阕抒发“肝肺皆冰雪”的高洁胸怀，全词境界清疏空阔，情调慷慨坦荡，是一首情景相融的佳作。除豪放之作外，张孝祥也有些清丽飘逸的小令。不过其词的主旋律还是激扬豪迈的爱国情怀。他的词因为是凭激情进行创作，所以情感连贯，热情澎湃，语言流畅自然，又能融前人诗句而不见雕琢痕迹。总之张孝祥词继承和发扬了苏轼的豪放一派，又下启辛弃疾爱国词派的先河，对宋词的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
25、简述南宋安徽豪放派词人方岳作品的艺术特色。
方岳，南宋著名诗人、词人，安徽祁门人。方岳其词多慷慨激昂的爱国之作，风格类似辛弃疾，善用长调抒写国仇家恨。如他在《满江红·九日冶城楼》一词中言道：“且问黄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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陶令后、几番重九。应解笑、秋崖人老，不堪诗酒。宇宙一舟吾倦矣，山河两戒天知否。倚西风、无奈剑花寒，虬龙吼。” 他还有不少祝寿与自寿之词，往往借此激励爱国情怀。方岳词风慨慷悲壮，豪气不减辛弃疾，散文化及用经史入词的倾向也与辛相近。在宋代安徽词苑，他也是张孝祥后成就最高的安徽词家。
26、简述清代桐城派的发展历史。
桐城文派又称桐城派或桐城古文派，因其创始及代表人物均系桐城人而得名。桐城文派的历史可以上溯到明末清初。桐城人方以智、钱澄之、戴名世，在古文理论和创作实践上，初步体现桐城文派的某些特征，可以认作桐城文派的前驱。其中戴名世更被看作是桐城派的奠基人。桐城派文论体系的真正形成，始于方苞，经刘大櫆、姚鼐而发展成为一个声势显赫的文学流派。方、刘、姚被尊为“桐城派三祖”。姚鼐之后，桐城派先后有“姚门四杰”：梅曾亮、管同、方东树和姚莹。他们又广为授徒，其弟子有桐城戴存庄、苏停元、方宗诚、陈澹然，合肥徐子岑等。后曾国藩创“湘乡派”，实为桐城派变体。“曾门四大弟子”为武昌张裕钊、桐城吴汝纶、遵义黎庶昌、无锡薛福成。他们将桐城派的影响进一步拓展。燕、冀弟子多达数百人。其后桐城派的代表人物有桐城马其昶、姚永朴、姚永概以及吴汝纶之子吴闿生等，以马其昶声誉最高，有桐城派“殿军”之称。省外桐城派著名文人还有严复、林纾等，追随者更是数以千计，直至“五四”运动后桐城文派才逐渐退出历史舞台。
27、简述清代桐城派的文学主张。
桐城派文论体系的真正形成，始于方苞，经刘大櫆、姚鼐而发展成为一个声势显赫的文学流派。方苞继承明代散文家归有光的“唐宋派”古文传统，提出“义法”主张：“义”是指文章中心思想即儒家思想；“法”是指表达中心思想的形式技巧。方苞“义法”论的创立，为桐城派的发展奠定了理论基础。刘大櫆发展了方苞的“义法”论，偏重于古文的艺术探讨，提出 “神气”、“音节”、“字句”为文章要素的理论。作为桐城派的第三代祖师，姚鼐在前人的基础上，提出了义理、考据、词章三者合一的主张，使桐城派文论具有更完整的体系和理论性。
28、简述胡适的文学主张。
胡适1917年1月《新青年》2卷5号上，胡适发表了《文学改良刍议》，提出改良中国文学的八点主张：“一曰，须言之有物；二曰，不摹仿古人；三曰，须讲求文法；四曰，不作无病之呻吟；五曰，务去滥调套语；六曰，不用典；七曰，不讲对仗；八曰，不避俗语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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字”。同时他将“形式上的革命”作为文学变革的起点，认为文言作为文学的工具已丧失了活力，从而明确地提出了以“白话文学”为“中国文学之正宗”的主张。
29、分析《尝试集》的思想和艺术特征。
《尝试集》，是现代文学史上第一部白话新诗集，也是胡适文学主张的自我实践。《尝试集》的内容，大致可分为以下两类。第一类是反对封建专制，歌颂民主自由 ；第二类作品，多是一些个人的小感触，小志趣，反映了现代知识分子某些生活侧面和思想感情。 在诗歌艺术发展上，《尝试集》也是一个进步，主要表现在一是突破旧诗藩篱，大胆创新诗体。二是吸取中外诗歌艺术长处，探索新诗创作方法。
