冰心_林徽因创作心境比较论_对福建女作家的一种研究

冰心、林徽因创作心境比较论———对福建女作家的一种研究

□钱少武

摘

要：冰心与林徽因的诗歌都映射出诗人丰富情绪体验中对心灵清静的追求以及这种追求实现后诗

人清静、和谐的内心世界，尽管这种相似中又有着很大的差异。这与传统文化的影响有关，也与她们个体的选择密不可分。这两个主题在两人诗歌中不断地交替出现，潜在地构筑起她们立体的情感形象。

关键词：林徽因；冰心；诗歌；清静中图分类号：I206．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1－8402(2010)07－0084－04

现代文学中两位著名的女诗人冰心和林徽因似乎有许多相似之处：同为福建籍，同属才女型诗人，都有贯通中西的知识素养，而且所作之诗一样的清新隽永。不仅如此，两人诗歌都映衬出诗人心灵世界波动中的清静追求，以及这一追求实现后的美妙感受，不过，如果细细品味，我们不难发现两人的这种相似中又有着很大的差异。

一

林徽因的诗绝大多数都是抒情诗。其中有不少都涉及情爱。她先后与两位异性剪不断理还乱的情感纠葛对她的创作产生了很大的影响，［1］这种影响甚至贯穿于她所有的抒情诗中。从她的诗中不难看出，其情感世界与现世行为选择存在着极大的悖离。她对此也有着清醒的认知———她一方面珍视内心的这种情感，一方面又时时警惕不使它转化为与之相谐和的行动。躁动与压抑的结果让她感受到极大的痛苦。冰心的诗则几乎都蕴涵了或浓或淡的哲理意味，而与林徽因诗中的男女之情相隔甚远。她的诗绝大多数都显示出一个涉世未深的年轻女性对自然、社会、人生等的丰富而深刻的感受与思考，始终闪现着一个智者片断思

想的火花，但即便如此，她的诗中也难掩诗人内心的烦乱、孤寂与忧伤。无论是冰心还是林徽因，在创作中都能够通过其作为诗人的“控制力”，不仅超越了情绪波动所产生的压力，获得了心理的平衡，而且利用了她们“已形成的某种痛苦”，［2］创作出优美的诗篇。具言之，林徽因的一些诗作在描绘心灵躁动的同时也传达了她对清静、和谐心境的向往，而冰心则将烦乱的心境提升为富于哲理思考的同时也表达了她对心灵清静的追求。正是在这一点上，两人的诗真正呈现出潜在的一致性。

林徽因情感的波澜既源自过去，也来自当下。诗人立足于现在时态，细细品味那伤感而温馨的逝去场景：“那一晚我的船推出了河心，/澄蓝的天上托着密密的星。/那一晚你的手牵着我的手，/迷惘的星夜封锁起重愁。/那一晚你和我分定了方向，/两人各认取个生活的模样。”对林徽因来说，生活的现实虽不是完满无缺，可绝不至于让她心烦难耐。然而，当往事浮现，那刻骨铭心的“曾经”刹那间就会让她现实的人生蒙上阴影：“/到如今我的船仍然在海面飘，/细弱的桅杆常在风涛里摇。/到如今太阳只在我背后徘徊，/层层的阴影留守在我周围。”过往的甜蜜和遗憾让现实变形，而变了形

作者简介：钱少武（1969-），男，河南信阳人，广东韶关学院文学院副教授，文学博士，主要从事中国现当代文学教学与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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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现实又加重她对往事的留恋：“到如今我还记着那一晚的天，星光、眼泪、白茫茫的江边！到如今我还想念你岸上的耕种：红花儿黄花儿朵朵的生动。”（《那一晚》）如果说这首诗写的是诗人与现实相连的记忆之痛，《深夜里听到乐声》则写出了诗人和记忆相承的现实之痛：“这一定又是你的手指，/轻弹着，/在这深夜，稠密的悲思。……/一声听从我心底穿过，/忒凄凉/我懂得，但我怎能应和？……/除非在梦里有这么一天，/你和我/同来攀动那根希望的弦。”无论哪一种痛楚，都来自诗人对现实诸多因素无奈认同之下心灵的躁动，交织着作者理智与情感的激烈冲突。由于林徽因对生命中的某类情感欲说还休，欲弃想留，常常处于取舍两难的境地中。她在《写给我的大姊》一诗中清楚地表明了这一点：“你原谅我有一堆心绪上的闪躲，/黄昏时承认的，否认等不到天明；/有些话自己也还不曾说透，/他人的了解是来自直觉的会心。”

