女性主义与质性研究的模式

女性主义与质性研究的模式 VIRGINIA OLESEN

（译者：李丽华，校对：张莉莉） 随着女性主义和质性研究话语的变化，女性主义思潮也发生了剧变，本文力图在这种背景下总结女性主义的质性研究方法。首先简要地回顾当前这种复杂局面出现的原因、指出研究的范围、详述研究方法并探讨女性主义研究者面临的一些问题1。

我要强调的是，女性主义本身的多样性导致不同观点的产生甚至导致了一些冲突，但作为女性主义者无论采用哪种质性研究方式、也不管是不是自觉地把自己界定为女性主义者，重要的是这些不同的声音都有相同的关注点，都关注妇女的特殊处境以及造成妇女问题的各种制度与社会框架，并把妇女问题与相关的理论、政策或行动计划联系起来(Eichler, 1986, p. 68)。虽然女性主义者采用各种各样的质性研究方式，但背后的方法论假设是相同的，这些假设也是质性研究和解释学研究者通常采用的，即都把解释人类行为作为研究的中心，这一点不仅表现在有关女性经验的报告中，而且也反映在相关的文化产品（电影等）上。

日趋复杂的女性主义研究

早在美国妇女运动的第二个阶段,就有人根据政见的不同对采用质性方法的女性主义研究者粗略地进行了分类---自由女性主义、激进女性主义、马克思女性主义（Fee, 1983）--或根据她们的学科（指能够进入由男性控制的学术圈的那一小部分女性），亦或根据她们首选的研究方式进行分类。但这些区别现在已经很模糊： 如政治倾向不再十分明朗，女性主义者内部也存在着思想上的分化；而且社会科学领域的学者可以自由地从其他领域尤其是文艺评论，文化和历史研究中借鉴相关的思想来丰富自己。许多研究者综合运用了多种质性研究方法或试图创造出一些新的研究研究方式（见表9.1）。同时曾经被普遍认同的对女性生活的一般看法以及对主体性的基本假设也经受了巨大的挑战，并导致了明显的分化。这促使很多人对研究方法本身进行反省---对研究行为，女性主义者在研究

中所处的位置、研究者与被研究者的关系、哲学定位、知识的本质、研究报告的撰写、以及女性主义研究对研究者所处学科所产生的影响等问题都成为人们讨论的话题，下面简略加以介绍。

表 9.1 日益复杂的女性主义研究及其代表作中的主要内容

——————————————————————————————————————— 1．缺席和匿名

Finch and Groves (1982), Lorber (1975), Nakano Glenn (1990)

2．谁能知道？

Cook and Fonow (1986), Jordan (1997), MacKinnon (1982), Ruzek (1978)

3．未能限定的研究框架 a.框架及其评论

男性导向: Gilligan (1982), Lewin and Olesen (1981), Smith (1974)

白人女性主义者导向: Collins (1986), Davis (1978), Dill (1979),

Garcia (1989), Green (1990), Hurtado (1989), Zavella (1987), Zinn (1982)

西方女性主义者导向: Mohanty (1988), Spivak (1988) 体格健全的女性(able-bodied female): Fine (1992)

异性恋者: Hall and Stevens (1991), Lewin (1993), Stanley and

Wise (1990) b.学术风格

后现代主义: Clogh (1992), Flax (1987), Haraway (1991),

Hekman (1990), Nicholson (1990)

女性：缺席和匿名

二十世纪七十年代，研究的热点主要是女性在某些领域的缺席和匿名这样一个普遍存在的事实，此类研究问题明确，政治态度也很鲜明。这些研究关注由于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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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占统治地位而带来的性别和经济领域的不平等，一些调查者以批判的态度考察了诸如医学(Lorber, 1975)和法律(Epstein, 1981)这样一些女性被排除之外的领域。然而，这些研究也让人们意识到，在完全由男性主导的环境中加入一些女性并不能真正有效地解决准入或不平等问题，因为这些问题其实反映了更深层次且相互交织的各种制度性问题，这个观点在Darlene Clarke Hine （1989）对非裔美国女性与护理工作的讨论中讲的非常清楚。

而后，英国和美国的研究分析了妇女对儿童、非健康人群和老年人的关心与照顾，解释了为什么人们会不假思索地认为这些工作就应该让妇女来干，分析了它的压迫性、和它对于女性自身以及对于社会的价值(Able & Nelson, 1990; Finch & Groves, 1982; Graham, 1985; Nelson, 1990)。这类研究强调了女性生活值得深入探究的一面，并促使一位杰出的英国女性主义社会学家质疑社会学的劳动分工完全是针对男性建立起来的(M. Stacey, 1981)。 Hochschild 和 Machung (1989) 则进一步细分了有工作的主妇(working wife)在家里的劳动，认为家务劳动与家庭情感中的政治经济学密不可分。

后来Anne Murcott(1983)对威尔士妇女的家务活动以及Marjorie Devaule(1991)对美国家庭的研究进一步探讨了妇女的备餐活动，这些研究显示： 妇女的烹饪工作既是对女性的一种压迫，也给女性带来满足感，而且烹饪也是展现女性性别特点的活动舞台，这样的结果给女性主义研究增加了难度和复杂性。除了Phyllis Palmer(1989)对家政史的分析之外，一些有色人种妇女把女性主义者的研究扩展到了重要且从未涉及到的主题—按劳取酬的的家务劳动者，如Evelyn Nakano Glenn(1990)通过访谈和对历史上有关劳动力市场的数据进行分析，清晰地说明了1905年到1940年间从事家政服务的日裔美国妇女是如何在她们所经历的各种各样的压迫中克服困难与冲突。Judith Rollins(1985)通过参与观察方式研究了为白人妇女服务的黑人妇女（她本人曾做过这样的工作），她的研究显示了女性内部的种族统治问题，Mary Romero （1992）对拉丁美洲家政女工的访谈研究也揭示了同样的问题。这些女性主义研究者所强调的阶级、种族分析法引起了广泛的注意，这是女性主义者强调的分析方法(Sacks, 1989)，但实际研究中却难以真正实施（Cannon, Hiffinbotham, & Leung, 1991; Ferguson, 19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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谁能建构知识？

