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遗民书家用印的特性

明遗民书家用印的特性

刘沫

（渤海大学，辽宁 锦州 121000）

摘要：清初明遗民书家受满清政府的迫害及文字狱的限制，他们不得不将其遗民情怀寄托于印章这不被世人所重视的艺术载体之上，因而其用印独具特性。这些特性分别体现在其印文、形制及印面风格这三大方面。

关键词：遗民；用印；特性

明遗民书家用印既存有所处时代的共性，同时依托群体特征和心理，产生了极具特性的印文、形制以及印面布局和篆刻章法。而遗民书法用印的特征源于其身份的特殊，换句话说，身份决定其用印心态的特殊。

一、印文的特殊性

遗民情感是明遗民们艺术思想的核心问题，在印章中大多体现在印文、印风及形制上。可以说更朝易代的明亡事件成就了一批极具叛逆性的艺术家们。若没有他们特殊的身世遭遇和不忘故国的情感表达，也就不可能有今日所见的颇具遗民性的艺术理念。

（一）表达国变后无奈悔恨之情的文辞

石涛作为明朝皇族后裔，清四僧之一，其遗民性在印章中的表达颇具代表性。其中“于今为庶为青门”一印曾钤盖于兰花图中，画中跋曰：“根已离尘”，笔者认为庶与嫡相对，石涛曾经在前朝是皇室贵族乃为嫡出，而今清朝之主人乃外族入侵者，血缘上并非一脉相传，便有了庶出之感。此处的清门暗指如今家中无人拜访，冷冷清清之意，折射出入清后，很多人因他明遗民的身份而不再来往，身边少有知己好友。通过此印石涛既表达了对在前朝生活时的思念之情更抒发了世事变化的无奈之情。

石涛的“苦瓜和尚”一印；八大山人的“一笑而已”“可得神仙”二印及程邃的“古之不臣友今之任牛马”。这些印章都可表现出明遗民们国变后的落寞无奈之情。（二）表达思念故国的文辞

八大山人故国情感的表达甚是隐晦，在印章上的体现乃为“八还”“何园”、这两方印款。八大山人借用“八还”来寄托自己对故国的思念，同时也表达出自己期待复明之日。随之之后的几年，在八大山人的书画作品中，“八还”常与明江山，乃是故去的大明君主。“何园”之印共有两方，一朱一白两方相同印文的印章可见其对此印文的喜爱程度。至此之外，甚至出现以一朱一白两方印章同时使用的情况。有池，因此而命名为荷园。若因明遗民延续晚明遗风“尚奇”的风尚来推断，喜用奇字来凸显自身学识渊博尚不合理。因

作者简介：刘沫，渤海大学。

的解释即“何园”乃“何人家园”之意——这是谁的家园，我的家园又在何方。所谓“山河自异，河山不再”，可见八大对故国的爱深远而沉沦。

诸如此类怀明的印章还有邹之麟“明”；王翚“我思古人”；金俊明“不寐明怀”等。（三）表达自嘲自贱态度的文辞

明遗民常常以自嘲自贱的语言或行为来表明自己的遗民态度。赵园先生曾说：“自虐式的苦行以及自我戕害，更是明遗民的生存方式。”自嘲自贱乃明遗民生存状态的常见现象，清初许多遗民纷纷选择落发为僧，出家为僧。头发在汉人的传统观念中，重要至极，但明遗民选择剃发为僧，本身就是一种自贱行为。这种自贱行为所衍生出的情绪便在明遗民的印章文化中体现得淋漓尽致。而选用自贱自嘲的名号是易代给士人们造成创伤的体现，如：入清后，八大拒绝出任仕途，并归隐僧门，遂以“驴”为号既真实又直接。1681年始，八大山人开始使用“驴”号，同时出现“驴屋”“人屋”等印章，以示自己内心愤懑的情绪。自古诗文中描述隐士皆以驴为伴，并未见过以马为伴者，个中缘由是因为马乃出仕的显贵象征。遂八大山人以“驴”为号正是其暗示世人自己不仕清朝，归隐空门的生存状态。一个有尊严有体面的人，又怎么会不爱文雅的人号而偏爱“驴”号，个中缘由无不体现他身为明遗民在新朝生活的愤恨，无处释放的感情只得通过给自己起自贱的名号来宣泄；石涛“瞎尊者”“痴绝”；程邃“古之不臣友今之任牛马”； 弘仁“是迂是痴”；石谿号“髡残”；方以智号“愚道人”“浮山愚者”；浙江改号；戴本孝改号“朽民”以示自己在满清王朝的统治下

是块朽木，乃无用之人。（四）表明遗民身份的印文

石涛乃第三代靖江王朱亨嘉嫡长子，“赞之十世孙阿长”是第二代靖江王朱赞仪的十世孙之意、“靖江后人”是第一代靖江王朱守谦后人之意。“赞之十世孙阿长”“靖江后人”两方印都是石涛表明自己明贵族后裔身份之印。用表明自己身份印文的印章，八大与石涛并不是特例，是明遗民们的共性。表明自己曾经的身世在清初有着特殊的意义，是明遗民们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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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君”的画押短暂的同时使用过，这更明确了所还之物乃大“荷花之园”的意思，八大晚年居东湖旁，湖中有一片荷花“何”与“荷”虽音同，但算不上奇文异字。笔者认为更合理“白秃”“无智” 艺术大观 Art Panorama