30、道家哲学中的哪些思想成为道家的修炼方法和养生思想的依据？
道教哲学的源头之一是道家哲学，道家哲学可以被看作是道教的主要支撑点之一。被道教尊奉为太上老君的老子，著有《老子》一书流传于世，该书被尊为《道德真经》。老子对哲学的最大贡献，在于第一个将“道”作为哲学的最高范畴，把它概括为事物存在和变化的最普遍的原则和规律，并将其看成宇宙本源、本体和万物的本性。道家崇尚的“道”，是一种超乎形象的宇宙最高法则，有神秘化的倾向。道教进一步夸大了“道”的超越性、绝对性，把“道”变成具有无限威力的全知全能的至上神的代名词。老子的否定的思维方式从有溯无，即逆思维以寻根，谓之“返朴归真”、“归根曰静”，这种思想是道教修炼的哲学依据之一。另外，《老子》一书中关于“静观”、“玄览”的认识论，养气、“专气致柔”、守道抱一等养生学说，自然无为、贵柔贵谦的处世态度，都成为道教修炼方法和出世思想的依据。
31、葛洪对于道教的发展起了哪些作用？
在魏晋南北朝时期，由于葛洪等人先后对道教的整顿和改造，道教逐渐由分散的原始状态进入了相当统一的成熟阶段，由民间宗教逐渐取向贵族宗教，在一定程度上得到了统治者的扶植和崇奉，逐步成为官方宗教，并为隋唐道教的进一步发展和繁荣奠定了基础。葛洪是道教史上承前启后的代表人物。他继承了神仙家的传统，贬低张角等用符水治病等原始道术，反复论证了神仙的实际存在，提倡通过金丹等术修炼成仙，将原始道教从救世度人引导到个人度世成仙。葛洪知识渊博，著作很多，代表著作是《抱朴子》，分为《抱朴子内篇》和《抱朴子外篇》，前者为道教论著，着重阐述道教的宇宙观，反复论证神仙的实际存在，人可以修炼成仙。《外篇》则是专言人事的著作，以托古讽今的方式议论时政得失，讽刺世俗，提出治民之法。葛洪的《抱朴子内篇》是道教史上一部具有比较完整的理论体系和记载多种方术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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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要著作，葛洪以该书将道教理论系统化，成为改造民间道教的重要的道教理论家。他将道教理论同儒家思想紧密结合，以道为本，以儒为末，在方术中以金丹为主，包容兼蓄。
32、道教对于我国古代科学文化所起的作用有哪些？ （一）道教与中国古代科技
道教在中国科技史上有着明显的贡献，其外丹、内丹等修炼方术就包含了中国古代的化学、冶炼学、药物学、生物学乃至医学、气功等各方面的科技成份。他们所着的各种外丹书，保存着丰富的古代化学原始资料，葛洪《抱朴子》的《金丹》、《黄白》2篇是其中的代表。这些试验成为古代的著名医案，它们在中国医药发展史上功不可抹。葛洪《肘後备急方》是最早记载结核病、天花等传染病的着作。南朝著名道士陶弘景撰《本草集注》、《药总诀》、《肘后方百》等均是中国古代药物学名着，至今仍具参考价值。道教炼内丹也是为了长生成仙，但它的修炼方式含有古代养生学的原理，以及气功许多功法，说明了内丹蕴藏着某些科学的成份。道教经典总集《道藏》内容十分广泛，除了道教理论外，还包括了政治、哲学、医药、化学、生物、保健、天文、地理、文学、艺术等方面的着述，堪称中国文化宝库。 （二）道教与中国古代文学
中国古代文学中有很多关于道教的诗、词、戏剧、小说。道教崇尚神仙，魏晋南北朝时就出现了《游仙诗》、《步虚词》，这些诗歌或借神仙之说抒发情怀，或描绘神仙飘逸轻举之妙，道教代表人物陶弘景、陆修静等，均是写此类作品的能手。唐代诗人李白受道教影响很深，世人誉之为“诗仙”，诗作亦颇具神仙思想。元、明以后也有很多戏剧、小说以神仙故事、道教人物故事为题。道教尊奉的“八仙”就多次成为不同体裁作品的主角，是家喻户晓的故事人物。
（三）道教与中国古代艺术