与此同时， 对谁能够成为知识建构者这样一个根本性问题的质疑（Code, 1991, p. xi）激发了女性主义者的探究兴趣，这个问题与妇女作为参与者和研究者的双重角色相关。法律专家Catherine Mackinnon(1982, p. 535; 1983)提出的“意识醒觉”观点产生了很好的影响，她和其他研究者的工作为女性主义方法论打下了基础。Sheryl Ruzed(1978)在对妇女健康运动的兴起进行分析时运用了女性作为知识建构者的女性主义视角，她的研究阐述了女性主义者对于社会运动的研究是如何不同于标准的社会学研究。 她认真探讨了一个社会学问题---医疗领域的职业化问题，但是研究重点却放在了妇女在医疗实践特别是在妇科方面取得的经验与知识上，研究揭示了妇女对社会组织、妇科自助门诊的普遍不满，认为这是引发妇女健康运动的原因所在。Brigitte Jordan (1977)通过现象学研究,表达了女性如何根据自己的身体状态来准确判断自己是否已经怀孕，尽管没有经过科学检验前这样的判断结果得不到医生的认同。

多种理论框架

如果谁是知识建构者这样的问题让人产生了困惑，那么用来解释研究结果的理论框架，特别是那些从男性经验中发展起来的理论框架也应当受到质疑。吉利根Carol Gilligan (1982)在其著名的女孩道德发展研究中，质疑了其他学者以男孩为对象获得的研究结果。吉利根发现，与男孩不同，女孩在这道德发展过程中并无缺陷或受到阻滞，而是表现出一种适合她们特点的独特的道德发展规律。Ellen Lewin与我的合作研究证实了成功不应该只被看成是男性化的对更高地位的不断追求。在我们的研究中，护士将自主性和满足感看作是成功的标志。

以男性为标准和受男性控制的理论框架未必是唯一遭受批判的研究视角。有色人种妇女、第三世界国家的女性主义、残疾女性、女同性恋者也都对白人女性主义者有关妇女的生活与地位的一般性结论提出质疑，认为这些结论可能只适用于白人妇女,不具有普适性。白人女性主义者不加思考地用某几个女性来代表全世界女性的做法首先遭到了黑人美国学者Angela Davis (1978) 和 Bonnie Thornton Dill (1979)的抨击。她们认为受到美国曾实行过的奴隶制的影响,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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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历史时期黑人妇女的情况大相径庭，其性别关系的复杂性远不是白人女性主义者所能理解的。二十年后， 法律学者Kimberly Crenshaw (1992)在评论1991年的Clarence Thomas Hearings时发现有必要重申这一批评

这些批评主要通过Maxine Baca Zinn (1982), Aida Hurtado (1989), 和 Esther Garcia (1989) 对拉丁妇女, Esther Chow (1987)对华裔美国妇女， Rayna Green (1990)对美国土著妇女的研究得以表达。她们谴责了那种替别人建构知识、代表别人说话的倾向，用贝尔.霍克斯bell hooks (1990)的语言说就是“似乎比我们更了解我们自己”。Patricia Hill Collins (1986)通过援引非裔美国社会学家和文艺评论家的研究进一步提炼了这些观点，并提醒社会学家尤其是女性主义者去了解“黑人妇女的家庭经历,这些经历清晰地显示了种族、性别和阶级压迫对她们家庭生活的影响。” Patricia Zavella(1987)对那些在罐头厂工作的墨西哥裔美国妇女的研究也证实了这一点。

来自第三世界国家女性主义者的强大批评使“女性”不再是一个大一统的概念。她们和有色人种女性主义者以及后殖民解构主义者一起，都对“定义他人”（对研究所涉及到的人进行遭人反感、具有压迫性和简单化的定义）展开了大量的批评，批判后殖民主义人类学的一些学者(Clifford, 1986; Marcus & Fisher, 1986)更是将讨论引向深入，尽管这些批判家起初对相关的女性主义著述了解甚少。人们也清晰地认识到由于“占统治地位的研究框架并不能完全解释不同群体妇女间的鸿沟或差异”（(Kirby, 1991, p. 398)”，所以西方女性主义的研究框架难以在第三世界国家的语境中产生作用。随着对研究权威性问题的质疑，Gayatri Chakravorty Spivak (1988)和Chandra Mohanty (1988) 提出了处于从属地位的人是否有说话权利这样一个尖锐的问题。

另一方面, 女性中的残疾人及非异性恋者的生活给妇女概念增加了不同的内涵,由于这些群体在美国社会中被贴上负面标签，她们的声音在男性主导的社会中是听不到的，而受制于文化规范的影响女性主义者也很少关注这些群体。Michelle Fine (1992, p. 142) 在评论残疾妇女问题研究时，极有见地地谈到：即使很有人情味的关于残疾女性的研究也只关注了她们作为残疾人的一面而忽略了残疾女性的多重身份。Stanley 和Wise (1990, pp. 29-34)指责学术界对女同性恋者缺乏关注和理解，这也使得女同性恋者的女性主义研究过于顺从传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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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道德规范，例如，Patricia Stevens 和 Joanne Hall (1991)采用历史分析法讨论了药物是如何起到了影响了同性恋倾向的不良作用、Ellen Lewin (1993)对美国社会中有女同姓恋身份的母亲进行了访谈研究，讨论了母亲角色对她们的极端重要性。

社会性别的意义和建构是有待澄清的根本性问题，这首先引起了女性主义人类学家(Ortner & Whitehead, 1981)的关注，近来有更多哲学家(J. Butler, 1990)和社会学家(West & Zimmerman, 1987)开始关注这个问题，这些问题对女性主义的研究假设提出了挑战，但相关讨论仍有待深入。类似的关注热点还包括正逐渐起到影响作用的解构主义和后现代主义研究，这些研究不仅冲击着由男性建构起来的学术领域，而且也同样对女性主义研究形成了冲击。正如Jane Flax (1987)所说：“后现代话语是解构性的，即力图使我们远离有关真理、知识、权力、自我和语言等人们内心已理所当然地接受，而且其合法性已得到西方文化承认的观念与看法。”这种思维模式产生了一些有争议的结果，如出现了大量有关女性的主体性问题的理论分析，这些分析试图说明女性的身份是多元的，这样就不会陷入实在论的泥潭。

正如这一简短的文献回顾所指出的，女性生活的主题已日趋不同。在讨论这些从不同主题中产生出来的各种研究模式和研究议题之前，有必要先根据分析的层次或水平（现象学的、关系的、结构的、政策的）对研究的边界与范围进行大致描述。

