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生自古谁无死——清明时节絮语二篇

人生自古谁无死——清明时节絮语二篇 一

那不可知的事物也是可思议的

清明节是一个祭悼死人的佳节。每到这个时节，我除了偶尔缅怀古今死者，往往还容易由死人想到人的死亡和生命本身（或说想到“生死事大”）。 作为一个以“哲学青年”自居的人，按说我如上起点不低的思考，应当颇能显示身份了，然而可恨的是，有一种与以上思考血脉相连的联想，败坏了我的自娱感——我由清明节追根溯源地想起了中国古代的种种丧葬礼仪。上古中国丧葬礼仪之繁琐，细读《礼记》不难知之。可爱的圣人孔子，他就十分追慕周朝的“礼”，他曾说:“行夏之时,乘殷之辂,服周之冕,乐则韶舞,放郑声,远佞人”,这种博采众长的思想至少初衷甚好，不过他又“往事并不调查”地说:“周监乎二代,郁郁乎文哉,吾从周。”我觉得就有点固执得过度了。单以传世文献所记载的周朝人的哭丧为例，那种“礼”究竟繁琐到什么地步呢？何地哭有限定、何时哭有禁忌、哭者的秩序有先后（男女老幼）、哭声大小有讲究、哭的过程有技巧（出气入气有别）......这些名副其实的繁文缛节，我实在受不了。我想，这类传统文化不传也罢。如果御用学者们鼓吹的“中华文化的伟大复兴”将来要是实现了，而作为其中内容的“礼”又要强制贯彻落实到所有国民身上的话，那我肯定会因此叛国投敌、流亡海外——其实我更想说的是，清明节和缅怀死人二者之间无须建立必然联系。触景生情、睹物思人的情感表露往往是不分时处、自然而然的，而情不自禁、悲从中来的“发乎情”，何必“止乎礼”呢？我喜欢简明而有力的行为和复杂而有难度的思想，也觉得以默哀幽思的方式祭悼死人更合乎我的性情。 说实话，自爷爷去世后（1982年初），我有二十多年没回老家挂亲了。一是由于四位老人去世早，他们在我脑海里的印象颇浅（外公殁于1978年夏，那时我还不到半岁，尚无记忆，1981年秋至1982年初，外婆、爷爷和奶奶相继去世，我才四岁左右）；二是我素来缺乏敬宗法祖的观念，所以清明节去扫墓对我而言实在算不得是什么大事。再有，这和父亲的“谆谆教诲”多少有点关系。他常对我说“老人活着的时候不好好待他（她），死了以后（扫墓时）反倒有酒有肉的，一点意思都没有，还不如老人在世的时候好好孝顺他们”，而我知道，这并不全是他对清明节和故去亲人的真实想法。

今年我之所以从龙胜县城赶回老家siu3 man4(侗文，汉译为“小满”，今属乐江乡光明村) 来挂亲，一是喜欢老家的自然山水和清新空气，二是想用母语跟活着的乡亲们进行有目的的“闲聊”，三是想乘机感受一下偏僻侗乡的丰富资询——老家这里自从安装卫星电视接收器以后，可以收看到世界各地的上百个电视节目（今年年初的那次麦加朝圣，我看的就是现场直播）。至于母亲和房族伯父们以祭祖可享福德为理由的劝诱，其作用于我，微小得几乎可以忽略不计。

今天多云转晴,春色宜人。白日里，扫墓并没有花掉我多少时间，相对而言我更乐衷于跟亲人们作促膝之谈。晚上微醺，我没有外出qiam3 xiai6(“走寨”)，写完日记后一个人静卧在童年时期曾生活过的小木房里。由于“历史情境再现”的作用，我思绪纷纶，遨游在记忆与想象的精神世界里。一时思忆得最多的，还是我所知道的长者：死的爷爷和活的父亲，还有我和他们之间的那些将忘而未忘的往事。

据说爷爷是一个知书识礼的有洁癖的懒汉。在老家lyhaem3' qaen2(鱼塘湾，今属平等乡庖田村)，我曾祖(安荣公)生有四子二女，爷爷是幼子，可能因此被惯坏了。他出生的时候，辛亥革命还没有爆发。他早年估计读过一些书（在平等庖田上过学），因而具备了当时所有“本

