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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产品价格持续上涨原因的思考

2023-06-02 来源:客趣旅游网
农产品价格持续上涨原因的思考

丁敏来

摘 要: 农产品价格持续上涨,有关部门运用多种调控手段,闻得“涨音” ,又听“跌声” 。但如果长期以牺牲农民的利益应对通胀或经济危机,导致农产品生产的进一步萎缩,不仅为下一轮涨价打下伏笔,严重时甚至有可能危及国内粮食安全,从而带来严重的食品危机,对我国经济健康可持续发展带来严重负面影晌。正确的政策是:不应压制粮价,而是让粮价尽快恢复正常比价,这样做既不会伤害农民,为农产品增长和物价长期稳定打下了基础,也为增加农民收入、扩大内需和转变经济增长方式创造了好的环境和条件。

关键词: 农产品 价格上涨 原因分析

2010年以来农产品价格持续上涨,为平息民众生活成本过高的怨言,政府出台了一系列旨在抑制、降低物价上升趋势的货币政策和产业政策,有关部门运用多种调控手段,闻得“涨音” ,又听“跌声” 。从10月中下旬开始,部分农产品价格开始止涨回跌,这一状况延续到11月中下月旬国家调控物价的措施接连出台达到高潮。最近二周,从大蒜、生姜等小宗农产品,到大豆、谷物等大宗农产品,相比一个月以前都出现了不同程度的价格下跌。这些农产品价格目前走到“分水岭”到底意味着什么,这轮农产品持续上涨的势头是否已经过去。在种种调控的组合拳之下,农产品价格势必在2010年末至下一年度的一定期限内,其涨幅小幅回调乃至下滑,但就其影响的时效性而言,能否产生持续的效果?笔者最担心是本轮农产品价格持续高涨的根本性原因,如仅仅将之归因于货币流动性过剩、自然灾难频发、投机资金的炒作等外在因素,则可能沒有透过现象识本质。站在农产品价格的高位之上,如果我们仍不能洞察农产品价格,尤其是粮食高涨的内因与外因,不能用更为长远的眼光,调整经济增长方式,减少对自然资源的

过度索取;改变国民收入分配结构,增加农民群体的实际收入;理解基于全球化市场和国家安全双重背景下,农产品价格形成的逻辑。那么,在未来10

年内,农产品极有可能是全面短缺的开始,以至出现有钱买不到食物的被动局面。今天看似疯狂的农产品价格,可能成为明日更为疯狂的开始,本文重点分析主要农产品-粮食生产的投入产出,阐述其与农产品价格高涨并可能引发未来10年持续上升趋势的必然性。

一、种粮效益低:以南方人赖以为主食的大米作物栽培为例,在我老家的浙江A县,2010年11月15日的杂交稻收购价为2400元/吨,以600公斤/亩的平均产量计算,今年每亩毛收入才1440元,投入大概成本为875元/亩(以自营地算,不计土地成本和流转租金),其中种子费30元,化肥费120元,农药费120元,其他物化投入75元,机耕费150元,机收费用100元,人工费用280元。所剩不多,这样算来,当地2010年度每亩杂交稻的收益约为565元。再添加上半年的一季油菜,收成以100公斤算,去除各种成本,收益大概在200元左右。在此基础上,再计入农资综合补贴每亩69元,水稻15元/亩、油菜10元/亩的良种补贴的国家惠农政策。如此,当地以“油菜—中晚稻”为耕作方式的一亩地全年收益为859元[1]。而这全年收益的取得,是建立在当地“全年风调雨顺之天时、有江南魚米之乡称谓之地利、有史以来的无税费(有补贴)之人和、数十年难得之高粮价之市场”的基础之上的。但即此殊为难得的“谷贵富农”的好年景,其一年两季耕作的每亩耕地收益亦不足当地一个月的最低工资(2010年浙江最低月工资标准为1100元),仅为当地乡镇企业熟练工人月工资(以2000元/月计)的40%左右,仅相当于当地一名普通瓦工7天(以120元/天计)左右的收入。由于长期以来务农收益远远低于务工收益,导致资本和劳动力持续向工商业单向流动,这一失衡必然导致农产品供应减少、价格上涨。此轮粮价上涨,只是工农产品比价的合理回归。