女性主义质性研究的范围

主体性

人们会认为女性主义质性研究会关注妇女的主体性以及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因为他们觉得质性研究不能涉及制度与结构这样的宏大问题，但这种看法所依据的假设存在着缺陷，而且批评也不对路。事实上，如今的女性主义研究能利用所有的质性研究方法并且研究内容也包含了制度层次上的问题。（详见Reinharz, 1992）

妇女健康领域有一些非常好的研究案例探讨了妇女的主体性和女性经验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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题，这些研究采用了我们先前提到的那些类型多样，并能产生一定的理论和实际影响的方法。通过对那些不遵守医嘱的女病人的访谈，Linda Hunt, Brigitte Jordan 和 Carole Browner (1989)发现女性并不是难相处且固执的怪人，相反从她们自己的生活轨迹上看，其行为是合情合理的。Robin Saltonstall(1993)对男女分别进行了深入访谈，结果发现在对健康的认识和理解上存在着显著的性别差异。通过倾听那些来进行求助的，经常被虐待的妇女们的叙述，Lora Bex Lempert (1992)描述了女性自己来解释并反思这一经历，特别是向不相信她们经历的人进行解释时所面对的困难。Susan Bell(1988)对DES daughters的叙述性分析揭示了个人问题和集体行为间的联系。

关系和互动

女性主义者还通过研究女性与他人之间的关系与互动来考察语言和会话中表现出来的男权控制问题。通过话语分析，Alexandra Dundes Todd (1989) 和 Sue Fisher (1988)对女患者和男医生之间的互动进行了分析，发现男性主导下的这种互动关系对诊断和治疗都有很大的影响。Candace West (1988)论证了当患者是男性而医生是女性时，性别是如何取代职业地位而成为互动的重要影响因素，这一发现再次反映了性别的主导作用。

人们对各种工作场景中女性间的互动和关系进行了调查。Maria Patricia Fernandez-Kelly (1983)对边疆工厂的参与式调查揭开了在那里工作的墨西哥裔美国妇女的生活面纱。 Anne Game (1991)祥述了澳大利亚秘书职业的父权特性。Frances Katsuranis 和我分析了没有社会福利保障的临时职员是怎样努力完成工作并把她们的工作与私生活联系起来，尽管一些女性主义者会认为这群人没有什么实实在在的权利，也没有可以依托的机构。Arlene Daniels (1988)对于上层女性志愿者及其工作情况的访谈研究揭示了女性间的互动如何再造了阶级地位。

社会运动、组织和结构

对互动的分析在有关组织机构的女性主义研究中也占据着重要地位，如对社会运动和社会组织间关系的研究，但这些研究要依赖于对社会结构的历史性分析。Dorothy Broom (1991)叙述了澳大利亚由州政府资助的妇女健康诊所的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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描述了工作在其中的女性主义者在投身于卫生保健制度改革过程中面临的各种冲突。Theresa Montini (1991)分析了各个州与乳腺癌患者接受治疗前的同意书而相关的法律条文，并对关键人士进行了访谈，她发现医学需要与患者意愿都能对治疗方案的选择起到一定的影响作用。出于女性主义者对于女性主义运动的关注，她还发现行动主义者虽然愿意借用女性主义的原则，但却不愿意把自己看成是 “女性主义者”，同样也不认为自己正进行着女性主义实践。Brandy Britton (1993)也运用了历史分析和访谈的方法对受虐待妇女组织的政治运动进行了政治经济学分析，发现各个州或联邦政府的基金对运动组织中的成员在种族、阶层和性取向方面产生了消极的影响。以上三个研究都力图弥补探究宏观背景或大的社会组织中的研究与微观的互动式研究之间所谓的种种鸿沟。

这种研究方式很像正在流行的符号互动主义（symbolic interactionism）分析法，Clarke (1990)称之为 meso analysis，意为“内部结构”或“社会和制度力量如何与人类行为相互协调”(Maines, 1982,p.10)。 Adele Clarke 的历史研究揭示：随着避孕品的出现女性生育健康这一领域不再成为人们关注的热点。这些分析家着眼于技术发展过程中的性别和科技问题，并由此将研究目标从为了帮助妇女提升到对一直由男性统治的自然科学进行有力地批判，同时也批判了科学对女性的控制以及对政策的束缚。 政策

回顾了英国的质性分析与政策之后，Janet Finch (1986,p.127)乐观地指出女性主义质性研究对理解和制定政策做出了重要贡献。尽管女性主义质性研究所关注的问题对美国的政策制定者影响不大，因为这些人可能更偏爱定量方法，但质性研究揭示了政策制定过程中存在的问题。以老龄化问题为关注点，Carroll Estes 和 Beverly Edmonds (1981)发展出了一套符号互动主义模式来理解新政策是如何出台的。她们认为模糊性是多数政策的特征，并且意图的变化（对政策的解释）会显示谁能限定和控制从模糊的政策中推出的解释。

Joyce Gelb 和 Marian Lief Palley (1987)详述了女性组织在贷款（credit）歧视，Title IX 和生育选择问题上的发展状况。Patricia Kaufert 和 Sonja McKinlay (1985)通过对学术性和非专业性文献的内容分析，显示了临床医生和医学研究者的不同见解，这说明人们对于某些政策性议题的看法千差万别，难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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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到统一的观点。Shelly Romalis’s (1988)对加拿大内科医生和那些想在自家分娩的女性的研究勾勒了家庭环境和医院背景下各种政策上的冲突。英国女性主义者对健康（(MvIntyre, 1985)）、教育（(Stanworth, 1985)）和住房(Austerberry Watson, 1985)的研究也揭示了政策问题上的种种论辩。Rosalind Petchesky (1985)分析了有关堕胎问题的各种辩论，她发现女性主义者和其他人对女性健康问题的看法是不同的，Amanda Rittenhouse’(1991)则对经期前综合症为什么正在变为一种社会问题进行了探讨。

然而，女性主义研究也不得不探究其它领域，如政策的制定（例外情况包括Margaret Stacey (1992)对于英国医疗委员会的观察研究，SusanChase (1992)对女校长的叙述性研究）；以及女性主义者启动的政策是怎样被实施的（如Craddock & Reid 1993在一个妇女健康诊所进行的参与式研究）；或国家对女性的定位和控制，如政治学家Wendy Brown (1992)质疑了Barbara Ehrenreich 和 Frances Fox Piven(1983)有关政府能保护妇女利益这样一种乐观的女性主义观点。这些论文与Nancy Fraser (1989)有关女性需求的研究一样，都属于理论分析研究，目的在于对国家及其制度提出批评。 女性主义者的研究模式