土化”的文学青年都具备的毛病——在老家那一带的路边大石、侗乡凉亭和风雨桥[比如wu2 qiu2 mei4 lei1（侗），音译为“梧桥美檑”，]的立柱上，曾留有他数量不少的通俗浅易的题诗。“清明时节大晴天，翠微横处冒墓烟”这样的诗句，据传就是他写的。现在老家那儿每逢族里人办酒，待到大家酒酣耳热之时，席间偶尔就会冒出一些有关他的佳言趣事来，比如“so5 saeng5’ ”（直译为“陡裤”）一词，业已成为本村的熟语典故了。光是以他和我作为主角的笑话就有好几则。有一则我是记得的：天气晴好的秋日，他偶尔也会带上三岁多的我到鼓楼边上去闲坐晒太阳，顽皮的我常常乐此不疲地钻进他异常宽大又稍有破漏的粗布裤管里去闹腾。爷孙俩在寨子里漫步时，我手里常常拽着一根小竹枝，屁颠屁颠地跟在他后头，用竹枝朝他裤子的破漏处戳戳点点，然后嘴里念念有词：“nyaed7 nyaed7 nyok9' nyok9' mi5 nyei1’ be2”（侗）（这句我原创的粗俗直白的话，既富有童言无忌的天真色彩，也有《红楼梦》中“女儿乐”那样的色情味道。我至今都不清楚，自己当时怎么会顺口哼出这句可能要遗臭万年的铿锵“诗句”来。从那以后，我就有了一个绰号叫 nyaed7 nyok9'。今年正月天回来吃伯父的生日酒，我又因此被长辈们取笑了一回 ）。 令人纳闷的是，爷爷仅仅是“识礼”，却不“复礼”。他青年时期游荡无度，是个小有才华的准败家子。他靠变卖从曾祖那儿分到的一份家产，弃农经商，曾多次沿着平等河及浔江顺流直下到柳州那边去进一些洋布洋伞回侗乡（庖田、广南、平等一带）来卖。据说老家方圆数十里范围内，最早使用和销售内裤的人就是他。当时那些自古以来不穿内裤的侗族妇女，每次途经我家（siu3 man4 nya1 non5）对河的石板路时，脸上总要露出既害羞又好奇的神色，因为我爷爷真是太有广告意识了：他把几乎所有待售的内裤都挂到了面向大路的堂屋阳台之外。然而包括内裤在内的洋货都不太好卖，他的生意越做越惨淡，逐渐陷入贫困。虽然他的“发展”不成功，但是老一辈人对他还是颇为怀念的——也不知道他从哪里弄来了一套禁烟局的制服，于是走私烟草（可能还有大烟和盐）的乡邻们就靠着跟他借来的那套制服闯关过卡混迹江湖，在桂林和柳州一带招摇撞骗。真是“有心售裤裤不销，无心租衣衣成宝”啊，爷爷的“制服出租业”终于有了一点回报——他因此就可以一日三餐地吃上他喜爱的正宗桂林豆腐乳了。可惜好景不长，当红色政权的历史车轮轰然开来后，馋嘴爷爷的幸福生活(一日三餐豆腐乳)就被无情地碾碎了。

爷爷有过两次事实婚姻，皆不长久。他与前妻共生三子，前妻因故跑了，年幼的三个孩子分由其堂兄（身央他爷爷）、大侄子（修龙伯）和他自己抚养，可惜皆早夭。

关于他和我奶奶的相识，流传的版本是这样的：丧失妻儿后，年届不惑的他对田间劳作仍然心不在焉，总想着经商，于是又数次乘舟顺水而下。他每次经过平寨村（今属瓢里镇）时，有一位常在河边浣衣的本村壮族小姑娘，被他独立舟前玉树临风的pose和富有诗意的沧桑容颜给迷住了，老想对他有一个“进一步的了解”，于是她就成了我奶奶。（我爷爷给人的第一印象总是极好的，在这一点上，我青出于蓝地继承了他的衣钵，并且因此无意中就“蒙骗”了若干姑娘。为了减少更多的误会，我近几年来总是千方百计地把自己塑造得邋遢龌龊，就差没残身破相了，然而这些做法还是收效甚微。唉，“人世间最痛苦的事莫过于此”啊。） 爷爷的第二次也是最后一次婚姻依旧有疾而终。父亲才五岁的时候，奶奶就抱着我姑姑改嫁了，她所嫁的人正是当时审理我爷爷奶奶离婚一案的龙胜县北区(第四区)人民政府（管辖范围比现在平等乡宽）民政助理荣爷爷。家乡的老一辈人因此才传出荣助理把奶奶“判”给了他自己的故事。