在艺术上，道教对中国古代的绘画、雕塑、书法、音乐都有影响。历代的神仙画、神仙像既是道教神像，又是极珍贵的艺术品。晋代王羲之、王献之等都是尊奉天师道的着名书法家。道教的音乐优美悦耳，它吸收了宫廷音乐、民间音乐、佛教音乐的营养，形成了特殊的艺术风格，是中国古典音乐中的宝贵财产。
33、齐云山作为道教名山的历史地位是什么？
齐云山作为道教圣地，始于唐代。据史料记载，唐朝乾元年间，道士龚栖霞云游至齐云山，隐居于天门岩修炼传法；虽无建迹，却留下道教遗踪。南宋宝庆年间，道士余道元自黟北（黄山）游至齐云山天门岩，得潜师天谷子印记“宜我室此”，遂拜请于居士金安礼、金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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龙，建佑圣真武祠于齐云岩。此后云游道士纷至沓来，崇拜道教的居士信徒，纷纷献地输财，筑祠建观，香火日盛，从而创立了齐云山的道教基业。明代中后期，齐云山道教进入鼎盛时期，明嘉靖帝等多次派使臣来山朝拜，并且亲自为宫观撰写碑铭、匾额，一时成为道教正一派的活动中心。古今往来，齐云山以它的香火鼎盛，奇观圣景与神秘玄奥，吸引了众多虔诚的教徒以及文人雅士。朱熹、王阳明、徐霞客、海瑞、戚继光、唐伯虎、袁宏道、郁达夫等都曾造访。他们登临齐云山，寄情于峰岩幽洞，或赋诗题词，或树碑为记，纷纷盛赞名山，一时传为佳话，就连乾隆巡游江南时也不甘寂寞，留下了“天下无双胜境，江南第一名山”的赞语，为齐云山留下了珍贵而丰厚的历史文化遗产，这些都无疑肯定了齐云山作为道教名山的历史地位。
34、佛教“四谛”的具体内容是什么？
四谛，又作四圣谛。谛即真理。四谛包括苦、集、灭、道四个方面。“苦谛”是佛教的出发点。佛教认为世事无常，人生充满了苦痛。生、老、病、死、爱别离、怨憎会、求不得这七种痛苦充斥了人的一生，并且只要身处轮回之中，这些痛苦就无法避免。“集谛”是对众生痛苦根源的解释。至于产生痛苦的根源，佛教认为正是众生贪、瞋、痴、疑等欲望招来了生死烦恼的苦果。从根本上来说，众生对于佛法真理的不察、对于宇宙真相的无知导致了种种不幸。“灭谛”，指痛苦的寂灭。达到涅槃的境界，称为灭。消除痛苦的关键在于消除欲望。因此佛家多宣扬无欲无求和四大皆空。“道谛”给出了如何达到寂灭的途径和方法。佛教主张依照佛法修行就可以脱离生死苦海，最终走向无欲、不苦、超脱的境界。
35、金乔觉与九华山有着怎样的渊源？
九华山佛教地位的突显与当时的一位名叫金乔觉的僧侣有重要关系。金乔觉，古新罗国（今朝鲜半岛东南部）国王金氏近族，早年曾经来大唐留学，汉学造诣颇深。在唐学习期间金乔觉对佛教产生了浓厚兴趣。回国后便削发为僧。唐开元七年（719年），24岁的金乔觉再次来到中土大唐，几经辗转，最后选择在九华山安顿下来，他栖居岩洞，进行了长达75年的苦修和苦行。当地人们被金乔觉的行为所感动，为其建造了寺宇，即九华山目前最古老的化城寺。无数的善男信女来到该寺朝拜，九华山的佛教由此兴盛起来。唐贞元十年（794年），金乔觉圆寂，终年99岁。其肉身三年不腐。弟子们建肉身塔以供奉，尊他为地藏王菩萨，因其姓金，又称作“金地藏”。九华山由此声名远播，成为与五台山文殊、峨眉山普贤、普陀山观音并称的地藏菩萨的道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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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6、安徽民俗文化有几大区域，各自特征是什么？
综观安徽全境，以自然区域相辨别，大致可划分为皖北、皖中、皖南三大民俗区。 淮河以北的皖北地区民俗文化源远流长，华夏古文化特色非常突出。这里不仅是道家文化的主要发祥地，而且人民历来就有习武的传统习俗，喜欢拳术、刀枪、棍棒、举砘子石锁等武技与武术项目。这种崇武风气长期沿袭下来。皖北地区以旱地作物为主，地处平原，交通方便，村落间距较大，饮食文化主要以面食为主，辅之杂粮，酿酒历史悠久。