本章开头深入描述了女性主义研究的特征，但对研究范围的讨论则不够具体。很显然，反思什么是女性主义的实质将具有重要的意义。1987年，哲学家Sandra Harding指出某些社会科学的研究模式反映了认识论的变化，这也适合于社会科学、行为科学、历史和文学领域里的女性主义研究。下面我将讨论这些研究模式，包括女性主义立场研究、女性主义实证研究、后现代主义以及快速发展中的女性主义文化研究。我的讨论可能会使这些观点显得更抽象，但我希望讲清楚每种方法的核心特征，以此反映对这些方法的批评，并进而引出女性主义质性研究者将会面临的问题。前面提到的急剧变化要求我们重新思考各种各样的研究类型，但因为章节所限，这个任务无法完成。

女性主义立场研究

长期以来，女性主义者对各种研究报道中女性的缺失或对女性的边缘化报告提出了激烈的批评。通过反思这些批判，采用立场理论进行的研究强调了这样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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种观点，即应该从妇女的经历中发掘研究内容 (Harding, 1987, p. 184)。社会学家Dorothy Smith (1974, 1989, p. 340)的著作，从概念上界定了女性视角，马克思主义政治学家Nancy Hartsock (1983,1985) 研究了传统的劳动分工之下，妇女在日常生活中的真实体验(Stanley & Wise, 1990, p. 34)。由于Smith的立场和观点来自于对传统社会学的尖锐批判，我将更全面地论述她的观点，这并不是说要有意忽略Hartsock对立场理论与研究所做出的重要贡献。前面提到的多数研究都可以看成是立场研究，尽管这些研究不是全部以马克思主义为理论导向，也不是每个研究都能很清醒的考察研究者在“统治关系中的位置”，如Dorothy Smith所呼吁的。但许多采用了内容分析法的女性主义法律学家(Ashe, 1988;Bartlett, 1990;Fry, 1992;MacKinnon 1982,1983; Matsuda 1992)的著作也都属于这一流派。

Dorothy Smith (1987)把马克思主义，现象学和常人方法学的研究视角整合了起来，她突破了人们对质性研究中，特别是人种学、参与式观察和访谈研究中研究者和被研究者互为主体问题的关注。由于意识到女性被排除在众多领域之外，而不仅仅被排除于学术领域之外，她认为我们日常生活的世界是由生活在里面的女性不断塑造的，这一塑造过程受到外部物质因素的制约，因此一些习以为常的事情必须受到质疑。为了了解女性在一定的物质环境中不断亲自创造并改造着的日常生活世界，研究者不能像传统的社会学那样创造一个主客体分离的研究对象。相反，她必须“以完全不同于以往社会学的思考和探究模式的新方法进行工作” (Smith, 1992,p. 96)，而且要考虑日常生活中的支配与统治关系。这样做无疑需要女性主义质性研究者能有较强的反省能力，并且认识到女性主义社会学家在研究中是如何“在统治关系之下，以被控制的对象身份来参与研究” (p. 96)。她以自己和Alison Griffith对孩子上学给母亲带来的负担为例，揭示北美话语对二十世纪20、30年代育儿方式的影响。

对女性主义研究者来说，立场观点，特别是Nancy Hartsock具有代表性的分析以及Dorothy Smith的一些探讨激发了她们用这种方式来思考与工作(其它例子参考 Smith, 1992,p. 97)，而且尤其要提出这样的质疑：难道真有所谓的女性本质吗？(Lemert, 1992, p. 69)。相对主义又抬头了吗？(Harding, 1987, p. 187) 从女性的立场和观点产生的知识是否过于简单？是否忽视了其他的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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识体系，比如有色人种女性的知识？是否应重新提出“效度”问题？假如女性的生活是不完整的，持立场理论的那些研究者是否能真正理解女性被分隔开来的身份? (Lemert, 1992, p. 68) 如果经验不断受到潜意识中的欲望的影响，由此构建起来的经验是女性主义研究能够抓得住的东西吗？(Clough, 1993a) 这些问题中还有一些诸如对学科性质的争论，特别是社会学中有关经验、文本、感情和理性的种种讨论，以下我也要对其进行更充分的探讨。

女性主义的实证论

这一流派的研究工作虽然分属不同的学科，但都与当前质性研究的标准有着深刻的联系。他们的研究都基于以下假设：研究者和参与者之间互为主体的关系，以及研究者和参与者共同创造出的意义与“现实” (Olesen, 1992a)。讨论复杂性和范围时举出的很多例子都是这种类型(Harding, 1987, p. 182)。然而，也有一些研究者不愿意采用男性化且只能产生中性研究结果的研究标准，而试图有意地创造一种新而且好用的研究方法来证明自己的研究结果是可信的。

女性主义者的实证论所出现的问题正如立场研究一样：尽管关注和尊重女性的生命体验，但这些研究难道仍然只是为了重复老一套的学科实践、再现女性的从属地位吗？“如果承认主体性的价值，同时又特别强调研究者和参与者之间互为主体的关系，则质性研究过程中所要求的中立性或客观性又如何能够实现?” (Hawkesworth, 1989, p. 329) 是不是真的能够找到“对于事实绝对正确的认识? (Hawkesworth, 1989, p.330) 质性研究中的可信度和准确性是否能够实现？（涉及到相关问题时我们再回到这个问题）。对于主体性的强调是否“太绝对了，导致完全忽略了在叙述和解释过程中不同主体间的相互验证”(Komarovsky, 1988, p. 592; 1991)? 后现代主义

考虑到即使想把妇女在压迫环境中的生活片断性地表达出来都是极其困难的，后现代女性主义研究者便把“真理”视为有破坏性的假象。无休止地玩弄符号、随时间变化的解释、语言上的障碍----这一切都促使后现代女性主义者认为这个世界是无休止的故事和文本，其中大部分是用来维系权利和压迫关系，并“把她们建构成规定秩序中的主体” (Hawkesworth, 1989, p. 349)。她们的兴趣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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叙事，表达“文本与现实之间模糊的区别” (Hawkesworth, 1989, p. 348)。按照这种观点，性别不再具有那么强的重要性。

女性主义质性研究者有关后现代理论的争论在社会科学领域比在人类学和政治学更为激烈。政治学家Mary Hawkesworth (1989)认为，无论是女性主义实证论者（致力于传统的研究方法），还是女性主义的立场研究（认为女性观点具有独特性和优势）都没有解决她所谓的“知识中的政治”，即分析方法的运用要符合某个具体问题的需要 (p. 346)，同样她还批评后现代主义过于相对化，并由于迷失在文本所提供的框架中而忽视了生活中的真实问题。她的解决办法是：通过具有批判精神的女性主义分析，理性地说明各种有关女性状况的解释到底存在着哪些不足。和其他学者一样，她也担心“在一个极端不平等的世界中，相对主义的退缩态度反而会强化一些不合理的现实” (p. 351)， (For replies to Hawkesworth, see Hawkesworth, 1990a, 1990b; Hekman, 1990a; Shogan, 1990.)