二、粮比价格的严重倒挂:虽然自2000年以来的10年,粮食价格平均上涨30%,但同期,作为农业生产资源的钾肥上涨了2倍有余,种子价格则普涨近3倍;而其他大宗商品价格涨幅则更令粮食价格望尘莫及,在这10年内,原油价格上涨了8倍,黄金价格上涨逾7倍,铜价涨幅近4倍,而房价更是上涨了5倍左右,居民水价涨1倍,粮食价格仅仅增长涨40%。依据经济规律,粮食价格增速应该高于住房价格增速,但是,中国的实际情况是,粮食价格被人为扭曲。从目前粮食走私情况来看,一吨粮食走私到境外至少盈利3000元,而这个钱应该属于农民却没有拿到[2]。

粮食价格之于农业生产资料、之于其他大宗商品价格的严重倒挂,是造成农民无心种地,粮食增产无明显之效果的根本原因。与改革开放第二个10年(1989—1998年)相比,在第三个10年间(1999—2008年),我国粮食生产总量虽然有些微增长,但就人均粮食占有量而言,则不增反降——1989—1998年10年间,我国粮食人均占有量超390公斤的年份有4年(分别为1990年、1996年、1997年和1998年),而在1999—2008年,我国粮食人均占有量超390公斤的年份仅有2年(1999年和2008年)。而由1996年创下的412公斤的人均粮食占有量,至今仍未能突破。而此“不增反降” 局面的出现,直接导致了我国由粮食出口大国向进口大国的转变,近年来,我国农产品(以粮食为主)进出口逆差更呈历年加大之势——2009年,我国农产品进出口总额为913亿美元,其中贸易逆差为129亿美元,连续6年呈逆差走势。而即将走完的2010年,我国更有望创下粮食进出口贸易逆差的历史新高。

其实,本轮农产品价格上涨有它的必然性和合理性,在抛开种种外因的触发之外,其实更多的是对粮食价格长期严重低估的补涨。而如果我们此番对之调控过猛,则极可能在解近忧的同时,再度磋伤农民本已受伤的积极性,给未来粮食安全埋下远患,更为未来粮食价格的强烈反弹创下条件。因为不恰当的价格管制

有一个相当明显的副作用:它违背经济规律,人为扭曲了价值规律和市场调节关系,使市场的自主、自动调节功能部分失效,从而使每一次价格干预都成为价格反弹的伏笔和前兆。就以当前的农产品涨价为例。国内农产品价格一直处于世界上的价格洼地,等于是用低收入的农民补贴高收入的城市居民,导致农民种粮、种菜的积极性一直不是很高。如果的确是种子、化肥、农药、劳动力价格和土地价格在提高,而农产品价格却得不到相应提高,那么它势必进一步挫伤农民的积极性[3],导致农产品生产的进一步萎缩,不仅为下一轮涨价打下伏笔,严重时甚至有可能危及国内粮食安全。因此,我们认为,只要农业资料价格、能源矿产价格、公用事业价格升涨的局面得不到改观,只要制约农产品生产的种种体制性因素得不到根本改变,那么,农产品价格在未来仍将持续上涨,直至工农产品比价恢复正常。

三、农业的比较利益下降:2010年对广大农民来说,显然是一个格外值得庆贺的一年,年初,他们迎来了历年之最的8000多亿元支农资金;年末,盘点全年虽未“多收三、五斗”,但高涨的农产品却实实在在为他们的每亩耕地“多赚了三、五百”。但农民大幅增收显然不能持续,一方面系列调控政策瞬间加大了力度,今年末至下一年度的一定期限内,农产品价格的小幅回落已成定势;另一方面以钾肥为龙头的农业生产资料的涨幅后来居上,与上半年相比,平均上涨近40% 。农产品价格居高回落,生产成本追涨上升,期望粮价以持续增收已然不易,指望蔬菜水果等其他农作物增收亦为困难,虽然,“蒜你狠” 、“姜你军” 、“苹什么” 、“糖高宗” 、“豆你玩”等网络热词已入人心,但其同样难以经受政策调控和农资价格追涨的压力。