淮河以南的江淮丘陵地区和长江沿岸地区属于华中民俗文化地区，海拔较低，冬温夏热，四季分明，降水丰沛，大部分地区可种植双季及多种经济作物，传统农业生产十分发达。因而人口多，密度大。民俗文化受田“水”的影响非常突出。水田作物，丰富而发达的渔业生产，是我国著名的“鱼米之乡”。同时，此区内江河湖泊众多，水网密布，水上交通与渔业生产十分发达，与此相关的风俗也很多。
皖南山区是安徽开发较迟的一个地区，但在明清之际却形成了十分发达、闻名世界的徽商文化。因此，徽州地区的民风民俗极有特色。如徽州民居风格、徽州饮食、风水观念、宗教信仰与节日习俗都形成了自己的特色。
37、简述安徽民俗文化的基本特征。
（一）汉民族的民俗文化是主体，但也有少数民族的民俗文化支系存在。安徽民俗文化从总体上来看，属于比较典型的华夏文化，汉民族的民俗文化占据着主体地位，各种民俗都深深地打上了中国传统文化的烙印。但是，安徽仍然不是单一的民族结构，而是一个多民族杂居省份。这些相对集中的少数民族，在自己的居住区内，保持着自己民族的文化，并形成有自己特色的民俗文化。
（二）在汉民族的民俗文化中，既有共同性又有差异性，形成了普适性与差异性的统一。由于安徽人口结构中绝大部分是由汉族人口构成的，因此，安徽境内的民俗文化总体上具有一致性和共同性。但这种一致性与共同性是就其民俗文化的主体成分和基本属性而言，它并不排斥各个地区在具体的民俗文化内容上具有某种差异。
（三）继承性与变革性的统一。民俗是人们在长期共同生活中逐渐形成的，具有相对稳定性。但并非一成不变，而是处于不断变化之中。
38、简述安徽沿江地区元宵节灯会的内容。
安徽长江沿岸各地群众在春节期间往往要举行盛大的灯会，除欣赏千姿百态、争奇斗艳的彩灯外，还观看各种传统舞龙灯、舞狮以及小戏、杂耍等，而且连续多日，其规模之宏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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气氛之热烈，人心之激奋，非同一般。元宵灯会一般在节前开始组织，在元宵夜形成高潮。沿江灯会，以铜陵的元宵灯会较有代表性。铜陵灯会灯的种类很多，但以耍龙灯为主体。其他演出有舞狮子、踩高跷、台阁、花挑、划旱船、跑驴、蚌壳精等，旧时还有种种神佛像入世与会，如财神、文昌、地藏王等。沿江其他市县元宵节举行灯会，其内容和形式跟铜陵灯会大体相似。一般来说，在元宵节前，都要在主要街道口树起高大的彩色牌楼，上缀大大小小各式花灯，家家店铺和机关门前也悬挂花样不同的彩灯，如八角宫灯、跑马灯、大红纱灯等。灯会期间，通街璀璨夺目，彻夜如昼。一对对玩灯的队伍，也举着各式各样的花灯，并伴以旱船、地戏等，从四面八方涌上街头戏耍。城内和郊区的群众也都赶来观赏。街上人流来往，喧声笑语，气氛热烈，一派欢腾景象。
39、在安徽不少地区，小孩子佩戴“端午锦”，有什么文化寓意？
安徽不少地方端阳节还有给小孩子儿佩戴端午锦的风俗。端午锦的代表物是用五颜六色的丝绒线织成内装香料的锦囊，俗称香囊或香荷包。香料主要是香草、大蒜、樟脑、雄黄、陈香粉等。俗传，节日佩戴饰物可以辟邪。端午锦一般为亲娘亲手缝制。如铜陵民间妇女以彩色布、乡花绒等制作老虎、粽子、菱角、香袋（内装苍术等中草药）等给小孩佩戴、也有的地方为舅妈、姑姑、姨妈、外婆缝制。如涡阳妇女（外祖母、舅妈）用象征太阳黄经的黄布缝制绣有虎头、“五毒”的兜肚、黄鞋给外甥、小侄儿们穿戴。休宁县妇女为外甥缝制红包肚、香荷包、雄黄袋、彩色粽子、樟脑串等。
40、订婚（俗称下定）在安徽各地有哪些民俗活动？
订婚俗称“下定”，是确定婚姻的重要礼仪，所以安徽各地有五花八门的民俗活动。在休宁，双方确定联姻后，男方便填好红贴（俗称“下定书”），根据女方要求送上衣料、首饰、礼银等，作为定亲依据。在黟县，下定又称作“批书”，在内页右边先写上男子的生辰八字，装入一个红封套，附写一篇请求联姻的定格文章，备志笔和新墨各一，连同“头节礼”（或称定礼、聘金）放入红皮“批书匣”内，请一名本房男性亲属带上批书匣，随媒人去女家。女方收下礼物，点烛焚香，找开“鸳鸯礼书”，由父亲或哥哥用匣中的新笔舔墨，在“鸳鸯礼书”内面左边填下女子的生辰八字，然后在封面上写“亲允大吉”4个字，送回男方，至此批书典礼就告完成，双方正式定亲。