人类学家Frances E. Mascia-Lees, Patricia, and Colleen Ballerino Cohen (1989)也表达了类似的担忧，她们指出由于后现代主义或“新”人种学缺乏关注的中心，使其注意力受到局限，因而意识不到人种学不仅仅是报道所发生的事实(p. 33)；后现代主义还掩盖了权利关系(For a reply, see Kirby, 1991; see also Mascia-Lees, Sharpe, & Cohen, 1991.)。 Agneta M. Johannsen （1992）进一步突出了后现代人类学背景下的人种学家的特征---既不致力于解决问题也不反映一种文化系统，而只是让“人们”自己来说话。

由于女性主义先驱们（法国女性主义者如 Cixous and Irigagray, 和 Foucault, Lyotard, Baudrillard）带着结构主义和后现代主义的烙印，表现手法和文本是她们在在迅速发展的文化研究领域中重点关注的方面。这一领域学术观点纵横交错，因为该领域的学者们运用了Althusser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法国女性主义理论(Irigaray, Cixous, and so on)、心理分析观点(Lacan—though by no means do all feminists agree on Lancan’s utility for feminism; see Ferguson, 1993, p. 212, n. 3),文艺批评及历史分析法等等。

有三种有趣的探究，其一是“制造、发行、消费、和交换文化产品及含义” (Denzin 1992, p. 80)，如电视、电影、音乐、身体(Balsamo, 1993; deLauretis, 1987; Morris, 1992)。 其二是分析这些文化产品的意义以及相关的实践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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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enzin, 1992, p. 81),包括各种演说(Game, 1991)和其他女性主义者或社会学家的著作。其三是对“鲜活的文化和经验研究，这些文化与经验受到了日常生活中的文化寓意的影响”。如今我们会发现在性别和自然科学领域的多数工作包括神圣的欧洲启蒙运动、现代性及现实社会都被肢解成一种文化，反映了通过这种文化实践、话语、意义来对女性生活施加控制的过程(Haraway, 1991; Jacobus, Keller, & Shuttleworth, 1990)。对妇女生殖健康的研究，始终是女性主义研究的中心问题，并由此产生了大量经典的社会学和历史学著作，这方面的研究现在正逐渐走进性别和科学研究的舞台(Gordon, 1976; Luker, 1984)。

在文化研究中一些追随福柯和拉康的女性主义者致力于对文本的研究并指出“欲望”是通过各种话语生产和复制出来的。正如Patricia Clouge所主张的，“真正的文本决不是指文本本身，而是指在阅读和写作活动中欲望被调动或压抑、投射和融合欲望的过程” (p.175)。 “desire”这个词似乎包括a)激情，b)潜意识奇怪而神奇的影响，c)性本能的源泉并没有被孩童和成人时期的社会化所完全压制，d)是文化生活及其复制和表现（电影、电视、杂志等）中的性和性的政治。

这类型的工作不容易被弄清楚，因为它们要广泛合理地借鉴多个学科中的内容和研究方法，是一种受到鼓励的新方法并正在寻求多方面的理解和支持(Grossberg, Nelson, & Treichler, 1992)。与传统的女性主义质性研究相比，这些研究倾向于以一种综合、激进（从形式、内容到实质）的方式出现，有些不仅对男权社会甚至对女性主义本身也具有危险性和颠覆性。

正如立场研究和实证主义的观点给女性主义研究者带来喜与忧，女性主义者关于文化研究的著作也同样使人们产生了疑问：难道世界就仅仅是一种文本吗？(Hawkesworth, 1989, p.349) 难道只有故事而没有行动、更没有“发展” 吗? (Harding, 1987, p.188) 哪一个学术领域准备接受这种“与众不同”的著作并认可它？

这三种范式的出现及女性主义质性研究不断增长的复杂性促使研究者自觉地进行反省(O.Bulter, 1986; Collins, 1986; Fine, 1992; Fonow & Cook, 1991; Lather, 1991; Mies, 1982; Moore, 1988; Nielsen, 1990; Reinharz, 1992; Roberts, 1981; Stanley, 1990; Stanley & Wise, 1983; Tom, 1989)。尽管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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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三种传统研究方法的研究者不一定会同时面对所有这些问题，但这些问题使人们意识到这三种研究模式里存在着女性主义研究者不得不面对的棘手问题。实证取向的质性研究提供了一些批判框架，如研究中的偏见、可信度问题、人们之间的关系以及伦理问题等。其它还有诸如倾听谁的声音，如何倾听，文本或经历是否是创作出来的，又是由谁创作的等一系列来自后殖民解构主义思想和后现代主义提出的质疑。对这些问题的探讨促使我们思考应如何界定女性主义质性研究的学科范围与内容，以及如何给出结论性观察。

对质性研究的批判中引出的问题 偏见

偏见是来自逻辑实证主义研究的一个基本概念，被长期用来批判质性研究 (Huber, 1973; Denzin, 1992, pp. 49-52)。对于质性研究者自身带来的偏见，女性主义质性研究者认为偏见在这里是一个错用的术语。相反，如果研究者对她的课题有充分的反思能力，则这些潜在的偏见就不仅能成为指导她收集数据的资源，而且帮助她更好地反思自己的研究行为并做出合理的解释。正如Arlene Daniels (1983)在对部队中的精神病学家和上流社会的志愿者所做的实地研究中，坦诚地分析了研究中存在的不足之处。