实际上,我国农业产业链利益分配的现实,亦是农民难富裕的原因之一,“一流建通道,二流做加工,三流忙生产”,是我国农业整体产业链的真实图景。从中,我们可以看到农民在农业产业链组成中的弱势。虽然,“贸易—加工—生产”

利益分配的主次顺序,各国皆然。但“7:2:1”的分配权重,却昭示着生产环节在我国农业产业链中的严重弱化。

农产品的大幅涨价,并未能给农产品的生产者(农民)带来相应的收益,亦未能缓解农业发展现状的日趋严重。事实上,如果我们跳出事物因果的点线思维,在一个相对长远的时间里,来考量“农产品价格上涨与农民增收”的关系,你就会发现,事情远没有你想像的那么简单,“农产品涨价”与“农民增收”两者之间的相互作用力并不明显。在农产品高幅上涨的2006-2010年这五年,我国农产品价格累计涨幅30%左右,但同期,我国城乡收入差距,却由2006年3.28:1上升到2009年的3.33:1,2010年差距更将扩大至3.35:1[2]。当然,此种“利益倒挂”现象的产生,我们完全可以解释为:改革开放32年来,国家财政对于城市大规模基础建设以及城市居民福利的更多倾斜;以及近10年来,大规模城市化运动给城市居民资产(机会)所带来的增值效应。而与城市居民相比,农民在这两个过程中所获甚微。农产品价格上涨,生产经营成本的增加是主要原因。2010年国内农用柴油、农用地膜和农药等农资价格均有不同程度上涨,生产、流通环节人工成本更是明显增加。在农业从自给自足为主转向商品化现代农业的过程中,农业核算发生了历史性变革,促使“劳动力成本”概念的出现。过去农民不把自己干活时付出的劳动看作成本,但是打工后越来越认为自己的劳动是值钱的,因此播种、施肥、除虫、采摘等都要雇工,劳动力成本成为推动农产品价格持续走高的重要推手。

因此,需要我们从务实的微观角度着手,加大对“农超对接”的支持力度,减少流通环节溢价,增加农业生产环节的收益;也应加大农业科技项目的支持力度,加强农业生物种源开发;更需要加大金融创新,优化金融在农业生产环节的资金融通、资源整合和价值增值的功能。同时我们更应改变既往之经济发展模式,