批书后，男女本人不能见面，不论对亲事是否愿意，也不许更改，“鸳鸯礼书”是旧时缔结婚姻的凭证。在嘉山又称为传庚礼，即把男的生日写在庚帖上，连同给女方的4套衣服、4色礼品、鲤鱼和猪腿、酒等，由媒人送到女方家。然后女方家把女儿的生日填在同一庚帖上，回送些礼物，便算订婚。在固镇，确定联姻后，男方即备两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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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布（富家买丝织品、穷家买麻织品或棉织品）和银质首饰，与女的庚帖一同送给女方。接着男方要送鸡、鲤鱼及果子、猪后腿等，以图“吉（鸡）利（鲤）”。自定婚到结婚这段时间，男女双方不准见面；若男方在场，女的应赶快回避，以免被人“评头论足”。在濉溪，男女双方经家长同意联姻后，男方即向女方“过启”。启上写“白玉种良田千年好合；红丝牵绣幕，百世良缘”联语，以示诚意，并遣媒人择定吉日带丝带2副、针2包、红布6尺、银耳坠两副及酒、鱼、肉、鸡、糕点等聘礼送女家。女家收下聘礼，除回送男家笔、帽等物外，另写“回启”。启帖上写“兰桂同荣，山河永固；阴阳定位，天长地久”语句，以示允诺。
41、简述宿松地区的舞龙习俗。
舞龙是中国相当普遍的民间文化艺术活动。皖西南的宿松，玩龙从年初二开始，在去外村表演前，要先在本村表演一番。出村表演之前，一般白天要下帖，若对方收下了贴，则表示欢迎，若不收贴，则表示拒绝。龙灯的队伍黄昏出发，到了收贴的村庄，首先要确定“参神”路线，即龙到各家各户去参拜，参拜时得按顺序逐门逐户前往，有“宁漏一村，不漏一户”之说，另外，要依地势由低到高前进。龙灯来到门口时，家主先要燃放爆竹，然后关上大门。这时玩龙唱彩人便在门外唱“开门彩”。“开门彩”比较简单，一般多为5句，意在祈求开门。如“口含龙珠笑金榜，姑娘开门进皇宫”。屋主人听到唱彩后，便放炮开门，迎龙入堂。龙珠来到堂屋后，唱彩人要根据主人家的不同情况，唱出不同的词句。若是新婚之家，唱彩人唱早生贵子时，玩灯人便给主人家送来一个鸡蛋，意为“送子”。唱完彩，龙灯就按从左向右转的方向出门。龙灯出门时，主人家再次鞭炮，并将准备好的粑、饼、香烟等赏给一个扛着“猫灯”的人，若是给主人家送了鸡蛋，主人要加倍赏赐。若是玩草龙，主要还要添香。至此，参神仪式便告结束。待一家一户参神结束后，龙灯便来到村中一空旷地上舞龙。舞龙时，人们多用点燃的爆竹往龙身、龙嘴里扔，舞龙者为躲爆竹，就碎步起跑，奋力舞龙，此时，龙身上下翻腾，煞是好看。特别是到了爆竹连天，火花四迸时，舞龙便进入了高潮。
42、徽商兴起的自然条件与历史背景是什么？ （一）徽商兴起的自然条件
古代徽州地处皖南崇山峻岭之中，山多田少，土地瘠薄，农业收入不足以自给，为了求得生存和发展，徽州人不得不走出丛山，经商谋利。徽州虽然“粮不足”，可是物产丰富。丰富的物产加上便捷的水陆，大大刺激了徽州人经商的积极性。 （二）徽商兴起的历史背景
明朝中叶以后社会分工的进一步扩大、江南城镇商品经济的发展以及赋役折银制度的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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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为徽州人经商提供了极好的社会条件。明代盐法变革给徽商的发展壮大带来了契机。
43、盐业是徽商经营的最主要行业，请介绍徽商盐业经营的具体情况。
从成化、弘治之际到万历中叶，是徽州盐商发展的时期。这时徽州的黄氏、汪氏、吴氏等家族中都有许多人以业盐两淮而致富。如黄崇敬，年轻时弃儒服贾，先在山东、山西、河北一带经商，后来寓居扬州经营盐业，成为财力雄厚的大盐商。歙县溪南吴氏，亦多富商之家，其中有不少人就是经营盐业的。如正德、嘉靖间太学生吴光异弃儒服贾，业盐于扬州，因其才学出众，被盐商们奉为首领。歙县丰南吴氏，更是盐商辈出的大姓。大约在弘治时，吴尚莹就以经营盐业徙居扬州。其子正学继其业，扩大了经营规模。正学之子汝钟，从父兄经营盐业。