以上提到的学者会坚持说，必须对与研究的中心议题相关的一些潜藏着但又不易于被发现的问题进行充分的反思，要全面报告研究者的观点、思想和行为。Nancy Scheper-Hughes (1992)在评论自己的实地工作时写到“我们无法摆脱与我们共存的文化本身，这甚至比不通过感官而去感受一个新奇的世界还要困难”，尽管如此，研究者依然需要反思她的观点，Sherry Gorelick （1991）明确指出：采用归纳法的女性主义研究者虽然以马克思主义为理论基础，但却可能没有把隐性的压迫制度（研究的参与者不是无所不知的上帝）和潜藏着的压迫关系（研究者忽略了她具有超越其他女性的特权并且也不同于其他女性）揭示出来。 Scheper-Hughes (1983)提出了这样的疑问：人类学领域的女性主义研究者会不会无意之中也在复制中性化的观点。

Cannon et al. (1991)直截了当地探讨了研究中的种族和阶级偏见问题，认为这些问题可能是由于研究者没有认识和考虑到多样性问题而产生的。Kath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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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erguson(1993, p.168)最近指出，女性主义理论和研究中缺乏对社会阶层的分析。而Cannon et al.在她之前就注意到了质性研究所面临的一些问题，如质性研究的规模一般比定量研究要小，因此在吸纳有色人种女性和不同阶层的女性上面临更大的困难。

偏见是女性主义研究中与主体性关联的中心问题，同时也是实证主义研究中与客观性相连的问题。Jennifer Ring (1987)提出：辩证法能解决主观性与客观性的矛盾：“如果主观性和客观性中间没有过渡地带，则辩证法思想可能会彻底放弃实证主义者对客观性的定义”。 准确性和可信度

正如定量研究中的效度一样，没有任何东西像准确性和可信度一样对采用实证方法的女性主义研究者提出了如此深刻的挑战。由于她们总是从人们习以为常的情景中找出问题，针对女性所处环境提出一些尖锐且令人不舒服的问题，强调女性的主体性在研究中的重要意义，依从定性范式的女性主义实证研究者特别容易受到实证主义者对研究的可信度提出的批评。

女性主义实证研究者以各种方式对这些批判进行了反抗。Janet Finch and Jennifer Mason （1990）祥述了她们使用理论抽样方法得到的“反面的研究案例” 以修正她们在研究中给出的解释，这是从扎根理论中找到的研究策略(Strauss & Corbin,1990)。Catherine Kohler Riessman (1990)在研究中将自己作为社会学家的解释和参与者的声音整合了进来，这其实是许多方法论专家所极力主张的策略，但她对此也有许多顾虑(Burgess, 1984, pp. 209-219)。前面提到的很多研究(Rollins, 1985; Warren, 1988)都报告了研究问题是如何出现的、不同的资料来源如何\"从各个角度相互印证\"或研究者如何表现等问题(Rollins,1985; Warren,1988)。尽管有关“让参与者审阅结果”的讨论已经很普遍，而且也有人警告了实施中应注意的问题(Bloor, 1983; Emerson & Pollner, 1988; Hammersley & Aatkinson, 1983)。但这种方法没有像人们期望的那样在女性主义研究中得到普遍运用，而考虑参与者的需要却是女性主义研究特别强调的地方。

Joan Acker, Kate Barry 和 Johanna Esseveld (1991, pp. 142-150)试图在处理好研究者和被研究者的关系的同时也能够保持对客观性的追求，这是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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肩负的双重任务，但两者都做到并不容易。她们想给准确性创造新的标准，例如保证研究对象有充足的表达机会，说明调查者以及参与者的活动过程，并揭示所研究的日常生活有着怎样的背景条件，但她们也承认“不可能创造出一种能消除研究者和被研究者之间诸多矛盾（权力和意识）的研究过程” (p. 150)。对互为主体性的理解和追求客观的研究目标相抵触，二者之间的冲突是女性主义质性研究中最显著的伦理问题。 伦理关怀

女性主义把人类学和社会学中大量有关伦理问题的讨论推向了极端。她们以女性主义质性研究的特点以及由此导致的伦理上的两难局面为主题，也就是参与者的需要以及情感投入问题。Janet Finch (1984)富有见地的指出，访谈中研究者可能会不经意地操纵那些孤独并渴望和他人联系的被研究者。Judith Stacey (1988) 在一篇被广泛引用的论文中，分析了女性主义人种学研究中存在的基本矛盾，她提醒女性主义质性研究者注意到自己可能会犯和定量研究一样严重的伦理问题。具体地说，她唤起了人们这样一种意识，如果参与者是提供数据来源的人，应给参与者提供审阅报告的权利，但这样做有时又会导致研究上的困境。以护士为研究对象的女性主义者指出了另一个问题，即在自己的专业文化环境中从事研究时，会面临由于研究者角色和职业角色之间存在冲突而形成的两难境地(Field, 1991)。如果参与者也是研究者，则这个问题变得更加突出。 参与者在研究中的参与程度

所有的女性主义质性研究者通常都同意解释性研究中，研究者和参与者之间是互为主体的关系，她们将共同建构研究所需要的信息。在某种意义上讲，参与者总是在“进行”研究，因为她们和研究者一起构建着某种 “意义”，这是最后将由研究者加以解释的数据的实际来源(Olesen, 1992a)。一般来说，质性研究中被研究者的参与程度不同、参与的性质也有差别。

然而，一些以参与者的生活和境遇为焦点的研究让参与者成为了研究中的合作者，这样做是为了避免将参与者作为研究的“对象”而导致的剥削，同时也是为了给这些女性赋权，让她们能选择自己感兴趣的问题进行研究。在以行动为导向的研究课题中参与者通常会成为研究者，在这样的研究课题中，参与可能表现为研究者向参与者进行咨询，了解相关的研究主题或开发研究工具，如设计调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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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卷等；参与还可能体现为，训练参与者在女性主义研究者(Lather, 1986, 1988)的指导下进行研究；或者参与者和研究者在整个研究过程中都能共同工作(Cancian, 1992; Craddock & Reid, 1993)。

Nancy kleiber 和 Linda Light (1978; Light & Kleiber, 1981) 对温哥华妇女健康合作社进行的早期研究就是这样一个例子，被称互动参与式研究。Kleiber 和 Light叙述了她们从传统的实地工作者转变到与合作社的女性进行合作研究的过程，表达了当研究者和参与者共同投入于研究的过程中，两者之间认识上的差异以及为达成共识而遇到的困难。她们的研究报告是一种非实验性的，反映了多种声音的文本，因为资料的收集、分析和写作都是集体行为、是她们和参与者共同完成的。