冰心的诗同样记录了她心灵的起伏波动：“我的心，/孤舟似的，/穿过了起伏不定的时间的海。”（《繁星·一九》）冰心写诗从不“劳纸笔去寻情绪”，她的诗歌是她“情绪”涌来时“不得不写”的结果。［3］这些引发她心灵波动的情绪，有诗人对朋友的歉意，对现实的失望，对母亲、故乡的极度思念。如：“母亲，倘若你梦中看见一只很小的白船儿，/不要惊讶它无端入梦。/这是你至爱的女儿含着泪叠的，/万水千山，求它载着她的爱和悲哀归去”（《纸船———寄母亲》）；还有诗人对自身虚度光阴的嗟叹、对烦闷心理的体验、对自我的清醒认知，等等。如：“夜正长呢!/能下些雨儿也好。/窗外果然滴沥了———/数着雨声罢!/只依旧是烦郁么？”（《春水·一○九》）冰心虽然认为心灵只有在“为着宇宙，/为着众生”（《春水·一六》）时产生烦乱情绪才有价值和意义，但她仍然难以控制她心灵的波动。可以说，冰心是一方面体验着心灵的波动情绪，一方面又极力反抗这情绪。她试图用其深刻有力的思想作为自己指路的“南针”（《繁星·一○九》），去疏解、战胜这“温柔的”“烦闷”（《繁星·一一○》），同时又认为“烦闷”是成人个体必然拥有，而难以用理性战胜的。（《繁星·五八》）在这种情况下，困惑的冰心真诚地发出了自己的疑问：“我的心呵!/是你驱使我呢，/还是我驱使你？”（《繁星·九三》）为此，冰心非常渴望自己的心灵能达到一种宁静祥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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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由状态，因为“心灵”只有“在寂静中”之中，其灯火才会常明（《繁星·二三》），从而使主体发挥出思想和创造的最大潜能，“在任何环境里，都能建立了更深徽的世界。”（《繁星·五七》）

可见，无论是冰心还是林徽因，她们的诗歌对应的都是她们真实的情感，都传达出诗人丰富情绪跌宕起伏中对静的向往与追寻。虽然冰心所希望拥有的心灵之静是一种安静、平和的心理状态，林徽因所向往的虽有冰心似的心灵宁静，不过更多的是忘怀物我、超然于世俗之外的心灵的清净。正是由于这一原因，在两人的诗歌中，多次出现了“静”或以“静”为核心意义的词汇或短语。如林徽因诗中出现的：“静”（《城楼上》）、“宁静”（《展缓》）、“沉静”（《仍然》）、“静寂”（《中夜钟声》）、“静定”（《除夕看花》）、“静幽”（《红叶里的信念》）、“一掬静”（《静院》），等等。冰心诗中出现的：“寂静”（《繁星·二三》）、“冷静”（《繁星·五七》）、“安静”（《繁星·八九》）“宁静”（《春水·五九》）、“静默”（《春水·九八》）“严静”（《春水·一四九》）等等。林徽因、冰心两人都偏爱传统，她们之所以对“静”的环境特别是心境情有独衷，应该说与传统文化的影响有很大关系，当然也与她们个体的选择密不可分。中国古代无论是在创作中还是在创作主体的人生修养中都非常重视“静”：“在文艺创作中，不论是道家、儒家、佛家”，都要求艺术家要拥有“虚静的精神状态”，［4］而在现实生活中，唐代以来的文人学士从庄子及唐初兴起的佛教禅宗所推崇的“虚静”、“清净”心灵中看到了在纷纭世事中求得并保持心灵的清静对于个体修身养性的巨大实用价值，因而特别注重个体人生“静”的修养。冰心认为文学家的生活应当“偏于静”，“要少和社会有纷繁的交际”，因为“常常征逐于热闹场中”，会“纷扰他的脑筋”。［5］还认为文学家的造就“和家庭里的空气也很有关系。文学家生在清静和美的家庭，他的脑筋永远是温美平淡的，不至于受什么重大的刺激扰乱，使他的心思有所偏倚。自然在他的艺术上，要添上多少的‘真’和‘美’。”［6］林徽因不仅理智上认同“静”的人生修养，而且由于情感的躁动不宁对达至这种人生境界更是心向神往。虽然林徽因特别看重内心的躁动情感并对之进行生命体验：“反正我的主义是生活，没有情感的生活简直是死！生活必须体验丰富的情感”，但同时她又为自己的“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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间和精力，因为情绪的盘旋而耗废去”感到“可惜”和“烦恼”，［7］因而她非常希望能获取并拥有一种忘怀物我、恬淡宁静的超然心境。