清代的盐商，有运商、水商、场商之分。其中运商获利最多，是盐商的主体，也是徽商所把持的主要行当。湖北的汉口号称“江广总岸”，是湖广地区行盐的总枢纽，而汉口恰恰是徽州盐商称雄的地方。乾隆一朝，徽人充任汉口盐商首领而散见于记载者就有四人：歙商江承东、歙商吴钟、两淮总商江春的从弟江防、以及江禹治，他们实际上是两淮盐商派驻湖广的总代表。两淮总商的一大半都是由徽人充任的，汪廷璋、鲍志道、鲍漱芳、程量入、程之歆、江春、郑鉴元等就是其中的佼佼者。
44、请介绍徽商在典当业经营的具体情况。
徽州商人一贯热衷于经营典当业，在徽州六县之中，尤以休宁人经营典业者最多。当时徽人开设的当铺数量之多，分布之广，规模之大，资本之巨都是其他商帮所难于比拟的。
徽人开设的当铺数量极多，遍及全国各地。苏浙一带经济发达地区的典当业几为徽人所垄断。徽州典商的兴盛还表现为徽典财力的雄厚和规模的庞大。明末汪通保在上海经营典业。他的当铺规模极大，四面开门，接待顾客，又在上海附近州县开设分店。有些徽州典商因其雄厚之财力，一人开设典铺多达数十百处，使用许多人员为其经营管理。徽州典商大多采取减息让利、博取信誉的措施，以争取顾客，对于无力偿债的人，徽商甚至焚券弃债借以“市义”。经营典业必须具备丰富的专业知识与技能，否则难免受骗上当，以致亏本折利，无法经营。徽州典商世专其业，在实践中积累了丰富的经验，成为这一行业中的佼佼者。
45、请介绍徽商在茶叶业经营的具体情况。
徽州所产的茶叶数量多，质量好，花色齐全，名茶众多。这就为徽州茶商提供了充足的货源，加强了他们在竞争中的实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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徽州茶叶的销售市场也极为广阔。首先是国内市场的不断扩大。自唐宋以来，徽茶已是驰名海内的商品而被行销于全国各地。入清以后，徽州茶商更有长足的发展，全国各地都可见到他们的活动。徽茶在北方销售量极大，至清朝乾隆时期，北京已有歙人经营的茶行7家，茶商字号166家，小茶店数千家。同治时，歙人吴景隆在苏州开设“吴世美”茶店，除在当地经营批发、零售之外，主要是窨制花茶销往山东、直隶一带，每年行销量达30-40万斤。光绪年间，歙人吴炽甫在徽州、杭州等处收购毛茶，运至福州，在自己开设的“同德”茶厂内窨制花茶。花茶制成后，由海道运往天津、营口，分销于京、津及东北各处。他还在北方设立许多茶庄、茶店兼营零售业务。仅北京一地，他就设有“恒瑞”、“存瑞”、“聚星”、“源成”、“德润”、“肇祥”等字号，在张家口、宣化还分别开设了“德祥”等字号。其资本多达200万元，号称歙县南门首富。
苏浙一带是徽州茶商更为活跃的地方。杭州、苏州、上海可以说是徽茶的三大转运站，因此徽州茶商在这些城市中人数最多，势力最强。苏州的六大著名茶店，全是歙人开设的。早在康熙初年，绩溪的上庄胡氏就在上海设有“胡万盛”茶店。上海著名的大茶庄，如“程裕和”、“汪裕泰”、“程裕新”、“黄山茶庄”、“乾源泰”、“瑞生和”、“胡茂生”等都是绩溪人开设的。
湖广地区消费的茶叶主要来自皖、赣，其次来自苏、浙。徽州茶商在不但把徽州的茶叶大批运往湖广行销，而且还把江西所产茶叶之半数操于己手，行销到湖广地区。汉口的著名大茶庄如“永长春”、“朱谦益”、“四达瑞”、“瑞生泰”、“胡祥茂”、“春茂永”等都是徽人经营的。
五口通商以后，华茶外销量大增，使徽州茶商一度保持着继续发展的势头。这时上海、福州、汉口已成为外销茶的三大市场。上海是茶叶外销的最大市场，苏浙皖三省的茶叶大都运集于此，销往欧美各国。光绪时，歙县知县何润生在其《茶务条陈》中称，徽州六县所产之茶“内销者不及十分之一二，外销者常及十分之八九”。
光绪中叶以后，由于洋商的压价收货、清政府的苛捐杂税以及印度、日本等国茶叶竞争力的加强，中国茶叶的出口贸易越来越不景气，徽州茶商也随之而一蹶不振了。