这种与参与者共同磋商的研究模式给女性主义研究者带来了多方面的挑战；女性的知识、表现女性的方法、数据收集、分析、解释及写作方式；研究者与参与者之间的关系；女性对女性的看法上存在的多样性，特别是那些与女性主义观点相斥的见解；以及研究者按照自己的兴趣去解读参与者提供的资料时会遇到的风险(Opie, 1992)。

解构主义和后现代主义造成的问题 声音和报道

蕴涵在女性主义研究中最根本的问题在于声音及相应的报道。有色人种女性和第三世界女性主义者（这一章节的前面部分）重申了她们对后殖民主义研究实践的批评，认为应关注让参与者发声的问题，并具体提出要考察参与者的声音是怎样被听到的，是以怎样的权威程度和何种方式被听到的。这远远超出了后现代主义和解构主义的关注范围，并成为女性主义质性研究者普遍关注的问题。她们对女性的失语和对女性经验的扭曲高度警觉，认为如果用通常的社会科学研究模式来报道这些声音，则只能复制本学科中存在的等级关系，那种情况下，女性将被排除在报道之外。

让女性在收集资料过程中表达自己的声音，并且将这些声音准确地报道出来是两个相互交织的难题，尽管研究者进行了一系列创造性的努力来克服由此产生的困难，但问题依然存在。对于这些困难，Ellen Lewin (1991)指出仅仅让录音机来记录所有的陈述会忽略这样一个事实---参与者的叙述在她们接受采访时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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已经是打了折扣的。Michelle Fine (1992)描绘了报道声音过程中产生的一些令人不安的问题（片断材料的运用，用个体声音反映集体行为，假定声音和权利关系无关，没考虑到参与者的声音受到了研究者的影响），并强烈敦促女性主义研究者要明确说明如何使用或不使用声音，以及使用过程中应该有什么限制(pp.217-219)。借用文学工具来表达声音也会引起一些不易发觉的控制问题(Mascia-Lees et al., 1989, p. 30)。

女性主义者采取了一系列的创新方法来反映和表达女性的声音，尽管这些方法可能还不完善(大量新的人种学报道，请见 Mascia-Lees et al., 1989, pp. 7-8, n.1) 。两个反差很大的例子是Marjorie Shostak (1981)发表的一字不差的关于她的声音及尼莎，一个！Kung社会中的女性的对话报道。而Susan Krieger (1983)在对中西部一个女同性恋社区的实地研究报告中只出现了被研究者的声音，尽管她精心地选择了报道材料，但她自己作为叙述者的声音却隐去了。

Margery Wolf(1992)将她在台湾做的实地研究呈现为三个不同的版本：一个神化故事，一本人类学实地笔记，还有一篇社会学论文。Ruth Behar (1993)指出，传统的人类学生活史研究以双声道方式将合作创造者的声音与自己的声音混合在了一起，她认为这是不恰当的做法。Behar选用的书名为解读女性，反映了她和合作者“Esperanza”间的平等关系，两个人都扮演了研究者和叙述者的角色。

为了提倡新的写作和表达习惯，Laurel Richardson (1991,1992)利用诗歌作为表达方式；Michael McCall和Howard Becker (1990)发表了一些生动的读物，已故的Marianne Paget (1990)也运用了类似的研究技巧。Carolyn Ellis 和 Art Bochner (1992)使用了讲故事的策略（细节请看第Richardson 本卷第32章）。尽管在一些学术会议上常常可以看到与众不同的表达方式，并且许多女性主义期刊发表了形式上颇具创造性的论文，但在主流学术杂志有限的文体和结构范围内，女性主义质性研究者如何改变出版物的惯例从而使这些新的研究方式得到认同依然是令人困扰的问题。女性主义者的解决方法能有效地突破早已僵化的理论结构吗？ 经验与分析

尽管运用了实证研究和立场研究方法的许多研究以女性的经验作为关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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焦点，但研究却是在男性主导，女性被控制的“现实”下进行的(Gregg, 1987)，一些批评家讨论了经验的波动性同时也提议对产生经验的环境进行分析。历史学（如Scott, 1991）和心理学(Morawski, 1990)领域的女性主义者指出，仅仅从经验之中是无法了解经验是如何存在的。简言之，如果不加怀疑地相信经验，广泛存在的压迫制度将在“经验”中被不断复制，且不会受到质疑。正如Joan Scott (1991)所说：“经验不仅首先是一种解释，而且也需要被解释” (p.779)。几个女性主义研究者都叙述和说明了经济或阶级因素对经验的制约，如Arlie Hochschild (1983)对航空工作环境中，航班服务员的情感控制情况进行的分析，Nona Glazer (1991)对护理行业中的种族和阶级歧视问题展开的调查，以及Nancy Scheper-Hurges (1992)对巴西东北部母亲受到的剥削及其贫困问题所做的探究。

其它女性主义研究者，比如Patricia Clough (1993a, p. 179) 运用解构主义理论或心理分析式的女性主义符号论批判了只关注经验的不当做法，她认为不管研究者与参与者多么接近，经验总是在特定的话语环境下创造出来的。对文本进行批判性分析是社会批评的基本模式，此时文本是研究的基础。

后果：受限制和不受限制的学科

女性主义质性研究者对她们自己所属的学科感到满意吗？她们是否认为学科发展的关键就是研究应该使妇女受益？女性主义质性研究方法，以及背后的理论和认识论假设是否能改变研究者所属学科的性质？某些学科，如社会学和心理学对实证主义观点比较认同，而这些学科的理论观点中，既有倡导女性主义变革的思想，也有反对变革的观点(Stacey & Thorne, 1985)。此外，单纯考虑女性主义研究的一般作用是对复杂问题进行了简单处理，正如在这一章节中我试图说明的：女性主义质性研究包含了各种类型，内容很复杂，所以各种方法对学科的影响力将是不同的。