从发展理念上给予农民更多公平之地位,加大其政策性倾斜,这种倾斜,不但与以往支农政策作纵向比,更要与城市居民的既得利益和现行政策作横向比。

四、耕地持续减少:有田才有粮,无田则无粮。农产品稳定供给的任务越来越艰巨。随着人口增长和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今后每年中国粮食消费还要增加50亿公斤左右,非粮食食物的需求也会不断增长,食物消费需求呈刚性增长。但由于粮食生产必需的耕地和水资源数量难以增加,稳步提高粮食综合生产能力的难度越来越大,粮食和农产品供给始终面临着严峻挑战和巨大压力。耕地资源急剧流失,最大的影响就是使我国由于人口迅速增长,而日益突出的人地矛盾更是雪上加霜。尽管我国基本农田(俗称保命田)仍保持在1.07亿公顷的警戒线以上,但已离临界点很近。随着我国进入加快推进城巿化建设的新阶段,今后因建设占用、生态退耕、农业结构调整和灾害损毁等原因还将不可避免地减少耕地[3],这几年的投资拉动经济的增长模式,在建设高速公路、高速铁路、机场码头、住宅等基础设施方面,占用了大量的耕地,具体是多少,官方也没有给出一个准确数据,而占用耕地面积之大是有目共睹,在我老家的浙江A县,全县年报水稻栽培面积10多万亩,其实最多5万亩。除了西部,我们从鱼米之乡的长三角、珠三角,到中部地区、华北平原、东北粮仓,耕地减少的状态令人吃惊。遍布2200多个县城的大拆迁和整个圈地运动,城市无限制地外延扩展,盲目开发建设,占有了大量耕地。如富饶的珠江三角洲,面积仅有1.1万平方千米,而城镇规划面积就已达到9500平方千米,占土地面积的86.4%。部分单位和企业宽打宽用,征而不用,浪费土地,肆意毁坏良田的情况到处可见。特别是近年来,在“做路热” 、“开发区热”、“加工区热”、“旅游区热”、“乡镇企业热”和“房地产热”中,一些地方出现了多占少用、占而不用、闲置撂荒的现象,造成了耕地资源的严重浪费;一些地方在调整生产结构中,有盲目占用耕地现象,致使基本农田减少。在耕地上乱建窑、建房、建坟、取土或采矿等非农占地现象,也没

有得到有效遏制,对农业生产破坏的严重程度,旷古未见,怵目惊心。这一切都表明,耕地(肥沃良田)不是一般的减少,农产品生产基础严重毁坏,令人忧虑的是,尽管采取了各种措施,违法用地数量仍较大。人口持续增加、耕地减少的趋势,对未来我国的粮食安全和可持续发展形成了潜在的巨大威胁。快速的城市化导致耕地持续减少,使农产品生产受到影响,有可能导致农产品短缺,农产品价格将不可避免的发生大幅上涨,在通货膨胀越来越严重的情况下,城市居民恐怕要面临长期吃饭难,要准备过几年苦日子,农产品低价格时代将不会再来。

五、调控难持续:城乡之间、居民与农民之间总似有一种天然不可调和的矛盾存在,这从明清现代商业萌芽有所谓现代城市起即已存在,新中国成立以来亦是如此。此种观感,并非全无实据。以农产品价格上涨为例,其于居民来说是生活成本的增加,其于农民来说却是收入的提高;再以概念更为宽泛的整体社会发展而论,经济发展似乎必以农民利益受损为支撑,而社会稳定则又以反哺三农(农民占低收入群体的绝大多数)为基础。事实上,对于从百余年积贫积弱历史中走出的新中国而言,在其发展初期,通过对农产品相对价格的相对低估、对农村利益向城市的输送,以便在尽短期限内,集中力量实现工业、科技和国防的跨越发展,实并无可非之处。且在这个过程中,通过对城市化扩容的实现,也为农民提供就业转移的通道,分流我国明显过剩的务农人口,亦是适合我国国情的必然选择。“农业反哺工业,农村支持城市”的发展模式和发展过程,不仅我国,纵观世界的传统农业国向现代工业国转变的任何一国而言,在发展初期几乎均是如此,18世纪60年代的欧洲工业革命,19世纪初美国现代工业的快速推进, 20世纪60年代亚洲四小龙经济的腾飞„

理解这一点,我们就不至于在讨论调控农产品价格、国民收入分配等问题上,陷入种种情绪化纷争之中。而新中国成立以来的调控,亦是遵循此种逻辑展开的。以改革开放至今的七次重大调控为例,无论是1984—1985年、1988—1989、

1993—1994、2005年、2007—2008年、2010年六次反通胀,还是1998—2002年一次反通缩;无论其措施是货币政策、财政政策,还是两者并举;在给整体经济发展带来缓冲、持续的同时,均加大了工农产品价格的差距。而在这种过程中,城乡收入差距在经过去1989拉高短暂回调后,基本呈持续扩大趋势。但在我们在肯定调控“反通胀、反通缩”之于经济健康发展作用时,必须正确认识到,“农业反哺工业,农村支持城市”,应是满足经济发展的“阶段性手段”,而非“长期性目的” [2]。