46、请介绍徽商在木材业经营的具体情况。
在徽州六县之中，以婺源人最重视木材业的经营。婺源木商不但人数多，而且财力雄，是徽州木商的一支劲旅。徽州木商的崛起是由两个方面的因素造成的。其一是木材市场的扩大，为徽州木商提供了大显身手的好机会；其二是徽商本身具备经营木材贸易的有利条件。
明中叶以后，随着商品绍济的发展，城市日趋繁荣。尤其是长江下游的苏浙一带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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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发展最快。城市的繁荣是与城市建筑业的发展联系在一起的，这些建筑，无一不是大量木材构建起来的。另外造船业的发展需要大批木材。明中叶以后，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商品贩运的规模越来越大，而当时的商品运输主要是靠水运，木材市场的扩大为木商的活跃提供了条件。徽州商人之所以能够成为木材行业中的佼佼者，其主要原因还在于他们本身具有经营木材贸易的许多有利条件。徽州商人具有吃苦耐劳、不畏艰险的精神和经营木材业的丰富经验。
南京的上新河是江南最大的木材集散地，也是徽商经营木材业的中心。徽州木商把四川、贵州、湖广、江西以及一部分徽州所产的木材，沿着长江水系运集于此，然后转销江南以及北方各地。芜湖也是一个重要的木材集散地，芜湖木材之多，几乎不亚于南京，而芜湖的木材贸易大多操于徽人之手。当时徽商往来于大江之上、贩木于吴楚之间者为数甚多，其中有许多人就是以芜湖为其经营基地的。镇江也是一个重要的木材集散地，沿江东下的木材或由此进入江南运河，销往苏松等府，或由此渡江至瓜州，沿运河北运。浙江的杭州也是一个重要的木材集散地。徽州及浙江西部山区所产的木材，都通过钱塘江水系运集于此，除供当地留用之外，都经由运河、黄浦江等水道运往嘉兴、苏州、松江等处销售。徽州木商在杭州的势力极大，这里的徽州木行，最盛时多达百余家，来此贩木的行商大多数也是徽人。苏州、松江、常州、嘉兴、湖州等地所用的木材主要都是由徽州商人提供的。
总之，徽商在江南各地的木材供应上发挥了重要的作用，而江南的木材市场也为徽州木商提供了牟利生财的大好机会。
47、简述九华山的宗教文化。
九华山是我国佛教四大名山之一。它位于安徽省池州市青阳县境内，与天柱山、黄山遥遥相望。唐代是中国佛教发展的鼎盛时期，其中安徽佛教发展的重要标志就是九华山佛教的兴起，而九华山佛教地位的突显与当时的一位名叫金乔觉的僧侣有重要关系。金乔觉，古新罗国（今朝鲜半岛东南部）国王金氏近族，早年曾经来大唐留学，汉学造诣颇深。在唐学习期间金乔觉对佛教产生了浓厚兴趣。回国后便削发为僧。唐开元七年（719年），24岁的金乔觉再次来到中土大唐，几经辗转，最后选择在九华山安顿下来，他栖居岩洞，进行了长达75年的苦修和苦行。当地人们被金乔觉的行为所感动，为其建造了寺宇，即九华山目前最古老的化城寺。无数的善男信女来到该寺朝拜，九华山的佛教由此兴盛起来。唐贞元十年（794年），金乔觉圆寂，终年99岁。其肉身三年不腐。弟子建肉身塔以供奉，尊他为地藏王菩萨，因其姓金，又称作“金地藏”。九华山由此声名远播，成为与五台山文殊、峨眉山普贤、普陀山观音并称的地藏菩萨的道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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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九华山已经成为著名旅游景区和国际佛教道场。优美的自然景观、浓厚的人文景观和深邃的佛教文化相互融合，使其有了“东南第一山”、“江南第一山”的美誉，成为安徽最著名的旅游胜地和朝圣之所。
48、简述齐云山的宗教文化。