在人类学领域，Lila Abu-Lughod (1990) 和 Ruth Behar (1993)主张消除传统人种学有关自我与他人、主客体之间的界线，并形成“模糊的边界” (Abu-Lughod, 1990, p. 26)，还主张把学科从过去的殖民控制中解放出来(Behar, 1993, p. 302)。Marilyn Strathern (1987, p. 292)在“人类学与女权运动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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间尴尬的关系” 中表达了自己的独特看法，她认为女性主义者和人类学的观点不是可以互相转换的范式，在各自的实践中这两种方法都很重要，也许正因为如此，它们之间才缺乏理性的对话，只能互相嘲弄而不是真正挑战对方。

女性主义者主张进行学科大检查的呼声反映了对研究的不同看法、学术惯性及阻碍力量(Stacey & Thorne, 1985)。Dorothy Smith(1987, 1989, 1990a, 1990b) 激进的社会学(其激进在于“寻求本质”以及政治上的左倾)批评最初始于1974年，在随后的反思中不断丰富并发展出自己的分析方法，然后运用于社会学研究，从而揭示妇女的特殊经历并把它和“进步主义斗争中的政治与实践”相结合(Smith, 1992, p. 88)。

在对Smith作品的评论中，几个理论家强调了她的思想对社会学的冲击力，她把主体性概念(Lemert, 1992, p. 71)推向了极端(Lemert, 1992, p. 71)，认为主体性是“当代资本主义的统治关系中”不可分割”的一部分（Collins, 1992, p. 73），并质疑社会学的实践基础(Connell, 1992, p. 81)，（其中一些批评在立场理论部分已经提到了）。然而，Smith还不足以彻底颠覆经验话语在社会学中的统治地位 (Clough, 1993a, p.169)。Smith (1993)反过来驳斥这种观点过于注重文本而忽视了经验。

另外一些女性主义研究者挑战了社会学甚至社会科学的基础。Patricia Hill Collins (1986, 1990)对黑人女性主义社会学进行的分析引起了对二元论的批评，她认为二元论导致了族歧视并主张社会学家应该把一些非常规的方法引入他们各自的学科之中。有两个以解构笔调写作的女性主义者已经提出了不同的批评意见：透过心理分析符号学方法，Patricia Clough (1992)呼吁进行社会批评，并要求女性主义者和社会学家不要局限于一些很受重视的人种学方法，如观察和对事实的描述，而应该“重新学习信息处理中的各种表达方式”(p. 137)，不管它是文学作品还是实证科学。此外澳大利亚的Ann Game (1991, p. 47)也不同意社会学对“社会”概念的界定方法。

尽管Fine 和 Gordon (1992, p. 25)对女性主义心理学对所属学科的影响给出了比较悲观的评价，但她们提议女性主义心理学家要重建既关注个体又关注社会的心理学，并主张进行行动主义研究。

女性主义文化研究的颠覆力是否会影响原有的学科界线(Denzin, 1992, 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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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5)？其答案要从以下两种得失关系中寻找：一方面这个领域发展很快，如性和科学领域里那些学术性很强、妙趣横生的研究；另一方面，20世纪90年代美国各大学的财政危机也改变了其它女性主义质性研究者对所属学科的中心与边界的影响。

女性主义质性研究今后要解决的问题

我们在此讨论的各种模式、方法、主题和认识论问题显示，女性主义质性研究今后将遇到的主要问题是：这些不同的方法能在何种程度上有效运用于旨在改善妇女处境的社会学研究，而不仅仅是开展有关妇女的研究。这个问题之所以重要，是因为它关注了读者和背景问题，遗憾的是它还没有成为当前女性主义质性研究的中心议题。从十九世纪七十年代到九十年代，不管是理论性的还是实证式的女性主义出版物都比较缺乏，而那时的读者多是学者。前面讨论过的参与式研究以及传统的实验方法能在何种程度上、以何种方式从学术圈这样一个小范围拓展到更宏大的社会中，将会影响到女性主义质性研究的发展。由于女性主义具有多样性，所以我认为任何正统的传统模式或后现代流派要想独霸天下都是不大可能的事情，甚至可以说完全没有这种可能。由于女性的生活复杂多样而且问题很多，可以说任何情况下都如此，所以需要运用多种质性研究方法进行研究。

注释：

1.作为读者，您会发现我的论文是以自己作为一个持社会主义立场的女性主义社会学家的研究经验为基础的，我的研究兴趣是妇女健康问题，以及健康和保健系统中的女性。新出现的建构主义中的社会互动理论是我主要的理论支柱（Denain, 1992. pp.1-21）。我目前正开始对有关文化产品的研究产生了兴趣，这源于我以前在新闻界的经历以及研究生阶段在大众传媒领域受到的训练。我对互动理论和女性主义理论中的后现代思潮特别欣赏，这些思潮强调要在特定的历史和现实背景下，以一种批判的态度对一些人们习以为常的妇女问题进行富有成效的探讨。我还赞同这样的做法,即能够在研究过程中尊重女性，让很少有机会表达自己的女性得到说话的权利。然而我也相信，在进行质性研究和理论探讨时，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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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范围可以不仅仅局限于女性，尽管这样的研究可能不完美、而且没有考虑到研究者的特定立场。研究者应该把关注经验和文本分析两种风格结合起来。我认为女性主义的研究为具有改造社会作用的其他研究和行动（在这里，我指团体、政策等）奠定了基础（Olesen, 1993）。对我来说，女性主义探究是辨证的,表现为运用不同的立场分析问题，产生出新的知识体系，这些知识又成为进一步研究的基础(Nielsen, 1990, p. 29; Westkott, 1979, p. 430)。最为重要的是，女性主义质性研究者，在发现妇女生活中的问题的同时，应该从帮助妇女的角度来反思自己的研究，看看到底什么地方没有考虑到妇女的利益。如果某个研究者的工作被其他研究者采用其它更有效的方法进行了改造甚至被彻底否定，这个研究者应该为此高兴，并以此推进自己的研究。

2．有关解构主义、后现代主义和女性主义的文献非常之多。对于刚刚开始了解这一领域的读者来说，下列文章会起到很好的帮助作用：1988年春季“女性主义研究”杂志中的所有篇章，以及Nicholson(1990), Hekan (1990b), Flax (1990),Rosenau (1992)

3．认同行动主义观点的女性主义研究者不仅致力于有关妇女问题的研究，而且她们也投身于各种各样的妇女运动中，以外行身份参与食物和药品管理处或顾问咨询委员会 （Sheryl Ruzek and Jane Zones）的活动，或者为受到虐待的妇女出庭作证(Julie Black-man; see Blackman, 19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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