故朝遗民身份的认可，也是明遗民们悲悯世事的体现。

诸如此类的印章还有八大山人钤盖于《个山小像》的“西江弋阳王孙”一印。

二、用印形制的特殊性

明代遗民对于用印形制的追求，甚至超越对印章本身章法、刀法的追求。这种追求并非是晚明文人独创，早就宋元时期文人便开始关注印章独特形制。只不过限于当时印章材质坚硬，还无法对印章进行随意创作，冻石在印章创作中的广泛使用，有助于印章形制的扩充和丰富。除此之外，在明遗民群体钤印所取用的印章形制上，颇为大胆怪异的异形章乃图式性印章频繁出现，在形制上与同时期非明遗民的用印形成了鲜明的对比。究其这种现象的背后，原因不外乎与他们特殊的遗民身份有关，因其遗民身份所形成的特殊审美，导致其用印形制与旁人不同，独具特色。

（一）葫芦形制骤增

明代以后，葫芦形制的印章逐渐走向文人书斋，带有精致造型的便携器物也成为晚明文人追求把玩的主要物件。葫芦形器皿之发展一直伴随着封建王朝的兴衰，唐汉国力宏盛，葫芦形制器皿多且造型宽博，多是官方御制。明代以来，书斋文化逐渐被文人发扬，砚台、竹石、香袋、团扇、印章均成为那一时期文人琢磨进而品味的“雅物”。清代画家王原祈常用引首“苍润”和“三味”均是葫芦形制。闲章“苍润”有方形、椭圆和葫芦形制三方。

1、遗民文人品格的象征

因葫芦颈长如鹤颈，故又称为鹤瓢。仙鹤又历来被视为仙物，颇具长寿、清雅、忠贞及祥瑞的寓意。《明史·隐逸传·孙一元》：“踪迹奇，乌巾白，携铁笛鹤瓢，遍游中原。”唐诗宋词中多有以仙鹤来隐喻隐士闲云野鹤的生活及对官场世俗的厌倦。明遗民正是这类人的写照，他们入清后躲避朝廷远离官场，四处游历，多与遗民结友为善，虽为生计发愁却也乐得悠然自在。明遗民用印书家皆善诗文，文化底蕴颇深，自然深知鹤瓢的内在含义。正因如此，明遗民日常生活的器物无不体现其清雅高洁、淡泊名利的品质。用葫芦形制印章以寄托其清雅的品格和文人追求，象征遗民隐逸避世的选择。

2、祖先崇拜

葫芦在远古传说中是诞生始祖母体的象征，是先祖灵魂的归宿地。明遗民用葫芦形制印章在一定程度上表达了对明朝的思念及寻找内心的归宿。葫芦因葫芦籽多自古有繁衍之意，以求多子多福。至此明遗民用葫芦形制印章更是一种期盼，明虽亡，故国所遗留之人却不在少数，明遗民期待更多故朝的继承者来继承故国的精神，甚至反清复明，还其大明。遂葫芦形制对明遗民来说也可以是一种民族图腾的象征，象征他们延续晚明的遗风，继承晚明文人的审美取向及不忘故国的情感。

（二）异形章再现

戴本孝与八大山人都曾用图式性极强的印章，同时文字的变形也极具符号意识。八大山人用生僻而变形的篆刻手法，来引起人们的注意，表现出一种无奈和宣泄之情。这种篆刻46

手法一方面体现在生僻变异的字形，一方面表现在夸张怪异的印章形制上。如八大年曾使用过的一方白文对称型竖长方印“驴”。驴形印章在八大山人60岁以前，用印有框、无框、些大、些小、些肥、些瘦、些直皆使用，样式丰富。1689至1699一直使用有框印，自此之后便一直使用无框印，直至去世。可以说八大山人开创了画押图案印章的先河。

三、模糊残破的特殊印面

明遗民选用模糊残破的印章并不是毫无征兆的，这与明遗民的怀古尚残的审美倾向有关。其一是为了与其表达自贱自嘲及悔恨之意的印文相统一；其二是为了将一些反清复明或怀念故国的印章故意做的模糊残破，目的为了不被世人所注意，来躲避清政府的迫害；其三是为了与其书画作品所表现的风格相统一。遗民书画家的艺术思想颇具尚古情怀，特别是那些通过书画作品来表达国破之情的书画家，其用印要与书画作品气息相合，为保证艺术作品的完整统一性，便选用印面能体现残破之感的印章来钤盖，从而影响了当时的印风。石涛作为明遗民中最具特色的代表，曾言：“书画图章本一体”。短短七字道出了书法、国画、印章三种艺术共同呈现是需要统一的审美倾向，所以模糊残破的印面在一定程度上也体现了明遗民的怀古尚残的艺术思想。

（一）冲刀观念形成的残破线条

程邃行刀中不露刀锋，呈现出以刀法用残的技法，残体现在技法上，即所谓的‘残’是为了古意。这也正与明遗民怀古尚残的审美不谋而合。程邃的理性用刀呈现的残破线条对浙派丁敬等人的切刀技法有直接影响，切刀形成残破线条的质感成为浙派篆刻统一风格的重要因素，也是浙派篆刻形成的关键。

（二）做残形成的不规则印边

以刀法呈现“残破”的意识虽逐渐形成，但线质难免有做作之嫌，而用刀如笔难免失金石之古意。明遗民在此基础上借鉴古玺的残破感，印章边款及线条均有残势，即所谓的章法及印边作残，在这一点上程邃乃典型代表人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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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薛竹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