齐云山又名白岳，在安徽省休宁县城45公里处，道教活动颇为兴盛。齐云山作为道教圣地，始于唐代。据史料记载，唐朝乾元年间（公元 758 — 760 年），道士龚栖霞，云游至齐云山，隐居于天门岩修炼传法；虽无建迹，却留下道教遗踪。南宋宝庆年间（公元 1225 — 1227 年），道士余道元自黟北（黄山）游至齐云山天门岩，得潜师天谷子印记“宜我室此”，遂拜请于居士金安礼、金士龙，建佑圣真武祠于齐云岩。相传真武帝神像为百鸟衔泥塑立，显应于昭。此后云游道士纷至沓来，道教宫官日益增多，齐云山遂成道教名山。崇拜道教的居士信徒，纷纷献地输财，筑祠建观，香火日盛，道士渐增，从而创立了齐云山的道教基业。
明朝，“山岳效灵”，道教活动日趋兴盛，永乐十年（公元1412 年）以后，宫观道房，次第落成；十八年（公元1420 年），辟齐云观于齐云岩；宣德四年（公元1429 年）建三清殿于拱日峰下。道士频繁往来于武当山，间或去武夷等山访师求学，以致齐云山宫殿建筑、道规道制，亦多仿效武当。正德十五年（公元1515 年）养素道人汪泰元仿武当山建玉虚宫于紫霄崖，建静乐宫于桃花涧；其门徒方琼真继师志建榔梅庵，并往武当取榔梅树植之。武当亦名太和，齐云亦名中和，齐云山道教渐具规模，并成为武当山全真派的一个门派，故古人称之为“江南小武当”。明代中后期，齐云山道教进入鼎盛时期，嘉靖皇帝下旨醮建了“玄天太素宫”，齐云山从此更加声明远播。明嘉靖帝等多次派使臣来山朝拜，并且亲自为宫观撰写碑铭、匾额，一时成为道教正一派的活动中心，来自皖、浙、赣等地的香客达三千之众。
49、包拯的清官特质具体表现在哪些方面？
包拯之为“清官”，首先体现于廉洁奉公、为民做主、两袖清风的为官本色。
作为知县或者知府，包拯与民休息，积极促进生产，尽量减轻百姓负担。在经济方面，他一方面主张压缩开支，以缓解冗费现象，同时又主张不剥削百姓。包拯为官廉洁奉公，为百姓着想，他的日常生活也是极具布衣特色。
包拯之“清官”，又体现在其公正无私、不畏强权、清正廉明的行为方式上。
包拯任监察御史期间，对处事不当，行为不端的官员都进行弹劾。包拯任职24年，经他弹劾受到惩办的朝廷贪官近30人。《宋史·包拯传》中有言：“拯立朝刚毅，贵戚宦官，为之敛手，闻者惮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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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0、评价朱元璋的历史功过。
朱元璋作为历史上出身较为卑微的平民皇帝，直接开创和奠定了有二百多年历史的明朝基业。从历史学的角度来看，朱元璋作为开国之君，在社会的回复稳定、经济的百废俱兴、政治的天下一统等方面，发挥了核心领导人的巨大作用，做出了不可磨灭的业绩。
首先，朱元璋为改变元朝遗留下来的民生艰难、政治腐败、权力虚化的局面，强力推行一系列旨在加强和改革中央集权的政治制度的改进与创新，在一定程度完善了封建制度。
其次，朱元璋给与百姓便利政策。明朝初兴，朱元璋借鉴汉初经验，实行轻徭薄赋、与民休息的政策，制定了一系列利于国计民生的制度。通过诸多安抚民众、鼓励生产的有效措施，明初的社会生产重新步入了正轨，经历战争、逃亡、瘟疫的百姓重新过上了安定的日子。
建立社会救济制度是朱元璋民本思想的又一鲜明体现。社会救济制度对于天下初定的大明王朝的复兴发挥了非常重要的作用。
再次，朱元璋在全国进行了一场声势浩大的反贪运动，将矛头指向自中央至地方的各级贪官污吏。
朱元璋的人生轨迹是由下而上的，他由底层的放牛娃、小和尚发展成“执棰拊以鞭笞天下”的开国君主。但是成为皇帝之后的朱元璋的眼光又未曾离开过民间百姓的疾苦，他勤政爱民、夙兴夜寐，为大明王朝的基业奠定了稳固的基础。而他多为后人所诟病的残忍、嗜杀的性格特点将不能抹杀因他真实存在过的历史功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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