二

冰心和林徽因的许多诗作都书写了主体与自然界相契相融中闲静淡雅的心境，并且都呈现出清幽淡远的艺术氛围。冰心喜爱沉醉于自然之中，因为“自然的美，是普遍的，是永久的”，所以“文学家要常和自然静对，也常以乐器画具等等怡情淑性的物品，作他的伴侣。这样，他的作品里，便满含着可爱的天籁人籁”。［8］林徽因对纯净清新、洋溢着生命律动的原真自然更是充满了欣悦之情，一旦完全投身于自然的怀抱，其苦苦追寻的心灵清净便会成为现实。虽然如此，两人借自然书写心境的诗还是有很大的不同：冰心的诗凸显的是心情平静中主体自我的感受，林徽因的诗则描绘了她忘却尘俗的心灵的空净。如冰心的《春水·一六八》：“朦胧的月下———/长廓静院里。/不是清磬破了岑寂，/便落花的声音，/也听得见了。”诗人借落花之声衬托静院之静，实则是为了凸显诗人安闲的心境。

林徽因的《山中一个夏夜》，通过对“静”和“夜”的写意化抒写，不仅凸显出静夜中万象各抒其性的安适、自在，更描画出一幅清净心灵映射出的令人悠然意远的纯净世界，从而使整首诗显得神韵淡远，境界空灵：“对山闪着只一盏灯———两盏/象夜的眼，夜的眼在看！/满山的风全蹑着脚/象是走路一样；/躲过了各处的枝叶/各处的草，不响。/单是流水，不断的在山谷上/石头的心，石头的口在唱。/……均匀的一片静，罩下/象张软垂的幔帐。/……幽馥的虔诚在无声里布漫。”此外，冰心的有些诗中自然往往只是衬托她心境的背景，它们也因此被涂上了或哀或乐的情绪色调，而与诗人心情的宁静毫无瓜葛：“独坐———/山下湿云起了，/更隔院断续的清磬。/这样黄昏，/这般微雨，/只做就些儿惆怅！”（《繁星·一五○》）林徽因诗中的自然往往具有象征、暗示意味，对应着她丰富情绪的波动或静寂。

除自然外，冰心的诗歌至少还从工作、上帝、母亲等几个层面刻画了主体心灵所拥的平静的情感体验，而林徽因则更多地通过营造颇具禅意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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艺术境界来展示她闲适旷达、静谧超然的空灵心境。

相较于同时代的其他女诗人，冰心算得上一个思想型的诗人。虽然她的思想始终同她个体的生命体验有很强的联系。她一面体验着生命中的烦乱情绪，一面又结合自我的感悟对这情绪进行理性的分析：“寂寞增加郁闷，/忙碌铲除烦恼———/我的朋友!/快乐在不停的工作里!”（《春水·

七六》）对冰心而言，工作可以去除烦恼，带来快乐，不过沉醉于上帝的爱的光芒，更可使她感到内心温馨而充实。“上帝呵!/即或是天阴阴地，/人寂寂地，/只要有一个灵魂/守着你严静的清夜，/寂寞的悲哀，/便从宇宙中消灭了。”（《春水·一四九》）早年的冰心深受基督博爱思想的影响，这使她在许多诗中都书写了她这方面的生命感悟与体验。“……/四无人声，/严静的天空下，/我深深叩拜———/万能的上帝!/求你丝丝的织了明月的光辉，/作我智慧的衣裳，/庄严的冠冕，/我要穿着他，/温柔地沉静地酬应众生。/烦恼和困难，/在你的恩光中，/一齐抛弃；/……”（《晚祷(一)》）虽然对基督的真诚信仰可以“融化”冰心“陈结的心泉”（《繁星·一五三》），然而在更多情况下，真正给冰心内心带来宁静、充实和温暖的，恐怕还是她反复歌吟的家的温暖和母爱的光辉。“‘家’是什么，/我不知道；/但烦闷———忧愁/都在此中融化消灭。”（《繁星·一一四》）而和“家”紧密相连的母爱更是被冰心赋予了至高的地位:“造物者———/倘若在永久的生命中/只容有一极乐的应许。/我要至诚地求着：/‘我在母亲的怀里，/母亲在小舟里，/小舟在月明的大海里。’”（《春水·一○五》）母爱不仅高居于冰心祈盼的理想世界的核心，带给诗人生活的动力和前进的力量，还是诗人快乐、幸祸的真正源泉和心灵得以安顿的永远的港湾。“寥廓的黄昏，/何处着一个彷徨的我？/母亲呵！/我只要归依你，/心外的湖山，/容我抛弃罢!”（《春水·

九七》）林徽因的许多诗书写了她忘却尘俗、闲静淡雅的心境，它们虽是现代诗，却也颇具禅意。《昼梦》这首诗中，诗人将不可言喻的刹那情绪表现得极具禅意。那“无从追踪的情绪/开了花；/四下里香深，/低覆着禅寂，/间或游丝似的摇移，/悠忽一重影”。在这种超尘绝念的境界中，诗人的诗心已似禅心，从而在不经意间获取了一个不同寻常的世