据当年的目击者透露，奶奶走的那天，泪眼涓涓的父亲从家里紧追其后，跟了老远，最后被我奶奶数顿狂打，痛得不行才终止了追随。我想，父亲也许从那一天起，就开始对这个五浊恶世渐生失望了。

在我看来，导致如许不幸婚姻的原因多半应当归咎于我爷爷，他不光是拙于谋生，疏于家务，他还有一定程度的“精神障碍”——在其位而不谋其事，不象一个本分的种田人和负

责任的家长，此外还有洁癖，让乡邻对其渐生微言。（可悲的是，我除了没有洁癖，其他的坏毛病都有，难道这真tmd是我深疑不信的家族病史的隔代遗传?）

父亲的性格和大半生的行迹，与爷爷大迥。不过这种“变异”的动因，除开时代大环境铺天盖地疏而不漏的影响，爷爷身不由己的非善意的“传、帮、带”，在父亲那里恰好起了一定的反作用。

父亲的童年乃至青少年时期都不幸福，甚或灰暗寡趣。他经常遭受爷爷的无端打骂或故意虐待：据村里人说，他年少时，耳朵时不时就lhaed7’ phad9’gwaeb7 gwaeb7（侗文，可汉译为“鲜血淋漓”）；因人祸导致的1960年灾荒时期，他才十一二岁，那时爷爷强拉硬拽地带着他四处去乞讨，一走就是好几天，等讨到近百斤的谷子后，在回程途中，那一担谷子始终都是由他挑着；还有一次，爷爷弄到了一只鸡却吃独食，连骨头都没给他留下„„（尽管爷爷那样对他，但当爷爷步入迟暮之年并疾病缠身的时候，他对爷爷还是尽了孝。爷爷去世以后，父亲连续有好多年都没有去给爷爷上坟，我认为是情有可原的。更为巧而不幸的是，父亲前几年破例回老家给爷爷上坟时，不慎又被爆竹炸伤了耳朵。我想，从此以后父亲再也不会去给他老爸上坟了。）

1960年代前中期，父亲曾在明江中学半耕半读过，后因家庭的原因，他只好辍学回家务农。不久之后，文革开始了。

在那个“畸情燃烧的岁月”里，他只轰轰烈烈地使过一回坏：在破四旧的风潮中，他随众奔向独境堂帽山后，不遗余力地砸毁了同宗长辈石崇超（法号明镜）创建的归仁洞佛寺。除此之外，他的日子过得平淡无奇：由生产队队员努力干到大队干部。由于家境不好，他都快“奔3”了还是光棍一条。幸好同村的外婆一相情愿地把他看成了“绩优股”，想“以长女妻之”。于是，理智战胜不了情欲的父亲就有了一个他可能不很喜欢的妻子（而我打心底里更为敬爱我那没有文化的有着愚公精神的母亲）。

文革结束之后一年，他和我母亲结了婚。两年多之后他由大队被调到了一家国营农场，一干就是三十多年。青少年时期拿锄头，中青年时期拿笔头的他，现在两鬓斑白之后又重新拿起了锄头。他在自己的大半生里都不能实践“流水不腐”、“滚石无苔”的古有理念，原因并不尽然是抽象的所谓“时代所限”。曾经“忠于革命忠于党”的他被时代和党国给愚弄了。他可能很早就意识到了这一点，但他不愿意承认，因为幻灭会让人很痛苦。不过我觉得他前几年有一件事做得很漂亮：退党。在当代中国，和他遭遇相似的人应该不少吧：为了“建设国家”，他们“甘做一颗革命的螺丝钉”，一腔热血，两袖清风，数十年如一日的爱岗敬业，可意想不到的是, 当他们年龄渐老没有什么利用价值时，就被党国弃置了。电影《埋伏》中冯巩饰演的角色就是一个形象鲜活的艺术化例证。