自2004年起全国范围内实施了农业税费减免、并在其后逐年大幅增加了支农资金,但桎梏于地方本位主义及GDP政绩观的惯性,其结果却收益甚微,各地通过“新圈地运动” ,对农民宅基地、耕地的低价占有后,再高价改变其用途,对农村金融单向支取的加大等等,不但没有改变城乡二元结构性难题,城乡收入差距反而有逐年加大之趋势。这种“手段和目的”的混淆,在本轮农产品价格调控潮中,亦可见端倪:11月20日,由国务院办公厅发布的《国务院关于稳定消费价格总水平保障群众基本生活的通知》中深切感受。在全部16项调控措施中,有10项与农产品(粮食)价格直接相关。而其中第10项“规范农产品经营和深加工秩序”和第11项“加强农产品期货和电子交易市场监管”,虽本着“规范”和“监管”之精神,但实质却有强制之嫌疑,第10项暗含减少收购主体、淡化市场竞争之意;第11项则明示为打击游资炒作,将通过调整期货(远期)交易的保证金、涨跌停比例等手段,直接干预农产品(粮食)的价格,其实,在全球主粮品种之间、期货交易所之间联动性极强的今天,“炒作” 粮食市场起码需要千亿美元以上的能量,游资根本无力为之,故此“炒作” 之名实难成立。 “逢物价高涨先拿粮价说事,遇发展之困必让农民让利”,这已成为历次调控的惯性思维。但是,在我们打压粮食价格以解民生之困时,可曾想到,我国低

收入群体的绝大多数是由农民所组成。从这个角度看,对粮食价格过分调控,不但难以起到解民生之难的效果,反而更易拉大本已悬殊的贫富差距。

六、前景期盼:党的十七届三中全会《决定》用“三个仍然、三个最”集中概括了新形势下推进农村发展的重要性和紧迫性。“农业基础仍然薄弱,最需要加强;农村发展仍然滞后,最需要扶持;农民增收仍然困难,最需要加快” [4]。 国家主席胡锦涛在第十七届五中全会上提倡将包容性增长加入“十二五”规划内,分析中国经济过去30年增长的特点,收入差距扩大的原因和所带来的问题及挑战。“实现包容性增长,让经济发展成果惠及惠及所有人群,在可持续发展中实现经济社会协调发展。着力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提高经济发展质量,增加社会财富,不断为全体人民逐步过上富裕生活创造物质基础;坚持社会公平正义,着力促进人人平等获得发展机会,不断消除人民参与经济发展、分享经济发展成果方面的障碍;坚持以人为本,着力保障和改善民生,努力做到发展为了人民、发展依靠人民、发展成果由人民共享”。

综上所述,政府直接管制农产品价格是个不折不扣的大笑话:不依法办事,无法无天,是笑话一;违背经济规律,人为扭曲了价值规律和市场调节关系,使市场的自主、自动调节功能部分失效,从而使每一次价格干预都成为价格反弹的伏笔和前兆。是笑话二;支持管制的学者和民众太弱智,会挫伤农产品生产者的积极性,从而为下一轮涨价打下伏笔,是笑话三。因此,为中国和中国民众的长远利益计,对农产品价格的管制只是在高工资、高福利、高保障没有到位时迫不得已的临时举措,切不可将其视为“正道”,不思更新、更公平合理的制度改进。

参考文献:

[1]丁敏来.提高农民种粮积极性的几点建议[M/OL].中国乡村发现网,2010-8-30.

[2] 杨国英. 2020年,我们吃什么?——粮食危机会在中国发生吗?[M/OL] 草根首页网.2010.11.16 ,2010.11.27

[3]柯炳生.重农政策是粮食连续增产的关键[M/OL]. 中国社会科学院农村发展研究所网.2010.11.11 .

[4]《中共中央关于推进农村改革发展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M/OL].中国新闻网.2008 .10.19.

作者简介:丁敏来(1989- ),男,浙江缙云人,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大三学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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