界，这是物我一体、清静自然、万物任运的美好世界。尽管作为现代诗人的林徽因很难说有在诗篇中营造禅意的自觉意识，但她深厚的古典诗学修养，独特的情感体验以及她对心灵清静的向往与追寻都使她无意中接近禅道。在中国，禅和诗本来就有着不解之缘。这主要因为两者都重视直觉，追求言外之意和清静幽远的境界。古人不仅以禅喻诗，而且引禅入诗，因此出现了大量含有禅境、禅趣、禅思、禅悦等佛禅文化色素的诗歌。林徽因对禅与诗的关系及古人相关的创作思想不仅有着很深的认知而且极为认同。她的《灵感》一诗就描绘了灵感袭来时主体如花如梦的美妙体验与参禅者进入禅境后的直觉感受两者之间的逼似：“是你，是花，是梦，打这儿过，/此刻像风在摇动着我；……

/留下檀香，木鱼，合掌/在神龛前，在蒲团上，/楼外

又楼外，幻想彩霞却缀成/凤凰栏杆，挂起了塔顶上

灯！”事实上，林徽因许多表现其清幽淡雅心境的诗作所营造的氛围都蕴涵了或浓或淡清闲安适的佛禅意味。这与她特别擅长在诗篇中构建空灵而意远的意境有很大关系。林徽因通过与大自然水乳交融的直觉体验来构筑诗歌难以言传的意境之美。它们既直接映射了抒情主体入禅般的清净、和谐的内心世界，又深深渗透了佛旨禅趣。如她的诗《藤花前———独过静心斋》。“紫藤花开了/轻轻的放着香，/没有人知道……/楼不管，曲廊不做声，/蓝天里白云行去，/池子一脉静；/水面散着浮萍，/水底下挂着倒影。/紫藤花开了/没有人知道！/蓝天里白云行走，/小院，/无意中我走到花前。/轻香，风吹过/花心，/风吹过我，———望着无语，紫色点。”诗中构筑了一个万象自然、远离人为的禅意葱郁的世界。“我”寄兴自然，随遇而安，内心清净而充实。林徽因虽在与她向往的人生境界相契相谐的诗歌中从不直接谈禅论道，但其笔墨之中却完美诠释了动静相谐、色香味俱全的造化布施的本色世界。

结

语

作为20世纪中国寥若晨星的两位杰出女诗人，冰心和林徽因诗篇中虽有追求清静心灵而建构清幽意远的意境或歌咏上帝之爱的艺术和现实追求，但其本人与古代禅意诗文人或国外宗教诗人还是有很大区别。林徽因毕竟是受过良好西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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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的现代诗人，她的诗虽有“东方传统的情绪”（林徽因：《窗子以外》），但同时还有更多的现代意识和现代情感。冰心的诗虽蕴涵了基督爱的福音，但她毕竟是有着深厚传统和现代文化修养的中国诗人。因此，两人的诗歌无论从哪方面看，都属于真正的中国现代诗歌。但同时，它们又都体现出超越时代话语主宰的独立美学品格。冰心和林徽因的诗篇虽多创作于激荡着“五四”风云的二十年代初期和民族、社会矛盾异常尖锐的三十年代，但其中表现更多的却是对生命个体的关注———冰心多次在诗篇中强调自己只是一个受思潮驱使的弱者，难以承担时代赋予的重任，林徽因的诗歌更是很少涉及时代内涵。但她们对其自身富有修养的心灵的波动与清静所作出的清新细腻的描绘，在或隐或显袒露出创作主体真实心声的同时，也显示出情感的深度、强度及其所内蕴的丰富文化意味。此外，她们对清静闲适心境的书写，不是对现实和情感的逃避，而是她们超越其曾反复咀嚼、品味的情感后心灵所呈现的另一种境界。它们与表现诗人波动心灵的诗歌，共同映射出诗人心灵世界的真实的两面：波动与清静。这两者在两人诗歌中不断地交替出现，更是潜在地构筑起两位诗人立体的情感形象。

注释：

［1］蓝棣之：《作为修辞的抒情———林徽因的文学成就与文学史地位》，《清华大学学报》（哲社版）2005年第2期。

［2］［美］罗伯特·N·威尔逊：《艺术家的人格》，见周宪译：《艺术的心理世界》，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

244页。

［3］《冰心全集》第二卷，海峡文艺出版社1994年版，第

7页。

［4］张少康：《中国古代文学创作论》，北京大学出版社

1983年版，第14、15页。

［5］［6］《冰心全集》第一卷，海峡文艺出版社1994年版，第150，149页。

［7］林徽因：《八月的忧愁》，京华出版社2006年版，第

288、289页。

［8］《冰心全集》第一卷，海峡文艺出版社1994年版，第

150页。

(作者单位：韶关学院文学院，广东韶关512005)

(责任编辑：陈建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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