我并不认为在盖棺论定之前评价一个活人是一件多么困难的事情。在此，我想简要评价一下父亲——

在思想上，他是一个深谙“地方性知识”的新式农民，他虽然一直自称是“吃了没有文化的亏”（那“文化”仅指接受正规学校教育的程度），但我觉得他很有文化（好学善思，识见过人），他资质不凡，颇具学者气质，是一块被时代和父辈家庭所误的璞玉浑金。在工作上，他是一个业精于勤的“廉吏”，上交不谗，下交不媚，严于律己并旁施于人，以至于少数善于取巧偷懒的员工对他恨之入骨并四处扬言要杀了他；他能洞察“肉食者鄙”的丑态、识破污吏的伎俩，并能对他们进行有效地反抗而不畏心怀鬼胎的长官对他进行打击暗算。他是“狷者有所不为”。

他的有所不为，显然也影响了我。

其实，他影响我的何止这些：以前他为了效忠于党国，拼命工作，但却漠视亲情甚至对妻儿偶有惊人的冷酷；由于童年的苦惨经历，他对他以外的世界，有一种根植内心的绝望感，

他很多时候做事都想独立完成而不愿依赖任何人，哪怕是他的妻儿；他有时热心帮助他人胜过帮助家人；对各类社会现象，他往往能凭借经验阅历和一种超乎常人的洞察力，以老吏断狱式的犀利语言做出大致准确的论断（比如他早些年对市场经济、教育、医疗等方面的一系列改革就有了先觉式的认真批评，从最近几年的传媒上看到的那些学者专家姗姗来迟于事无补的马后炮式批评文章中，不难找到与他的批评相同的理据、分析方法和结论），就连号称博学深思的我,不时也要暗自惊佩他的慧眼通论；然而，当他那尖刻的语言排山倒海似的向我冲杀过来时，也使我惊悸良久„„

父亲早年的可怜经历（缺乏关爱甚或没有爱）影响了他一生，而且其中那近半的负面影响，实际上也曾作用到我身上——

1982年秋，四岁多的我还很不懂事。有一天午后，我闲着无事，便在房里翻箱倒柜，突然意外地发现了几张钱，于是我拿了一张“大团结”，想去买点糖吃。瓢里大桥边上杂货店的老奶奶认识我父亲，她叽里呱啦跟我说了一大堆汉语，可我不怎么听得懂，于是转身就走了。我一个人在瓢里大桥的人行道上重复了N次的“把栏杆拍遍”之后，就痴迷地欣赏起了夕照映在河面上的金波。

我想，既然那钱不能用，那它总得有个归宿吧，而那波光粼粼的河流很美，不如把钱也归入河流，于是那10元钱就被我从大桥上放下了河里。

当时我只觉得，那张轻轻飘摇的纸钞，坠入金光闪闪的河面的样子很美。 可父亲不这么想，当时他每个月的工资只有30元左右，于是他拷问清楚我之后就对我进行了拷打。再后来到了傍晚就把我拖到果场里的某根电线杆下面绑了起来。我还清楚地记得母亲抱着不满一岁的妹妹，站在父亲身旁，眼含恐惧地试探性地哀求父亲，而父亲只顾着喘着粗气骂我。反绑好我之后，父亲就拉着母亲走了。

那里离家不远，但四野无人，只有我孤零零地靠在电线杆上哭。到底哭了多久，我根本无从计算。由于手被反绑，泪水只能风干。

那一夜，我有了某些复杂奇妙的高峰体验：当我的哭声渐渐小了以后，对面那片“相看两不厌”的山峦，越发黝黑沉静，脚下地底的虫唱声慢慢响亮起来，身着短袖衬衫的我有好一阵子饥寒难耐，只能用舌头舔一舔流到嘴角的泪水，有点咸。

夜越来越深了，虫唱与宿鸟的怪叫亦渐稀落，以至于无，大地一片沉寂。我满怀困惑，那些神秘的鬼魅怎么还没有显形出来吓我或吃掉我呢？ 夜更深了，我心存疑虑，仰望苍穹，只有夜空的星星依然闪烁，那夜的星空真的好美啊。 有一会儿，我真的好想回家。我心里嘀咕着：“Nei4,yao2 xiang5 bai1 yan2 a4，Nei4,yao2 xiang5 bai1 yan2（侗）„„”

