写下这个题目，我眼圈湿漉了。送给孩子一支歌，这么一句话，起码在我心里念叨了20xx年。
孩子们没有自己的歌唱，这已经是不需要争辩的话题了。有时听幼儿园的孩子们唱“哥哥在岸上走……”之类的流行曲，真是心如刀割。于是一直翘首盼望能有一支诸如《让我们荡起双浆》那样影响和陶冶了几代人的好儿童歌曲出现。但终于不得不无奈地承认：我失望了。
我当过学生，也当过教师。我深深地敬爱自己的老师，热爱自己的学生。1981年，我因为一首诗引起许多无法接受的非议，我垂头丧气地回到母校，年迈多病的任鑫平老校长专门在自己家收拾出一间房，叫我住在家里。还办了一桌丰盛的家宴，把当年教过我的几位老师请来为我接风。席间，老校长举起酒杯动情地说：
“我教了一辈子书，今天文福回来了，我是总也看不够。我为自己有一个当诗人的学生而更加热爱自己从事的事业。我知道文福惹了不小的是非。写诗惹是非，这不要紧，正视、改正就是了。惹是非有时是有作为的一种表现。学生在外面受了冤枉气，人前抬不起头来。回到自己老师身边，这里谁不晓得当年他讲公开课时还穿着他母亲的大围腰裤子?叫我也冷眼看他，我做不到……”
我教过一年多小学，把一个班从四年级带到五年级，35年过去了，我几乎还能记得全班学生的名字和他们当年的座位。去年回故乡，我的已经40多岁的学生们从各地赶来看我，围坐在当年的班主任身边，我竟觉得他们还是孩子。
当我对别人的期望流产之后，便开始耕耘自己。我把自己当学生和当教师的种种感受反复体味，希望能写出一首好歌词来。但几经努力也不理想。这期间听到了一首歌颂教师的好歌《我就长成了你》，词曲均上佳，感人至深，只惜乎孩子们不能唱。
刘炽老人在世时，有一次闲谈，无意中便说到了《让我们荡起双桨》。我说：
“刘老，我细读您的作品，总有一种并非音乐家的某种特质在旋律之中，在看似平常的旋律里显示而且是充分显示奇特和深刻。但我把握不准，到底是什么特质。”
刘老当时很高兴，说：“到底是诗人，这问题提得非常深刻。”说着激动地拍着胸脯：“文福，我的歌为什么写得好?只有文学人，只有诗人才品得出其中三味。这是一个秘密，别人写歌是用音乐写，我写歌是用文学写。我其实是个文学家。”
我幡然顿悟。
用文学写音乐，这与用音乐写文学尤其是用音乐写诗是一脉相承的。
假如我的诗与人有什么不同，其中有一个因素就是我爱音乐，懂音乐。
回头看自己以前写的歌曲，何尝不是用文学在写音乐呢?只不过未被音乐家一语道破而徘徊于本能和盲目。我不是专门作曲家，但我学生时代就谱过《唱支山歌给党听》，还得到音乐老师的好评。多年来我总爱把自己偏爱的小诗烂熟于心之后，谱成曲，供自己独自欣赏。
但为孩子们写支歌的夙愿一直耿耿于心而未得。上四年级的女儿每每在家唱学会的新歌，听起来简直像割耳朵似地难受。歌曲作者们给人的感觉简直是怎么难受怎么写。听得多了，终于找出其通病：作者们总是希图通过一支歌教育孩子们懂得某一个道理，大概就是“寓教于乐”吧。其实，这是一种错误理解，反而因急功近利而欲速不达。教育是一个长期熏陶过程，要按孩子们的感觉去写歌，而不可把大人的主题强加给孩子。
孩子们无歌可唱，便自己创作。我们院子里孩子们丰富多彩的拍手儿歌真是不知有多新奇和美丽。
前天中午吃罢饭，孩子依在她妈妈怀里看故事书。爱人看了看钟，拍了拍她的肩说：“该上学了。”孩子才十分不情愿地起来准备上学。这个细节被我看在了眼里，我立时得了极为可贵的两句歌词：
离开妈妈温暖的怀抱，
走进我亲爱的学校。
多年的愿望和积蓄立时沿着这思绪的通道喷泻而出!我一口气连词带曲写完了《老师，您好》。下午接孩子时，我们在自行车上你一句我一句地试唱，待回家孩子就学会了第一段。
我不知道这支歌到底是好还是不好，只知道这是我盼望多年未果而终于一气得之的歌。我当然希望它好，希望它为孩子们接受。倘是如我所愿，我就把它当作一份在我是珍贵的礼物送给所有的孩子——和我的孩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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