可我一想起父亲，又害怕了。那些神秘的鬼魅真有那么恐怖吗？怎么还没出来？我好孤单。

再后来我就不想回家了，我也暂时忘却了自己的过失和父亲的残虐，忘却了人类。 现在我也不好说我当时究竟还在想些什么，我也不知道我站着睡着之后，眼泪是否不再流淌。

多年以后，我渐渐地觉悟到那一夜的特殊体验（以及对它的反刍式思忆），简直可以称作是我思想精神领地的一片“息壤”，它可以“无限复活”，在自生中不断增加能量。

有人说，万国之上还有人类，而我基于自身的那次奇妙经历想说的是：人类之上，还有“恍惚之道”。

我不得不这么“反科学反人类”地说，当时是一种不可知的力量，把我引入了奇幻的世界。

即便是多年以后，我也不会把自己更多的内心隐秘说出来，那不可知的事物启示我的，

我将不会告诉任何人。 哎，还是不说了吧。

那不可意的亲情应是可扬弃的。 那不可知的事物本是可思议的。

（2006年4月5日深夜初稿于老家小满，4月11日晚修改录入于龙胜） 二

人生自古谁无死？侠骨捐荒任朽零。

我自记事以来，直至前日才破天荒地回老家（小满）挂了一回亲。翌日上午9：30从大舅家出来，步行五里至光明村，于村边公路等车，而后11：30到家。午饭后补写日记、翻书。当随意翻阅《现代汉语词典》（1992年版）时，凑巧在“酩酊”词条旁看到了一首铅笔书写的小诗（仿文天祥《过零丁洋》），末尾署下的时间是98.4.22。读过那首信手写下打油诗后，竟一时哑然。

算来那些文字及其蕴涵的思想观念已是八年前的旧东西了，但即便以“悔其少作”的眼光看，我也认为其中有着较少可悔性的观念。我现在还是那么惯于借古人之酒杯浇一己之块垒，还是那么不“醒水”（方言）地跟这不可知的“现实社会”和浩浩荡荡但又去向不明的“世界潮流”较劲，也跟自己过不去。

我至今都还不很喜欢文天祥的《指南录后序》，它曾是一篇我读过的高中课文。在那篇不长的文章里，他提到自己“几欲死”近二十次，矫揉造作、婆婆妈妈的，哪有什么豪爽气概。它跟那篇《正气歌》几乎有着霄壤之别。

据现在某些人的分析，文天祥《过零丁洋》里的那种崇高情怀也并不纯粹。照我现在混沌未凿的历史观，我已经不怎么看重“留取丹心照汗青”了。作为后辈人，我所知道和想象的历史要比他多得多，我有理由更绝望。

我觉得有待于人比有待于国更可靠，而由有待于己到无待，则是一种我由衷向往的庄子所谓的非凡人生境界。

现在，我把我八年前仿作的那首诗改成了如下的样子——

入 阵

辛苦遭逢坐奇情，奔波流落误生平。 偏疑稗史今安著？多愤国贼曏辱铭。 真伪经前析真伪，输赢场上论输赢。 人生自古谁无死？侠骨捐荒任朽零。

以我浅见，中哲所谓的“群己之辨”基本上相当于西哲所说的“我与世界（此指人类社会）之间的关系（即可能性的相关度）问题”。对此，我由以前的不知不觉转变到了现在的渐知渐觉。我愈发明确地意识到，自己注定要被所处时代的某些力量设局，然后被它们逼入（依程度重轻，亦可称为“抛入”或“引入”）某个战阵。

这似乎无所不在的战阵，我无从规避。相对于电影《角斗士》中的角斗士而言，我能够多出的“自由选择”仅仅是进入这个或那个战阵，以及在通往战阵的甬道上选择具有诸多可能的某一个入口，而不是唯一的入口。

我知道，现在某个栅门已经向我开启，我无暇思索更来不及磨刀霍霍它就向我开启。输赢场上，险象环生。我要毅然入阵，哪怕死得很惨。 人生自古谁无死？侠骨捐荒任朽零。

2006.04.06 晚

附：1998.4.22写的那首不顾平仄粘对的诗—— 辛苦遭逢起痴心，奔波寥落昧生平。 堪骂风节今安在，休谈国殇或假名。 张狂时世造张狂，酩酊场里且酩酊。 人生自古谁无死，侠骨唯思伴刘伶。

2006.04.11 补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